《孟子开讲》（全三册）

《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儒家经典“四书”，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读元典。
《孟子开讲》是鲍鹏山教授继《论语导读》《大学中庸导读》《道德经导读》之后，出版的又一部对传统经典做现代解读的新著。
开篇《导言》，论述孟子思想中的中国文化重大命题及其逻辑关联；全本十四卷，每卷由原文、今译、注释、开讲四个部分组成：原文精校，今译畅达，注释精审，开讲通透，一气贯注。篇后为读者列出成语及相关章节链接；卷后附录《孟子的编撰与成书》，为读者延伸专业知识点。
开讲部分是本书最大特色，明明是说古典文本，偏讲得明白如话；明明在讲古圣先贤，偏又说得他如活当下。对传统经典做现代价值的阐发，是本书的显著价值，也是作者阐释传统经典的出发点，更是一个学者价值的极大体现。

鲍鹏山
文学博士、作家、学者。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团中央“国学之声”教育联盟副主席，2015、2016年曲阜祭孔大典中央电视台直播间特邀解说嘉宾，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海电视台《东方大讲坛》、上海教育电视台《世纪大讲坛》、山东卫视《新杏坛》等栏目主讲嘉宾。浦江学堂、花时间读书社创办人。出版有《风流去》《中国人的心灵》《孔子传》《寂寞圣哲》、“水浒系列”之《鲍鹏山品水浒》《鲍鹏山新批水浒传》《江湖不远》、“孔子三来”系列之《孔子如来》《孔子归来》《孔子原来》、“经典导读系列”之《论语导读》《大学中庸导读》《道德经导读》《孟子开讲》等著作三十多部。《光明日报》《中国周刊》《儒风大家》《美文》《寻根》《走进孔子》《中学生阅读》（高中版）等多家杂志的专栏作者，作品被选入多种文集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2016年被评为“感动上海”年度十大人物。

001 例言
003 导言
001 卷一　梁惠王上（凡七章）
043 卷二　梁惠王下（凡十六章）
125 卷三　公孙丑上（凡九章）
181 卷四　公孙丑下（凡十四章）
247 卷五　滕文公上（凡五章）
287 卷六　滕文公下（凡十章）
341 卷七　离娄上（凡二十八章）
427 卷八　离娄下（凡三十三章）
527 卷九　万章上（凡九章）
579 卷十　万章下（凡九章）
627 卷十一　告子上（凡二十章）
715 卷十二　告子下（凡十六章）
791 卷十三　尽心上（凡四十六章）
921 卷十四　尽心下（凡三十八章）
1013 附录一　《孟子》的编撰与成书　衣抚生
1027 附录二　《孟子》字数统计明细
1030 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
1039 后记

导言

孟子人格气质与时代

孟子（约公元前385，一说前372—前289年），名轲，字不详。[　关于孟子的生年，见本书1.1章注释②。孟子的字在汉代以前没有记载，但曹魏、晋代之后传出有子车、子居、子舆、子展等不同的字，可能是后人的附会，未必可信。]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先秦儒家思想主要代表人物，地位仅次于孔子，后人称之为“亚圣”。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继承孔子“道统”之人：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孟子》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与弟子共同编纂。后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而为儒家经典“四书”，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一部，传世七卷十四篇，35385字（见本书附录二）。
孟子说过一句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0.8）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气质和个性，一个人的性格、气质、态度，与社会、时代的性格、气质、态度正相关。身处战国时代的孟子和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个性就有很大的不同。黄仁宇先生《孔孟》说：“《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页。]孟子出生时，孔子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们不同的气质和个性，也可以说是春秋、战国两个不同的时代造就的。
子贡曾用五个字概括孔子的气质，“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这是从西周到春秋，五六百年西周礼乐文化，对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以及个人行为熏陶约束的结果，而这种温柔敦厚宽博的气质，就集中体现在孔子身上。宽厚温煦的时代，才会养育宽厚温煦的人。孔子时代的贵族们也擅权谋私，也自相残杀，但是他们还有大气、大度、宽博、包容的一面，比如鲁国贵族就能包容孔子这样的鲁国现实政治的批判者。那个时代贵族阶层整体上也保有对礼乐的敬畏尊崇，比如“告朔”之礼虽然被疏忽，但鲁国国君还不敢明令废除，每月的一只羊还得宰杀。[　《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鲁国当权贵族“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中的孟僖子，遗嘱自己两个儿子向孔子学礼，也是一个代表性事实。因为政治观点、政治立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尊崇程度不同，孔子屡次与 “三桓”发生冲突。在鲁昭公与“三桓”发生武力冲突时，他公开站在鲁昭公这一边，对季氏的“八佾舞于庭”扬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嘲笑“三桓”之各种非礼：“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警告他们：“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在鲁定公时他主持“堕三都”，拆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超出规制的封邑城墙——凡此种种公开对抗“三桓”的行为，“三桓”也没有如何报复孔子，比如关闭他的私学。孔子办学，带弟子们读《诗》《书》《易》《礼》《春秋》等典籍，不是纯粹的知识学习，而是以此参照和批评现实，他们几乎天天议论时政，直接批评国君、大夫。他的私学，实际上是当时舆论的策源地，是反对派的舆论场，但鲁国的君大夫们依然在经费、场地等方面赞助孔子办学。[　《孔子家语·致思》：孔子曰：“季孙之赐我粟千钟也，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贶财，则丘之道，殆将废矣。”]能包容的政治，才能涵育出包容的社会；包容宽裕的社会，各种事业才有人做，各种创新创意才会层出不穷；而生活于这种社会中的人，其个性才会温厚、大度、谦和、恭谨、快乐、从容。孔子的气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甚至也可以看作是那个时代的气质。
孟子的气质与孔子截然不同：他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正气浩荡，义气发扬。如果说孔子的个性如春天般温煦，孟子的性情便如夏天般猛烈。庄子与孟子同时代，庄子性格也激烈。孟子热讽，庄子冷嘲，都尖锐乃至尖刻。但庄子掉头不顾，所以水天空阔；孟子扑面而来，所以热浪滚滚。读《孟子》《庄子》《商君书》，与《论语》对照，就能感受到战国时期与春秋时期截然不同的社会氛围。战国时代的人往往极端、激烈、刻薄——看孟子、庄子，何等愤怒；看商鞅、韩非，何等惨礉。那是一个咬牙切齿、口谤腹诽、怒形于色、众口哓哓的时代。
孟子对他那个时代，有十二个字的描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6.9）这十二个字，是战国现实的洞察和描述，但却是带着历史眼光和维度的。因为孟子讲这句话的立足点，是周朝“家天下”：在周朝的制度中，天子、诸侯、大夫、士，是社会权力系统的基本骨架。“圣王不作”，即天子退出，因为无有大家长的约束而“诸侯放恣”，因为王官之学的凋零而纷纷出入“二心私学”[　《韩非子·诡使》：“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从而“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所以，当“圣王不作”的时候，战国最活跃的是两类人：诸侯和诸子（处士），诸侯“放恣”，诸子“横议”。鲁迅评价屈原时说他“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鲁迅《摩罗诗力说》评价屈原文字：“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全集》第一卷《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1页）今人认为，鲁迅的总结很好地概括了当时的时代，不只是屈原如此。]，其实不只屈原，放言无惮地“横议”是当时处士们普遍的风气。自由的空气产生有价值的思想，自由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胡适说：“包容有时候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容忍与自由》：“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23页）
]那个时代，在列国纷争的大背景下，形成了两个开放性的市场：人才市场和思想市场。人才市场使得当时的“士人”因为可以朝秦暮楚而拥有更多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保障，不像大一统时代读书人走投无路，不服从即不得食。恰恰相反，他们一言不合，即可掉头而去[　《史记 · 三十世家 · 魏世家》：“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屣然，柰何其同之哉！’子击不怿而去。”]。当时诸侯一般不敢杀戮士人，担心造成寒蝉效应使得自由流动的人才对本国裹足不前。相反，他们用各种待遇和灵活的机制吸引士人前来，齐国之“稷下学宫”以及“战国四公子”[　贾谊《过秦论》：“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史记·陈涉世家》）]之广招门客即是这种风气的体现。士人不仅因此获得极高社会地位，获得极其巨大的杠杆社会的能量，而且养成傲视王侯、颐指气使的脾气。“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6.2），虽然说的是公孙衍、张仪这样的纵横家，其他士人的情况也差不多，比如孟子在他所到的齐国、梁国、滕国，都有很大的政治政策影响力和舆论影响力，还有着道德上的震慑力。而思想市场对智力和思想的旺盛购买力和激烈竞争，使得这个市场成为智力和思想的卖方市场，这个市场对思想的包容和激励，竟然实现了思想创新的历史最大值，从而释放出一个民族最大的思想创造力。
孟子周游列国，在齐国时间最长。“泱泱大国”这个词，最初就是用来形容齐国的。齐国疆域位于现今山东省大部、河北省南部，幅员辽阔，面朝大海，风气开放，[　泱泱之风，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是吴国著名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时对齐国的评价（《史记·吴太伯世家》有引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62页）
齐国性格的描述则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货殖列传》：“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65页）]和鲁国的严谨、守礼相当不同[　司马迁《货殖列传》：“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66页）
司马迁《鲁周公世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24页）]。
许多荒诞不经之言[　齐国、燕国是海上仙人传说最盛的地区。《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很多（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略举几例如下：
一，“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秦始皇本纪》，第247页）
二，“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於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封禅书》，第1368~1369页）
三，“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封禅书》，第1369~1370页）
四，“（汉武帝）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封禅书》，第1386页）
五，“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封禅书》，第1389~1391页）
六，“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封禅书》，第1397页）]都出自齐国，孟子说“齐东野语”（9.4），庄子说“《齐谐》志怪”（《逍遥游》），曹丕说“时有齐气”（《典论·论文》），都是在说齐之风气。什么是“齐气”？有说是“逸气”，有说是“高气”，大致不外乎是说齐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大国特有的那种大气、舒缓、夸诞的气质。齐国的开放、包容、恣纵，在齐威王、齐宣王、齐湣王时代，就呈现在“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一个集学术研究、交流、传播的平台和政府智库，是当时百家争鸣的策源地、舆论核心。有人怀疑孟子是稷下学宫的第一任祭
酒[　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西汉著作《盐铁论》：“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论儒》，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9页）把孟子列为稷下先生之首，所以有学者怀疑孟子是稷下学宫的祭酒。不过，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没有提到孟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95页）有人认为淳于髡是两者都提到的学者，认为淳于髡是稷下学宫的领袖。
]，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科学院院长。齐国的“大气”，涵养和包容了孟子的“浩然之气”。
孟子的为人，自负，自大，自信，有担当。面对诸侯，以王者师自居，居高临下，以道统孔子之学，指点评骘时事时人，毫不假以辞色。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

这与孔子的“畏大人”[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形成鲜明对比。在孟子看来，我孟轲具有的，大人们够不着；大人们贪得的，我孟轲看不上——吾何畏彼哉？这句话不仅极度轻蔑“大人”，而且简直就是直接怼孔子一般。
孟子不仅认为自己在道义上高出于那些诸侯大夫很多，给他们以极低的道德和智慧评分；同时，他也并不觉得需要遵循所谓礼制上的等级差别，谨守礼制给予他的“士”这个较低的社会身份，以及这个身份要求于他的谦卑态度。孟子是昂藏的，傲慢的，这甚至导致了他在行为上被人指责是违背周礼。一次，孟子本来收拾妥当准备去“朝王”，却因为齐宣王使人来请而拒绝前往——在他看来，他要去见王，那是他的自由和自主选择，但宣王来请，显然就是一种被动乃至屈从，他无法容忍。甚至他还可能觉得不能惯着宣王的毛病。在被齐国大夫景丑批评他不敬王以后，孟子不服，认为他这样无时不在教宣王仁义和规矩才是真正的敬王。辩不过孟子，景丑干脆搬出了周礼：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 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孟子·公孙丑下》）

《礼记·曲礼》：“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又曰：“君命召，虽贱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四书集注》：“《礼》曰：‘父命呼，唯而不诺。’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屦，在外不俟车。’”更重要的是，《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就是“君命召，不俟驾行矣”（《论语·乡党》），而孟子的行为与孔子如此悬隔，遗憾于“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8.22），并且以“闲先圣（孔子）之道”（6.9）为人生使命的他，视《礼记》如何？视孔子如何？所以景丑这一问，非常有杀伤力。
那么，孟子是如何回答的呢？

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然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然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同上）

孟子的办法，是另立一套规矩：人之尊贵，不仅仅取决于社会地位、行政伦理或血缘伦理之上下，而是有三个考量：爵，齿，德；且三者分值一样。而地位上高低分别之“爵”，仅占其一罢了。而他自己，不仅因为年齿长于宣王而与宣王的爵高一分打个平手，更毫不犹豫毫无愧怍地自认为德性高于宣王而反败为胜：“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毫不客气地说自己在“辅世长民莫如德”的“德”上胜过一个大国的君王，孟子的傲慢自大可见一斑。
他还用鄙视的语气对齐国大夫评价齐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管仲，表示自己对管仲的不屑。
即使是礼制上的“爵”，孟子也没有便宜宣王——他搞出一个“天爵”来，压倒了礼制上的“人爵”：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孟子·公孙丑上》）

如果“人爵”就是“礼制”，那么，天爵呢？如果“人爵”就是人间的制度，那么，天爵呢？孟子非常自觉地在为人间树立一个绝对者。这个绝对者，就是——“天”。而“天子”，不是今世的王侯，也不是来世的任何王侯，他只能是——孔子。孔子是天道的人间代言人，孔子才是“天之子”，而他孟轲，是孔子的护法，是孔子在当代的代言人。
所以，孔子至高无上。他，作为孔子的代言人，在当世，唯我独尊：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的“舍我其谁”，从曾子那里一脉相承。孟子有大人格、大精神、大境界，读《孟子》，就是读一个“大”字，胸襟大，眼界大，孟子是一身正气的“大丈夫”：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总之，孟子的时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一个杀伐斩决的时代，是一个腥风血雨的时代，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中国文化最具原创性的时代。这样的大时代涌现出很多大人物，这样的大人物，也需要这样的大时代的背景和土壤。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10.1），其实，与孔子一样，孟子也是应时而出并与时俱进的圣人。

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5.1）程颐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序说》，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9页。
]孟子对于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就是其人性本善的主张。
人性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必须在对人性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伦理学体系，在此伦理学基础上，人类才能建立起一套政治制度。所以，人性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和制度问题。可能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综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引后553页尾注212：“恩格斯在这里概述了黑格尔主要发表在下述著作中的思想：《法哲学原理》第18、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中第三部第二篇第三章……”参考：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导论》第18节，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8~29页：
　　“在冲动的评价方面，其辩证法表现如下：直接意志的各种规定，从它们是内在的从而是肯定的来说，是善的。所以说人性本善。但是由于这些规定是自然规定，一般地与自由和精神的概念相对立的，从而又是否定的，所以必须把它们根除。因此又说人性本恶。在这个观点上，决定采取上述任何一个主张，都是主观任性。
“补充（性恶说）人性本恶这一基督教的教义，比其他教义说人性本善要高明些，因此，应该依据这一教义的哲学上解释来把握它。人作为精神是一种自由的本质，他具有不受自然冲动所规定的地位。所以处于直接的无教养的状态中的人，是处于其所不应处的状态中，而且必须从这种状态解放出来。原罪说就具有这种意义，否则基督教就不成其为自由的宗教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黑格尔并没有说人性善或恶是一个“事实”，而是说它是一种“思想”。黑格尔可能是在暗示我们：说人性善也好，说人性恶也好，其实说的都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种价值：对人性善恶的理解和信念能够给人类带来制度建设、道德建设的基础性前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的人性观是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这种认知，就来自孟子。
在孟子之前，老子也好，孔子也好，他们对于人性似乎没有孟子那样有信心。后来法家认为人性本恶，其思想源头可能与老子有关。司马迁的《史记》，把韩非的传记放在老子的后面，写成《老子韩非列传》，可能是司马迁感觉到法家对人性问题的黑暗看法，和老子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看老子对人类文明史的消极评价，对仁义礼智的否定性看法，很难说老子对人性有道德意义上的乐观。孔子对人性，也悲观。比如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说“吾未见刚者”（《论语·公冶长》），说除了颜回，“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可见孔子对人性，至少是不那么有信心的。
孔子有没有明确谈过人性问题？孔子的学生子贡抱怨：“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是谈“性与天道”的，但非常谨慎，即使是子贡，也没有资格听，能听的可能只有颜回一人。可惜颜回在孔子去世之前就死了，所以孔子对于人性到底是什么观点，我们不得而知。但问题更可能在于，孔子知道人性问题不仅涉及客观事实，更涉及伦理问题；不仅涉及人类德性，还涉及人类制度，最终是一个价值问题。所以，作为一个对人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局限性非常明了的思想家，孔子深知“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论语·雍也》），所以他对人性问题讳莫如深。
但孔子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句话：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孔子没有明说人性是善还是恶，他只说人“性相近”，人性有相近的、相同的趋向。从哲学角度来说，相近即趋向相同，有相同的方向。“习相远”是对“性相近”的补充，为什么人性相同却有的人善、有的人恶？因为后天的习得。
孔子这句话实际上给未来有关人性问题的探讨预先画了一条底线，就是我们在讨论人性问题时必须坚持人性是相同的。
孟子时，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热烈了起来，《孟子》里就记载了四种主要观点：……

例言

一、版本——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参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焦循《孟子正义》等。对诸家版本差异之处，择善而从，择便而从，择易而从，取各家之长，存一己之得。
底本选取朱熹本，是因为朱熹本多用常见字。例如2.9，阮元本作“必使玉人彫琢之”，朱熹本作“必使玉人雕琢之”，“雕琢”为常见字。6.3，阮元本作“粢盛不絜”，朱熹本作“粢盛不洁”，“洁”为常见字。对于朱熹本的非常见字，则改从他本。例，“勾践”作为人名，在《孟子》中出现两次（2.3和13.9），朱熹本均作“句践”，阮元本则作“勾践”。“勾践”为常见字。13.39，阮元本作“亦教之孝悌而已矣”，朱熹本作“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孝悌”为常见字。与本书配套之《孟子正音诵读》附录一《注音说明》总结了诸家版本诸多条重要差异，可参看。
二、注释——力避繁琐，务求明白简易，但于历来注家疑难之处，亦不惮展开讨论。对于前辈学者的分歧之处，简略梳理各家观点，力求不遗漏重要见解。理自不可异处，自然依从前人；势自不可同时，亦申一得之见。
三、译文——主要取直译，目的是让读者能逐字逐句和原文对照，以掌握古文特点。直译特别拗口时，也采用意译。力求翻译句子与原文句子一一对应，原文中一句话，翻译时也力求一句话以对应。个别意思跳脱处，翻译也注意补全逻辑环节。
四、开讲——《孟子》文本大多晓畅易懂，但义理深长，且对中国人的思想有深远影响。因此，开讲部分侧重于两点：一是解释文本自身的逻辑与文意——孟子为什么这样说，有什么针对性？逻辑脉络何在？二是阐释义理——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是什么？此义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何地位与影响？对今天有何借鉴意义？本书对孟子的性善论、义利之辨与大丈夫精神等，尤为措意。
五、成语——《孟子》中的语言表达，不少已成为成语，本书也随时钩沉，以提示学习者注意记忆。
六、正音——本书只对一些生僻字注音。其他字各种特别读法，请参照我与衣抚生编校的《孟子正音诵读》。

鲍鹏山
2023年2月，于上海偏安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