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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青团史稿》由中国青年运动史研究专家、原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副馆长李玉琦教授主编，部分省、市团校教师参与编写，全面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共青团组织的诞生、成长与发展历程，总结了共青团组织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阐述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中国共青团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贡献，展望了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青团坚定不移跟党走，谱写辉煌壮丽新篇章的伟大愿景。
李玉琦，中国青年运动史研究资深专家，原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副馆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著有《中国青年运动主题曲——二十世纪中国共青团的历程》等，主编《中国共青团团史简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史词典》《中国共青团团史史话》等，参与撰写《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邓小平青年思想研究》《中国共青团简史》等。
前言001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国青年团组织001
第一节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国青年追求民族复兴的探索001
一、鸦片战争和中国社会的变迁002
二、中国学界的变化和新社会群体的形成005
三、新文化运动和中国青年的奋起015
四、五四运动和中国青年的新觉醒021
第二节中国共产党为青年团组织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028
一、中国青年团早期组织的诞生028
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加强对青年团的领导035
三、中国青年团组织的正式建立038
四、中国青年团组织的旅欧之部041
第三节青年团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中发展046
一、青年团投身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047
二、青年团开展反帝反封建学生运动050
三、青年团在斗争中发展052
第二章青年团奋进在大革命的洪流中054
第一节青年团积极贯彻共产党国共合作方针054
一、青年团贯彻中共三大决议和探索工作方向054
二、青年团参加帮助国民党重建和改组工作058
三、青年团参加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斗争063
第二节共青团协助共产党掀起大革命高潮067
一、青年团发动反帝学生运动和参加国民会议运动067
二、青年团正式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072
三、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抗争073
四、《中国青年》创刊和共青团参加思想文化战线斗争077
五、团员和青年参加北伐战争085
第三节青年团加强组织建设和做共产党的忠实助手095
一、青年团在大革命中加强组织建设095
二、团在危机关头坚定不移跟共产党走103
第三章共青团跟随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奋斗111
第一节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共青团工作的开展111
一、共青团在革命低潮中坚持斗争111
二、共青团在参加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中发展组织115
三、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建立119
第二节共青团参加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2
一、共青团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培养青年骨干122
二、共青团为巩固红色政权和发展根据地经济作贡献124
三、革命根据地的少年先锋队129
四、革命根据地的共产主义儿童团133
第三节共青团经历曲折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137
一、共青团反对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错误倾向137
二、共青团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倾向138
三、“左”倾教条主义给共青团带来的危害142
第四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青年组织在反侵略战争中成长147
第一节中共中央决定改造共青团147
一、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147
二、共青团接受改造151
三、西北青年校园会的建立和共青团改造的完成154
第二节抗日青年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全面抗战路线156
一、中国青年走上全面抗战的战场156
二、抗日青年组织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作贡献166
三、抗日青年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166
四、抗日青年组织在沦陷区发展169
五、青年救国会的工作探索和组织变迁172
第五章在共产党领导下青年团组织重新建立177
第一节中共中央提议重建青年团组织177
一、抗战胜利后解放区青年工作的状况177
二、中共中央决定试建青年团180
第二节试建青年团工作在解放区开展188
一、中共中央青委领导开展择地试建青年团工作188
二、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发出建立青年团的提议191
三、青年工作的新发展和新气象194
第三节青年团迎着新中国的曙光完成重建工作197
一、全国解放区青年工作会议召开197
二、中共中央发出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200
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胜利召开202
第六章青年团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奋斗207
第一节响应共产党的召唤，青年团带领青年建设和保卫新中国207
一、青年团为恢复国民经济和推进社会发展作贡献207
二、青年团是社会改革运动中的一支战斗队211
三、青年团成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积极力量214
第二节青年团组织“巩固地向前发展”217
一、青年团纠正组织发展工作中的错误倾向217
二、青年团的建设在工作实践中加强218
三、共产党为青年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19
第三节青年团为完成过渡时期任务而奋斗223
一、青年团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活动223
二、青年团带领团员青年参加工业化建设和三大改造活动226
三、青年团开展符合青少年实际和有青少年特点的思想教育活动229
四、青年团带领团员青年开展有青年特点的生产建设活动234
第七章共青团跟随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239
第一节共青团紧跟形势，开展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239
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大和青年团改名240
二、反右派斗争对共青团工作的影响243
三、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244
四、共青团开展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活动247
五、共青团开展青少年学习雷锋活动249
第二节在探索的曲折历程中共青团努力当好助手251
一、共青团服从大局，扎实工作252
二、共青团协助党和政府组织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57
第三节遵循中共中央的部署，共青团调整工作259
一、共青团整顿基层组织和加强基层工作260
二、共青团提出“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口号262
三、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共青团工作264
第八章共青团经受“文化大革命”的磨炼267
第一节共青团工作在大动乱中停止267
一、动乱乍起，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267
二、动乱升级，共青团组织遭摧残271
第二节没有结果的“整团建团”工作277
一、中共中央提出开展整团工作274
二、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整团工作的干扰与阻挠277
第三节团员青年经受极左路线的磨炼和奋勇抗争279
一、十年动乱给青少年造成的伤害280
二、团员青年在动乱中的抗争281
第九章在实现历史性的转折中共青团走上改革开放之路286
第一节共青团恢复工作和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286
一、共青团工作的全面恢复286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共青团焕发了生机290
三、共青团重新构建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295
第二节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共青团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302
一、共青团动员全国各族青年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作贡献302
二、共青团投身改革大潮304
三、青少年读书求知活动和学习张海迪活动309
四、适应改革要求，共青团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313
第三节共青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各方面工作316
一、共青团总结改革开放工作经验和确定奋斗方向317
二、共青团引导团员青年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建功成才320
三、共青团为培育“四有”新人勤奋工作326
第四节共青团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330
一、共青团适应改革形势，抓基层组织建设330
二、共青团体制改革的探索333
三、团员管理和基层建设的规范化335
四、共青团外部环境的优化和团属事业的发展339
第十章共青团走进新世纪345
第一节实施“品”字形发展战略，共青团吹响跨世纪的号角345
一、把亿万青年的力量凝聚到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上来345
二、兴办“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350
三、营造“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356
四、加强调查研究和调整工作运行机制361
五、部署“服务万村行动”365
六、稳步推进团的建设，促进事业发展371
第二节服务大局，服务青年，共青团走上跨世纪的征程377
一、确定中国青年跨世纪的行动纲领377
二、学习邓小平理论，明确前进方向383
三、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389
四、服务青年，帮助青年成才398
五、坚持党建带团建，加强组织建设403
第三节全面展现组织职能，共青团迈出新世纪的坚实脚步406
一、唤起各族青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407
二、切实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412
三、充分发挥青年在经济发展中的生力军作用417
四、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展现青春风采420
五、努力服务青少年成长发展422
六、紧跟党建发展步伐，加强团的自身建设426
七、唱响新世纪嘹亮的青春之歌428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国青年团组织
中国共青团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的名称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她是由一批经受了五四运动洗礼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组织的。中国青年团组织的正式成立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而这个发展过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怀和帮助之下实现的。中国的青年团组织一经正式诞生，就以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为本组织的奋斗纲领，以马列主义为全团的统一信仰，积极带领进步青年和劳动青年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在这个过程中，青年团组织作为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不但很好地发挥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的作用，而且推动中国青年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开辟了青年运动的新纪元。
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国青年追求民族复兴的探索
中国青年的觉醒与奋起是与中国近代爱国民主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之中。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为中国青年群体的出现，提供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的基础，一个较早接受近代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建束缚的新式学生群体作为中国青年群体的雏形，首先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之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主要旗手的新文化运动，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民主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唤醒和增强了进步知识青年的爱国热情和民主意识，使他们的思想进一步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挣脱、解放出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介绍、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批苦苦地寻求中国出路的先进青年，由此受到了震动和鼓舞，开始了新觉醒。
一、鸦片战争和中国社会的变迁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封建国家。其社会经济基础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上层建筑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以压迫和剥削农民大众为任务的封建专制政权和封建意识形态。这个封建帝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在公元16世纪以前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由于西欧各国在公元16世纪～18世纪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中国依旧停滞在封建社会中，没能跟上世界的发展潮流，所以逐步落伍了。
但是，19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并不了解世界的这种变化，统治者依旧沉湎于祖上的“文治武功”，自诩为“天朝上国”，对世界的大势茫然不知，视中国以外的国家为“夷狄蛮貊”，将人类先进的科技成果斥为“奇技淫巧”，在人类社会已经走出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时候，根本看不到内外危机的存在，依旧是自命清高，孤芳自赏，墨守成规，故步自封，不求进取。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虽然在统治阶级内部已经出现了能够开眼看世界的人，但是他们无力也不能扭转封建帝国走向没落的颓势，更无力和不能缩小中国与当时世界强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
落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灾难和屈辱，中华民族走向近代社会的步伐异常沉重、异常艰辛、异常悲壮。
1840年，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用武力迫使中国清朝政府屈服，订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从此，西方和东方侵略者纷至沓来，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东西方列强侵略的战火与硝烟之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几十年间，这些国家对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迫使清朝政府同他们签订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面对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腐朽的清王朝，甘为“洋人的朝廷”，奉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方针，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结成反动同盟，统治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以至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使得广大人民群众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榨下，中华民族陷入灾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并且由此导致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和广阔疆域的中华民族，带着8个国家的侵略军占领首都且在北京恣意横行的屈辱进入20世纪。在那个世纪之交，古老的中华民族仿佛要走向毁灭，展现在各族人民面前的前景是一幅凄惨暗淡的图像。
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灿烂古代文明的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绝不甘心长期忍受这种屈辱的生活。伴随外国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中国的一批志士仁人和各界、各阶级及阶层的民众为了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英勇顽强的斗争。其中，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和有广泛群众规模的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斗争，给予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但是，这些斗争最终都在中外敌对势力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一批从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出于效法西方，变法维新，以“张国威，御外侮”的主张，曾经掀起一股变法维新的浪潮，但是结果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以失败告终。
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上层人物也逐渐意识到，不能再按照“祖宗之法”办事了，于是在清朝末年出现了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临近垮台之时还推行了一些“新政”，而最终还是一枕黄粱。
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这段充满辛酸和苦难的历史表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所以，发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树立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也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但是这一切只是给危机四伏的中国带来了一线生机和活力。由于这场革命缺少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没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这场革命最终还是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封建势力依旧占据中国的统治地位，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依旧处在苦难的深渊之中。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在20世纪初创建的伟大历史功绩仍是不可抹杀的，这次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道路，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的思想潮流的传播打开了闸门，同时由于这次革命改变了中国的政权结构，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因素，所以尽管这次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结束，但是依然给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推进了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
在辛亥革命酝酿和发生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一系列重大的变迁，中国正在由中世纪社会向近代社会演进。
在这个进程中，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逐步瓦解，与之相伴随的是一批官办和外资开办的近代工业企业的相继出现，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初叶，由于“新政”的推行，民族私人工商业有了初步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代表民族资本利益的商会。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又获得一个比较有利的发展时机。一方面，中华民国成立后颁布了一批有利于发展实业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因忙于战争，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侵略和压迫。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在沿海或交通方便的大城市陆续出现一批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工厂，城市居民逐渐增多，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开始出现和扩张并且逐渐渗透到许多城乡的经济生活中。
社会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巨大变异，引起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在阶级关系、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以至于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都引起了连锁的反应。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社会生活开始具有了近代性，人们的人生目标不再有恒久不变的程式，中国的劳动人民不必永远沿袭子承父业的固定程式，更不必困守于乡间的田园生活；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必再把心灵寄托在读书做官这个固定的模式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单一道路被拓展了；做工、经商、办报，当工程师、教员、律师、医生……多种多样的谋生途径和生活，相对机会平等地展开在全社会人的面前。于是，一批又一批的知识者和普通劳动者开始由四面八方汇集到城市来，寻找人生出路，也有的是在寻找民族和社会的出路。与传统的告别，对未来的憧憬，个体的觉醒，观念的更新，纷至沓来的人生感触，以及众多的五花八门的学说，思潮和“主义”……所有这些都混杂成一团，在社会上传播，在人们的胸怀中冲撞着、激荡着。这就促使一批较早接受近代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建束缚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怀着对国家大事和社会政治的强烈参与意识和极大的热情，怀着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造成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社会现状极其愤懑的心情，思考民族复兴的出路和国家的未来。他们当中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时期，始终冲锋在前，在辛亥革命之后虽然一度处于苦闷和彷徨之中，但是并没有心灰意冷，依然在执著地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和政局动荡的社会局势，造成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自由氛围，这也为这些中国的先进分子的探索和追求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这种情况预示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即将出现，一条新的民族复兴之路也将被开辟出来。
二、中国学界的变化和新社会群体的形成
在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由童年到成年的过渡显得平稳、自然，再加上封建思想的麻痹和毒害，封建制度的束缚，封建礼教的窒息，使得年轻人的思想受到禁锢，年轻人的活动受到限制，从而影响了年轻人社会作用的发挥，这就使得处于这一过渡阶段的人群，除了让人们感受到生理、年龄的差异外，再无法显示任何可以构成独立社会群体的特征，所以人们无法感知这个群体的存在，也没有一个明确清晰的青年概念，社会也必然无视这样的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社会群体的存在，年轻人也不可能形成一支明显的社会力量。中国开始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由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变迁。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为中国青年群体的显现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和存在的基础。
在19世纪90年代，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和瓜分浪潮的出现，社会上出现了十分广泛的救亡图存的浪潮。在这股救亡图存的浪潮中，伴随着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加剧进行，在中国社会中开始萌生第一批“无科第，无官阶”的平民知识分子，形成第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这个新的群体满怀政治热情开始投入到社会政治生活中，从而使中国青年作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开始集结和形成。这个近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群，虽然一时尚无法完全摆脱封建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心态上依然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承袭，但是毕竟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文化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因此他们从各自的观念和立场出发，或者会同于社会上进步的封建士大夫阶层，或者会同于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腐朽的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乃至顽固的封建统治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早期，这支力量尽管比较弱小，并且影响范围有限，但是那种充满朝气和活力的风貌，一往无前、锐不可当的精神，却开始在社会上显露出这一新生力量的勃勃生机，展示出其必然生长、壮大的趋势。辛亥革命爆发后，几千年皇帝专制的封建政治体制迅速土崩瓦解。由于皇权政治体制的覆灭，以及西方文化的涌进，与“君君臣臣”连在一起的传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已经动摇、崩溃，这更为中国青年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的迅速崛起提供了一个十分广阔的活动天地。
中国近代青年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是近代中国青年群体的雏形，这个群体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岛屿开始设立洋学堂，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开始利用通商口岸和香港开办一些附设于教堂的洋学堂。这些学堂规模较小，都属于小学程度。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供应膳食，招生对象多是穷苦教徒子弟或孤儿。到1860年左右，这样的学校大约有50所，学生千人左右。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各种教会学校有了较快的发展，总数达到2000所左右，在校学生总数在4万人以上。这个期间，教会中学明显增加，约占学校总数的10%，并在中学的基础上增添了大学班级。这一时期的招生对象也发生了改变，特别在通商口岸，不再免费收容贫寒子弟入学，而是尽力吸收新兴的买办资产阶级或富绅子弟入学。1900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教会学校进一步扩张，到1918年，教会学校增至13万余所，在校学生总数约35万人。教会学校的课程首先是宗教课，其次是中国儒家经典，再次是自然科学知识，开始不设英语课，但是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设英语课，并且越来越重视，到19世纪末教会学校把英语课作为吸引中国士绅家庭子女的重要手段。外国列强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的目的是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培养服从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知识分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教会学校也传播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理念和观点，传播了自然科学知识。所以这些教会学校的学生，是近代中国第一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西方文化知识的新式学生。
第二，清政府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新式学校。由于内忧外患威胁了腐朽的封建统治，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批企图通过“师夷之长技”来“图强”、“求富”的洋务派。他们在坚守封建纲常礼教的前提下，力图通过学习西方“船坚炮利”之术，实现“自强”，于是开始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的近代工矿业、交通运输业。为了培养兴办这些实业的翻译人才和技术人才，他们先后开办了一批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这类学校在维新运动中逐步发展，特别是在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以后，更是迅速发展起来。据清政府1909年统计，当年官立学堂数为14301个，公立学堂数为32254个，私立学堂数为5793个。当年这类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为23361人，在堂学生为1536909人。与此同时，在投资新式工业过程中产生的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人士也开始兴办学校，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还产生了一些由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培养革命人才而创办的学校。这类学校一般都效法西方学校的教育模式和内容，传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上述这些新式学校中产生了一大批近代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这一部分人成为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通过不同途径到国外学习的官费或自费留学生。中国年轻学子出国求学，最早始于1847年，但是这时留学人员很少，且非官派，所以正规化的留学生应从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算起。到五四运动前后，出国留学人员达4万多。派人出国留学源于兴办洋务需要一批掌握外国科学技术的科技人员，因此洋务派官僚上书清政府，要求派幼童赴美读书。1871年，清政府批准了派遣留学生计划，从1872年8月起分4批派遣了120名幼童去美国读书。在此后，清政府还向欧洲派遣了少量的留学生学习舰船制造驾驶之术。1901年，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的同时，还顺从民意，鼓励赴日留学，因此从1901年开始，留日学生急剧增加，到1906年留日学生达12万人。但在1907年以后，由于日本政府与清廷相勾结，对中国留日学生横加迫害，使留日学生逐年减少。以后，由于美国用退还庚子赔款方式吸纳留学生，又一度出现留学美国的热潮，并且在人数上超过了留日学生。在这时，也有一少部分人去欧洲留学，但大多数是官派留学生。当时留学欧美、留学日本学生被裁数百人。但“有志之士，不为是屈，则毅然自助”，因此在留日、留美学生中先后出现了俭学和半工半读组织。1907年留欧学生也兴起俭学风，并由此兴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些留学生直接接受东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感受近代社会生活，所以他们是近代中国新式学生群中反封建意识最强、思想最激进的一部分人，他们常常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充当人民革命运动的先锋。
这批近代中国学生群的产生是与中国社会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发展相伴随的，在他们身上难免会带有封建社会的烙印，但是新式教育的教学内容、相对独立的校园生活和尚不明朗的未来构成了他们共同的交往环境和过渡型心理特征，并且因此形成了特殊的社会群体和利益群体。近代社会中青年的典型特征，在中国近代新式学生群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式学生群的出现，也就表明中国青年作为新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形成，并且在社会上开始显示其独特的作用。
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新式学生群，既不同于旧式的封建文人，又不同于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促使他们对列强欺凌、国势衰败的现实状况有强烈的变革愿望和要求，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够像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强盛起来，所以他们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责任感，并且勇于站在时代的潮头为民族复兴而奋斗。因此，中国早期青年运动是以新式学生运动为主要形式兴起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新式学生运动在当时被称为学界风潮，这风潮的兴起是以中国教育会的发起和成立为契机的。中国教育会是矢志救国的蔡元培会同一些激进的新派人士于1902年4月在上海发起创办的，1902年冬正式成立，有会员100多人。该会以“编订教材，改良教育，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为宗旨，主要任务是设立学堂、编辑教科书、举办书报社和演说会等。其表面上是办教育，但实质上是通过上述办法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学说。中国教育会是国内学界建立的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团体。它最先把国内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和学生中的爱国志士聚集起来，初步形成了有组织的群体。在它的影响下，各地教育会、教育研究会之类的组织也“步尘而兴”。爱国志士们很快便掀起了一个兴学热潮，爱国运动也随之竞相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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