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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在民间必然会有一些传说。这些传说,作为一种“口述的历史”,表达了一定历史阶段人民对领袖的爱戴和赞美。例如“朱德的扁担”、“周恩来的睡衣”等,就是既有事实根据,又寄托了人民美好感情具有积极意义的传说。毛泽东也有许多类似的传说,如“浏阳遇险”、“瓦窑堡巧设空城计”等,而且从革命战争年代流传至今。
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书的论述,除了纠正对毛泽东生平事迹及其思想的评述有误之外,还对其他许多问题进行了论证。这些问题,表面看来与毛泽东无关,不属于毛泽东生平事迹的内容范围,其实与毛泽东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本书中也作为一个专题加以论述。
田树德,笔名若天,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审,曾任新华社、解放军报社记者。参加撰写过《毛泽东的故事》、《中国革命史人物词典》、《湖南党史大事年表》、《湖南工人运动史》等著作,并应邀参加韶山毛泽东旧居陈列馆、长沙清水塘中华湘区委员会旧址陈列馆、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纪念馆、长沙新民学会旧址陈列馆和井冈山革命纪念馆等单位对毛泽东及有关史实的研讨考证工作。还撰写过《名人治学之道》、《曾国藩家世》等著作。
自序
第一篇 毛泽东家事篇
1.毛泽东的先祖毛太华,由江西迁徒到云南之“澜沧卫”,是今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吗
2.毛太华生有几个儿子
3.毛太华于明洪武十三年,“以军功官拨入楚省”吗
4.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是什么
5.毛泽东家真正的隔壁邻居是谁
6.1925年,毛泽东是何时带病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
7.湖南军阀何键派兵到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是哪一年的事
8.毛泽东第一次结婚时,双方的年龄是多少
9.毛泽东的原配夫人姓什么
10.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是何时病逝的
11.1920年7月,毛泽东是从北京还是由上海到长沙与杨开慧结婚的
12.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后还生有第四个儿子吗
13.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如何相识产生爱情的
14.毛泽东与贺子珍举办婚事,是在何时何地
15.贺子珍是何时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生下第二个孩子“小毛”的
16.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是江青“插足”造成的吗
17.江青与毛泽东第一次相见,是在何时何地
第二篇 毛泽东革命生涯篇
1.毛泽东何时第一次到北京
2.毛泽东与李大钊第一次会见是在何时
3.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是谁批准决定聘用的
4.1920年,毛泽东是在何时何地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的
5.毛泽东早年离京去上海,途中游览天津、徐州、曲阜、南京等地,是哪一年的事
6.1920年10月,毛泽东在长沙筹建团组织,发展的第一个团员是谁
7.毛泽东何时离长沙到上海出席党的一大的
8.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还是副部长
9.毛泽东是何时被任命为《政治周报》主编的
10.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何职
11.1928年5月,在宁冈茅坪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后,毛泽东在党和政府內任何职
……
第三篇 毛泽东军事生涯篇
第四篇 毛泽东读书与著作篇
第五篇 毛泽东文化活动篇
第六篇 毛泽东国际交往篇
第七篇 毛泽东晚年篇
后记
再版后记
自 序
首先声明,本人不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专家。在我的写作计划中,最初也没有写这部书的打算。萌发撰写此书的念头,与本人从事编辑工作有关。因此可以说,如果本人不从事编辑工作,便不会撰写这部书。为什么这样讲呢?话必须从1982年说起。
1982年,我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后,经常要处理与毛泽东有关的书稿。在编发这些书稿的过程中,发现对毛泽东及有关史料的记述有许多说法不一的情况。
例如,对毛泽东的先祖毛太华,有的著作说他婚后有4个儿子,有的则说有8个儿子。这个问题,关系到毛泽东的世系族支问题,说法不一怎么行呢?
对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有的著作说是“贫农”,有的说是“中农”,有的则说是“富农”。这三种不同的记载,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对毛泽东第一次结婚的年龄,有的著作说是8岁,有的说是14岁。对毛泽东原配夫人的姓氏,有姓杨、姓李、姓罗之说。对这些不同的说法,在编发的书稿中选用哪一
种说法呢?
对毛泽东早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时间,有的著作说是1918年8月19日;有的则说是这一年的9月或11月。其时间相差几个月,怎么可能呢?
对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会面握手的时间,有8种说法,即1928年的4月18日、4月20日、4月23日、4月24日、4月下旬、4月28日、4月底、5月1日。其地点,有的说是在湖南酃县的十都,有的说是在湖南酃县的沔渡,有的说是在江西宁冈县砻市的龙江书院。说法这样多,肯定有许多误传。
对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有的著作说这次会议气氛紧张,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因为周恩来当时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毛泽东受
到党内处分;而有的著作则否定这种观点,说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与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
类似这样说法不一的情况还有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出版社的编辑,对这些不同的说法,应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探究,在所编发的书稿中力求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否则便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有愧读者。
另外考虑到,编辑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对他及其思想进行正确阐述和评价,显然不单纯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局的问题;不仅是国内的问题,而且是国际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编辑出版毛泽东图书,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如果自己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缺乏研究,怎能纠正书稿中的差错?
基于这样的考虑,为了对书稿中说法不一的情况弄个清楚,编辑出准确无误的精品作,针对上述情况,我在编发书稿的过程中以及工作之余,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广泛收集史料,认真阅读国内外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著作,致力研究与毛泽东有关的诸多问题。
在历史的长河中,毛泽东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鸿篇巨制的理论著述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曾经并且将继续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毛泽东的生平、著作和思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如今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但他的功绩不朽,他的事业长青,他的光辉思想永恒。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至今对他无比敬仰,、并且深切怀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敬仰和怀念毛泽东,必然会进行历史的联想。回顾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几经挫折,几易首领,最后选定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毛泽东显示了卓越的才能和超人的智慧,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所以长期以来众多的人致力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
早在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就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
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邓拓在为该报撰写的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中写道:“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
而毛泽东自己认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毛泽东还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为纪念党的22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此之前,尽管已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等很多提法,但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应属于王稼祥。
除此,还应当特别说明,在王稼祥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词之前,各革命根据地陆续出版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并发表了一些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论文和专著。这些著作,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明显的不足之处,则是其论述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等同起来,没有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1945年3月15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会前夕,邓小平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在已知的资料中,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
1945年6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是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并结合学习中国革命史进行的。1951年至1953年,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情况比较好,而其缺点是深受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多限于引证、注解。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提出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的口号;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因此,从1957年到1960年,全国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情况比较好,但存在过于强调宣传毛泽东个人和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现象。特别是1960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把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引向了邪路。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在这10年中,全国出版和编印的毛泽东著作、语录及专题语录摘编,其数量之多无法计算,但真正正确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和专著甚少,可以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陷入迷途,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遭到了厄运。
1976年lO月到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紧密围绕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要不要坚持以及如何正确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后来通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左”的束缚和排除右的干扰,揭开了全国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1978年12月18日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1年6月召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总结了党的工作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的评价。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
做了更加完整和准确的概括,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正确依据和条件。从此,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突破了以往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专门机构和研究队伍大量增加,论著日益增多。
据统计,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30年里,全国报刊发表有关毛泽东的文章1.2万篇,编印毛泽东的图书640多种。近10年,全国报刊发表有关毛泽东的文章800多篇,出版有关毛泽东的专著、传记和回忆录等500多种。1987年,湖南图书馆和韶山纪念馆在长沙举办毛泽东著作版本展览,展出52种文字、2939种版本。由此可见,其品种和数量之多!
时至1989年,全国悄然兴起“毛泽东热”。“毛泽东热”的兴起,有其多方面的原因。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毛泽东走下”神坛”,身上的“神化”光环被摘去,人们便对毛泽东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新的探寻心理。
除此,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在中国深入人心,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维模式及价值取向。然而,改革开放的实践,突破了毛泽东晚年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封闭状态,这本来是十分可喜的历史进步。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借此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面对这样的情况,许多人便会重新审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
从国际背景方面来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人们在震惊之余,总觉得不论时代怎样变化,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是永放光芒的。因此,对毛泽东更加敬仰。追寻毛泽东的足迹,永远坚持毛泽东思想,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基于这种情况,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的敬仰和怀念心理,必然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凝聚成一股浪潮。于是,便导致在中国神州大地上悄然兴起了“毛泽
东热”。
兴起“毛泽东热”,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许多专家、学者深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积极撰写有关的著作;全国出版界竞相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1989年3月,河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学者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权延赤执笔、李银桥著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4月,权延赤的著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和高湘泽等翻译的英国著名学者克莱尔?霍林沃思的著作《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出
版。5月,汪东林的著作《梁漱溟与毛泽东》,董志英编写的《毛泽东轶事》,权延赤撰写的《卫士长谈毛泽东》、《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等著作出版。6月,郑宜等编写的《毛泽东生活实录》,贾思楠编的《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出版。10月,武原主编的《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权延赤编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1957年~1959年中苏关系纪实》出版。11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薄一波撰写的《领袖?元帅?战友》。12月,海鲁德等编著《生活中的毛泽东》,华英编著的《毛泽东的儿女们》,逢先知等著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出版。除此,全国各报刊相继发表200多篇有关论述毛泽东的文章。上述这些著作和文章,从不同侧面记述了毛泽东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再现了他的不朽功绩,激发了
人们对他更加热爱和崇敬的深厚感情。就这样,“毛泽东热”日益高涨起来。
第二年,即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40多种,有关文章800多篇。1991年,全国出版毛泽东的图书60多种,有关文章700多篇。1992年,初版、重版的有关毛泽东的图书就有140种。
毛泽东图书出版热持续到1993年,形成规模巨大的高潮。全国几百家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精心策划向读者推出了许多有关毛泽东的图书,对其难以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仅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规定专门报批的就有270种,其中有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著作。例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河北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事典》、《毛泽东生平著作研究目录大全》;广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路”丛书等,均为内容丰富的精品作。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故乡人对毛泽东怀有深情。因此,湖南各出版社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更加积极,计有50多种。其选题涉及哲学、史学、文化学、军事学及教育、文学艺术、体育等10多个学科领域。其中既有在早些年出版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和《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第一批有影响的读物,也有探索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宝贵史料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的青年观》、《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毛泽东教育思想探源》等;既有以纪实的笔调描述感人的《毛泽东求学记》、《毛泽东外巡记》、《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也有客观地表现伟大领袖风采的《湖南文化与毛泽东》、《民族精神与毛泽东》等;既有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最新成果《论新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第一生产力论——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等,也有别具一格便于收藏的《毛泽东墨迹大字典》、 《毛泽东邮票大典》、 《毛泽东诗词字典》
等。湖南出版的这些有关毛泽东的图书,不仅品种多题材广,而且特色鲜明,为全国出版界所瞩目。
还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家人也加入编写关于毛泽东图书的行列。毛泽东的长儿媳刘思齐主编了《人民领袖毛泽东》。毛岸青、邵华主编了大型研究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为编好这套丛书,毛岸青、邵华曾到祖国大江南北10余个省、市收集大量珍贵资料并认真进行考证。因此,这套丛书首次披露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材料,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从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情况来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据探究,毛泽东著作最早译为外文发表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刊于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和《革命的东方》。当时共产国际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认为此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苏联和共产国际都没有报道,而对广州起义、南昌起义却有记述。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苏联《真理报》才于1935年12月12日撰文介绍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发表题为《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领导者》、《劳动人民的领袖》的文章,介绍毛泽东的生平,并且首次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1982年,我国党史研究工作者查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资料时,在1935年的档案中,发现了《毛泽东传略》一文。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此文是目前所见较早地全面记述和评价毛泽东的文字材料。其中评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
1936年7月,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朋友马海德,到陕北做了4个月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斯诺同毛泽东多次彻夜长谈,还采访了许多红军将领、党政干部、普通战士和农民。10月回到北平后,为《纽约太阳报》、《时代》、《生活》等刊物撰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为题,介绍毛泽东的生平事迹。
1938年1月,美国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此后国外一再出版,达20多种文字,备受国外读者欢迎,一时形成“中国红区热”、“毛泽东热”,产生了轰动效应。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斯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读过《红星照耀中国》”。该书的中译本,在1938年由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救亡人士以“复杜”的名义出版后,曾轰
动了国内以及国外的华侨聚居地。直到今天,斯诺这本书仍是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经常加以引用的主要参考书。
1937年4月,埃德加?斯诺当时的妻子尼姆?韦尔斯,也从西安戒备森严的迎宾馆越门而出,摆脱国民党特务对她的严密监视到达陕北苏区。她通过5个多月的采访,在获得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西行漫记》的续篇——《在红色中国内部》。此书的记述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头脑冷静的杰出领袖,由于他具有远大的目光和渊博的知识,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列宁”。
不过,斯诺夫妇等西方左翼记者当年对毛泽东的访问和研究,同后来西方兴起的“毛泽东学”的探索是不同的。从斯诺等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来看,比后来西方“毛泽东学”的研究范围要小得多,因而不可能形成一门学科。另一方面,斯诺等大多是记者兼学者,其研究带有较为浓厚的访谈色彩,正如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的1938年中译本所作的序中写的那样: “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讲,这本书的一大部分不是我写的,而是由毛泽东等人的长篇
谈话所构成。”因此,这本书虽然受到西方舆论界的注意,但是西方国家的当权者和那些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学者,对这本书以及所记述的材料是不屑一顾的。
1946年6月至7月,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根据多次访华采访获得的材料,在延安写了《毛泽东思想》一书。后在上海修改订稿。翌年6月在美国《美亚》杂志6月号发表。其中这样写道:“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为亚洲的形式。”
时至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隆隆炮声震动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许多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引起高度重视,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1950年,美国亚拉马学院教师、传记作家罗伯特?佩恩出版了大部头的传记《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这部书可以说是西方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只是由于他的职位和地位不高,名气不大,所以西方学术界一般把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本杰明?施瓦茨于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视为西方“毛泽东学”的奠基作。
本杰明?施瓦茨的这本书,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这个词,意在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因此,这本书常被西方做反共宣传使用。 .
1952年,费正清与本杰明?施瓦茨和康拉德?布兰特合著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年至1951年》一书。这本书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来研究“毛主义”的形成及其理论特点。其内容涉及传记研究、思想研究和史料编纂等多方面的领域,表明西方“毛泽东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开始形成。
在苏联,因为此时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所以早在1940年就将《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和俄文版。
1952年,苏联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三卷的俄译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已翻译完成,虽然没有付印,但对毛泽东著作表示肯定和赞扬。
然而,到50年代后期,因为中苏关系逐渐恶化,苏联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由肯定转向批判。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性文章,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例如,1970年苏联思想出版社出版的《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批判》、1977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义的思想政治实质》和1979年苏联政治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没有毛的毛主义》等。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积极开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友好往来,在国际舞台上开创了空前未有的新局面,因而引起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极大关注。除此,60年代的中苏论战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刺激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兴趣。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则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热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气候。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和日本出现了与苏联不同的情况,兴起了毛
泽东研究热。
1960年1月,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创办了大型刊物《中国季刊》。该刊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原为费正清的学生,1956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后来,他加入美国国籍后,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由于《中国季刊》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下的“争取文化自由大会”的财政支持,所以它一创刊,就在其第1、2期上连载长达29页的、西方“毛泽东学”反共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魏特夫的论文《“毛主义”
的传说》。该书重弹麦卡锡主义的老调,把论战矛头直指本杰明。施瓦茨1951年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中提出的论点。
面对魏特夫的挑战,本杰明?施瓦茨没有等魏特夫将论文载完,就在1960年4月出版的《中国季刊》第2期上发表反驳文章《“毛主义”传说的传说》,重申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观点。
这场颇有影响的论战,虽然走向了两个错误的极端,但对西方“毛泽东学”的发展起了某种促进作用。因此,美国和西欧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在60年代至70年代逐渐形成了三个不同观点的学派,即“保守派”、“自由派”和“新左派”。
“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百万人民反对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委员会”的成员威特福格尔。 “自由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施瓦茨等。由此,“自由派”也被人们称为“哈佛学派”。“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佩弗、沃尔德等学者。苏联学者认为,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属于“新左派”,而且是从‘‘自由派”中分化出来的。
从其研究成果来看,“新左派”的著述较少,而“自由派”的论著颇丰。因此可以这样说,目前在欧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自由派”。
据美国学者斯卡拉皮诺分析,欧美各国学者撰写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论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传记性著作。其代表作有施拉姆的《毛泽东》。此书于1966年初版,1967年修订再版,至1977年曾再版8次;陈志让于1967年出版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
二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方面的著作。其代表作有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韦克曼的《历史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
三是评论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著作。其代表作有威尔逊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
四是强调心理和文化因素的著作。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是彼叶的《中国政治的灵魂:政治发展中权力危机的心理研究》、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
日本的“毛泽东学”从60年代起也迅速发展起来。日本学者凭借与中国民间交流较多,文化传统相近的优势,收集整理了大量毛泽东的文献资料。1970年至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的《毛泽东集》,收录了被认为是毛泽东在1917年至1949年10月1日这段时期写的著作427篇。接着,该研究会又着手编辑《毛泽东补卷》和以毛泽东著作年表为内容的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未收入的,被认为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到1949年之间写的论著500多篇。
欧美学者对日本学者收集整理的这些有关毛泽东的文献资料极为重视,并且给予高度评价。施拉姆曾说:欧美所有以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文章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作
者,都把这个东京版本作为自己的引证来源。一些日本学者还把我国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的论文和讲话汇编本《毛泽东思想万岁》译成日文,也引起了欧美学者的高度重视。
韩国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起始于60年代,80年代形成高潮。其研究领域主要是这样四个方面:一是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研究;二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三是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关系的研究;四是对毛泽东个人历史的研究。1963年知文阁出版、金相侠所著的《毛泽东思想》;1977年2月出版的河映爱所著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研究》;1983年出版的柳济麟所著的《毛泽东理论与共产主义中国化》;1980年太阳文化社出版的罗昌柱的专著《毛泽东的生平与斗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体现了韩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80年代以来,韩国各大学关于中国问题的硕士、博士论文有10%是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为题的。
从国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总的情况来看,现在世界上有数十个国家、几百个研究机构和成千上万的人员,在研究中共党史的同时,从事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据统计,现在世界上由政府组织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毛泽东的,就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近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高等学校设置了研究中共党史的机构,把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作为重要课题。其中,美国、日本等国在研究机构、人员、资料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其次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国家仅出版有关毛泽东的专著就多达1000多种。从70年代开始的由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所编辑、竹内实教授主编的《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20卷本,已成为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必读资料。现在美国正计划出版《毛泽东全集》(英文版),其规模要比日本竹内实主编的20卷《毛泽东集》大得多,可以有50卷到60卷之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同样重视对毛
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为此专门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且出版了许多大部头的专著。
总之,国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致力研究毛泽东,大量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说明毛泽东的影响巨大,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国内外出版的毛泽东图书中,也有许多令人感到不安的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有些著作,热衷于记述“秘闻”、“内幕”、“隐秘”、“野史”,随意选用道听途说的传闻,甚至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捏造事实,胡编乱造,内容严重失实。《毛泽东之子——毛岸龙》一书,就是明显的典型。此书涉及的党和国家许多高层领导人的情况,都纯属子虚乌有。所谓“毛岸龙”也是冒充的。1992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谜》一书,借释谜之名,大量叙述没有任何根据的迷信传闻,不仅失实处甚多,而且有严重的政治错误。1993年2月,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一书,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书中的记述严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毛泽东的长儿媳刘思齐对这种严重违反出版管理规定,无中生有,随意编造事实,歪曲丑化毛泽东形象的行为非常气愤。她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谈话说:“我从1938年与主席相识,直到70年代初离开他老人家,作为主席家庭成员,对一些所谓‘纪实’闻所未闻,甚感惊诧。有的作者甚至大段编造主席的所谓内心独白,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文学的角度,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在民间必然会有一些传说。这些传说,作为一种“口述的历史”,表达了一定历史阶段人民对领袖的爱戴和赞美。例如“朱德的扁担”、“周恩来的睡衣”等,就是既有事实根据,又寄托了人民美好感情具有积极意义的传说。毛泽东也有许多类似的传说,如“浏阳遇险”、“瓦窑堡巧设空城计”等,而且从革命战争年代流传至今。河南人民出版社将这些传说编为故事结为一集,推出了《毛泽东的传说》一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而有的著作,违背历史真实,大肆宣扬封建迷信,通过“算命先生”之口,以生辰“八字”,来证明毛泽东是“真龙天子”。甚至说毛泽东打仗取胜全靠《周易》,因精通“奇门”而使北平和平解放。1993年3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巨人之谜——神秘的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智慧》一书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此书记述说,按照精心研究《周易》的人得出的结论,南京在周易中属于“死门”,是“溃败枯竭之地”,因此不能居住和前往。毛泽东深受这种
观念的影响,所以一生从未去过南京。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毛泽东早在1920年四五月间,就曾到南京游览。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先后10多次到南京,怎能说他深受《周易》的影响一生从未去过南京呢!
阅读有关毛泽东的家世、轶事和人际关系的图书,可明显看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互抄袭的现象。在抄袭中,不仅重现原书中的差错,而且还抄出了新的差错。
特别是一些不法书商见利忘义,为了牟取暴利大肆盗印出版物。更为恶劣的是,还擅自编印一些胡乱编造的,以讹传讹的图书,因而造成很坏的影响。
国外出版的毛泽东图书存在问题更多,性质更严重。因为国外的专家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目的和出发点非常复杂。有的采取敌视的态度,极力歪曲毛泽东思想;有的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需要,才去进行研究的;有的则是把毛泽东思想当做一种学派去研究。除此,由于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不甚了解,对毛泽东的生平和伟大革命实践情况知之不多,掌握的情况非常有限,所以其评述必然有许多失当之处,史料有误的情况更
加严重。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对书稿中说法不一的情况进行探究,本人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多方面考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材料将其整理成文。就这样,从1982年至今,历时18年,将所写的有关文章汇编成本书。
特别应当说明,为了撰写本书,曾拜读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著作。如果不学习参考他们的这些著作,不从他们的科研成果中受到启迪获得教益,显然难以完成本书的写作。为此,特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
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书的论述,除了纠正对毛泽东生平事迹及其思想的评述有误之处,还对其他许多问题进行了论证。这些问题,表面看来与毛泽东无关,不属于毛泽东生平事迹的内容范围,其实与毛泽东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本书中也作为一个专题加以论述。
还有一点应当特别说明,纠正国内外出版的毛泽东图书中的错误,对毛泽东有关的人和事说法不一的问题做出准确可靠的结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其内容涉及的范围甚广,其时间跨度较长。其中有的问题,曾是专家、学者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至今仍有争议。而本人由于常识水平不高,对其掌握的史料有限,区区管见,肯定有许多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田树德
1999年9月
于长沙望月湖寓所
1.毛泽东的先祖毛太华。由江西迁徙
到云南之“澜沧卫”,是今云南省澜沧拉
祜族自治县吗
《韶山毛氏族谱?卷首》(第二次修订)记载:“我族始祖太华公,元至正时人也,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之澜沧卫。”
“澜沧卫”是古代地名,现今是什么地方呢?
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写道:‘
明朝开国时,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云南澜沧
(今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内)……①
解放军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东方巨人毛泽东》一书,同样记载毛泽东的始祖太华“从江西吉州龙城(今江西省吉水县内)迁徙云南澜沧(今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内)”。①
查阅《云南简史》、《滇考》、《永北府志》、《明会典》、《读史方舆纪要》、《云南图经志》、《永北直隶厅志》、《明史?列传》、云南《永胜县志》等著作,根据其记载,由此可知上述记述把毛泽东的先祖毛太华由江西迁徙到云南之“澜沧卫”,解释为是今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有误的。
现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南部,思茅地区的西南部,东和东北隔澜沧江与思茅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相望,东南与勐海为邻,西和西南与西盟佤族自治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相接,南部和西北部与缅甸毗邻。县城距昆明市745公里,距思茅镇173公里。
论历史沿革,该县在西汉时为哀牢地。东汉至隋属水昌郡。唐南诏时属水昌节度地,大理政权时期属永昌府。元属木连路。明清时为孟连长官司(后改称宣抚司)管辖,上隶顺宁府。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于圈糯置镇边直隶厅,隶属迤南道,此为澜沧设治之始。镇边之名,
即镇摄边境之意。十七年(1891年),厅治迁勐朗坝,时镇边直隶厅全境包括今澜沧、西盟、孟连三县全部及双江县一部分。二十九年(1903年),厅治复迁回圈糯。1913年,废行,改为镇边县。1915年,因与贵州省镇边同名,乃以其地滨于澜沧江而易名为澜沧县,隶属普洱道。后废道,隶属云南省第二镇边督办公署。1928年,将其划归双江县。1935年,在所辖岩帅、勐角、勐董等地置设沧源设治局。至此,澜沧县辖今澜沧、西盟、孟连县全境,隶云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9年4月成立澜沧专员公署,其下分设澜沧、东朗、孟连、上允、溯涛(即宁江县,当时纪念解放宁江时牺牲的尹溯涛而得名)五县。同年12月,撤销澜沧专员公署,宁江县划出,另四县复并为澜沧县。1953年4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澜沧拉祜族自治区(县级),隶属思茅专区。1954年、1956年,孟连、西盟先后划出分别设县。1955年改澜沧拉祜族自治区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沿袭至今。
从上述历史沿革来看,澜沧县在历史上没有建置卫所。因此,在该县不可能有“澜沧卫”之说。
而实际上,古代之“澜沧卫”,是在滇西北的北胜州(今云南省丽江地区永胜县),而不是滇西南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永胜县志》记载,永胜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西江地区的南部,东接华坪县,东南接大姚县,南邻宾川县,西与丽江纳西族自治县、鹤庆县一衣带水,北连宁蒗彝族自治县。至丽江行署所在地大研镇102公里,距昆明市516公里。
从历史沿革来说,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开发西南,在今川西南及滇黔地区设立郡县,当时永胜为遂久县地,属越寓郡,首府在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七俘孟获后,增置郡县,将遂久、姑复(今永胜、华坪)等县划归云南郡。
唐贞元十年(794年),在今永胜区域设北方赕,后改成倡赕属铁桥节度。宋代称善巨郡,首府设在今永胜县城北5公里处的大树坪,名为“城纪镇”。
《云南简史》载:元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率元军从甘肃出发,经川西北过大渡河,兵分三路进攻大理,其中一路到达善巨郡。
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将永胜东部改为施州,西部改为顺州,属云南行中书省(简称云南省)。施州和顺州的来历,是根据唐代从昆弥河移来的“施顺部落”(即今彝、傈僳、白等族之先民)人口而命名的。
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朝又改施州为北胜州。北胜的来历,据冯苏《滇考》载,元兵自北南来,进攻大理,“首捷此土”,故名“北胜”。“北胜”一名,历元、明、清三朝,沿用了418年。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置北胜府,属丽江路宣抚司。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北胜府降为州,属鹤庆府;正统六年(1441年),升北胜为直隶州,属云南省布政使司。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征南大军进云南。十七年(1384年),改北胜府为北胜州。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在北胜州置澜沧卫。二十九年(1396年),统治云南的沐英,根据朱元璋“寓兵于农,屯民实边”的旨意,把率领征南的军队3000多人留在北胜州,设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并在原北胜州城南新建砖石城一座,名澜沧卫城。城高一丈六尺,城围五华里,绕城有河,四门通水壕,有城楼。因此,《读史方舆纪要?北胜州》一书,有“洪武二十九年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以州隶之”,“于州治南筑澜沧卫城(今永胜县城)”的记载。 .
明初,澜沧卫与北胜州虽是一文一武分城分治,但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是军事管制机构,所以除握有重兵外,行政上还直接统治北胜、蒗蕖、永宁等州。正统六年(1441年),改北胜州为北胜直隶州,直属云南布政使司管辖,使澜沧卫仅主掌兵权。弘治九年(1496年),北胜州治衙门改置澜沧卫城南角(即今永胜县幼儿园、印刷厂、永北镇人民政府及农科所等所在地)。
如若探究澜沧卫的名称,一种说法是因永胜县境内有“谰沧山,卫以山得名。《读史方舆纪要?北胜州》载:“澜沧山,在城西南二里,高二百丈,卫与驿皆名澜沧以此。”《新纂云南通志》有同样的记载:“澜沧山,永北(城)西南二里,高二百余丈,卫与驿皆日澜沧。”
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永胜县被金沙江三面环绕,据《永胜县志》记载:“明初以前称金沙江为北澜沧江,卫以江得名。”
除此,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还提到“南澜沧”的称谓。1995年1月20日《云南日报》发表的《毛泽东的祖先与云南新考证》一文甚至说:“北胜州又称南澜沧。”据云南《永胜县志》和《读史方舆纪要?北胜州》、《新纂云南通志》等著作记载,北胜州从未称为“南澜沧”。
说“澜沧卫”是今云南永胜县而不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还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现在的云南永胜县程海乡凤羽山下的毛家湾,以沙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村。这两个村,有毛姓人家140余户,计有1000多人。查阅民国三十年(1941年)编撰的《永胜毛氏族谱》(二修),便可得知这些姓毛者,都是毛太华的第二个儿子毛清二的后代。
除此,在永胜县河口乡毛家村,有毛姓人家110户,计有近600人;金官镇西湖毛家湾,有毛姓人家50户,计有300余人;翁彭乡毛家村,有毛姓人家53户,计有358人;清河乡毛家井村有毛姓人家20余户,计有100余人;片角乡毛家洼村有毛姓人家30余户,计有160余人。另外,梁官、期纳、涛源等乡镇,也都有一些毛姓村民。①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缪开和撰写了《毛泽东与云南——一代伟人的生死奇缘》,《永胜报》总编辑简开良撰写了《韶山毛氏与永胜毛氏渊源考》。这两篇文章在报刊发表后,引起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的关注和寻祖的兴趣。1997年4月18日,李讷偕其夫王景清等,从北京专程到永胜寻祖。对他们到永胜寻祖的情况,1997年4月21日的《永胜报》、4月30日的《丽江报》、7月25日的《云南日报》,都做了详细报道。
为了弄清永胜毛氏家族与韶山毛氏家族的关系,2000年6月8日到11日,由简开良、陈世雄、毛唐诗、毛华诗、毛志能5位同志组成的云南永胜县毛氏家族研究课题组,带着永胜毛氏族谱及有关史料到韶山,经与毛泽东的堂叔毛贻彰和侄子毛远俊、毛远义对族谱,证实永胜毛氏家族的派数、字辈与韶山毛氏家族完全一致。例如,永胜县程海乡毛家湾南村的毛泽光、毛泽峰,《永胜毛氏族谱》(二修)的记载,他们是毛清二的后代,毛太华的第20代
孙。而毛泽东,《韶山毛氏族谱》记载,他是毛清一的后代,也是毛太华的第20代孙。
更具说服力的证据是,2001年6月26日,永胜毛清二的第19代孙毛华诗、毛唐诗和第20代孙毛志能,经过多年的寻找,于2001年6月26日,在程海乡凤羽山下的山沟烂泥中发现了毛清二的墓碑,其碑文如下:
吾族原籍江西吉州龙城,始祖公太华宦游从
戎,屯戍澜沧卫,后以军功奉调,携长子四子
内迁。
明故一世祖旌表忠义、武德将军毛公讳用,
字清二老大人之墓。
前所千总十一世孙毛翼圣率族人重立。
大清康熙七年岁次戊申季春月,谷旦。
毛清二墓碑的发现,无疑可充分证明澜沧卫是永胜,而不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9.在周恩来生命垂危时,毛泽东曾悄悄到医院探望吗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没有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做最后告别悼念。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也没有参加。
那么,在周恩来生命垂危时,毛泽东是否曾到医院看望呢?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2年2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对此是这样记载的:
或许毛泽东只是不让许多.人看见。在总理的
最后几个小时中,他曾悄悄来到医院,坐在周恩
来的病榻旁。可能是由于某种令人痛楚的孤独,
甚至是懊悔之感,他才最后前来同这位忠贞不渝
的同事谈话。
据多方面查证,此记载有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2月出版的《周恩来传》记载,1975年,进入9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9月20日下午,在医院第四次做手术。10月24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他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在做这次手术时,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陆续到医院探望,但其中没有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不到医院去探望病危的周恩来呢?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在《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一书中写道:
自从周恩来进行了几次手术,病情一直在恶化。毛主席对他的健康非常挂念,他自己不能亲自前往探视,便派张耀祠前去医院值班,了解那里的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因而,一个时期以来,张耀祠往305医院跑得较多,了解的情况也就多。
毛主席从治疗报告中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十分严重后,曾指示治疗组认真会诊,及时救治。尽管毛主席对周的健康十分挂念,可是,当时的他,也是自顾不暇。这时的毛主席已不能起立或是坐下,连一步路也走不了。只能躺着,他说话很困难,吃饭要人喂,严重时要用鼻饲。所谓鼻饲,就是把一根橡皮管子从鼻孔插进去直达食道,用橡皮管子往里进灌流食,当然只能是很稀的液体了。
毛泽东的病情是这样的严重,不可能到医院去探望病危的周恩来。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后,气息已变得非常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第二天上午9时,便与世长辞。10日、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以及首都各界群众l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1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因为病情严重没有参加。
总之,周恩来在住院期间,包括生命垂危之际,毛泽东未曾到医院探望。如果他曾悄悄到医院探望周恩来,新闻媒体不可能不报道,有关的著作不可能不载人史册。而国内的报道和有关的著作,均无此记载,说明没有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