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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系统地研究了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的重要历史事件——“五月运动”——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思潮。
1968年，不满的情绪在法国巴黎的大学内积聚。现存的教育体制无法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加之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的不满，激起了学生中的激进主义。5月3日，警察粗暴地开进索邦大学制止学生集会，引发了骚乱。局势迅速升级为全国性罢工。1000万工人卷入罢工。戴高乐政府出现危机。5月底，戴高乐镇定思绪，积聚起勇气和支持者，使局面得以扭转。这一事件史称“五月运动”（“五月风暴”、“五月事件”）。
作者深入分析了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影响，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派别在运动中的作用及其它们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并指出“五月运动”对法国此后的社会走向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译者的话
序言
引言
五月运动的悖论
第一部 五月运动始末
一、现代化与厌倦情绪
会走向“美国式”的社会吗？
国泰民安
是“人的死亡”吗？
前景清晰乎？
二、是宠儿造反还是“疯狂的生活追求”？
空前的代沟
死胡同
疯人派
三、大学出了问题
大学的改革
“农泰尔疯了”
今非昔比的大学生斗争
一股新生力量
立即行动
挑衅与决裂
存在
四、“神奇的意外”
星星之火
面对聋哑政权
难忘的一夜
难以挽回的错误
太晚了
五、言论的解放
解放和节日般的气氛
一种不规范的语言
生存的疑问
抒情式的幻想
两个关键词：奴化和自治
要什么样的政权？
时钟停摆了
误会
六、是一次象征性暴力吗？
自发性
第一个街垒之夜
狂妄与嬉笑
从反击到诱惑
临界
大学生和“流氓无产者”
六月的死者
是否要提防报复？
内战没有发生
七、什么样的镇压？
见证的力量
手榴弹和警棍
博戎中心
辱骂、威胁和侮辱
关于镇压的辩论
警方未能幸免于危机
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格里莫
军队
无可挽回的局面没有发生
历史不能重演
八、是革命的一代吗？
反对先锋队
如何理解五月运动
朦胧的极左三极
先锋队的第二青春
革命终于有了可能
第二部 极左势力的膨胀与爆裂
第三部 反文化的产生
结论
弗朗索瓦.热兹
1998年，对年已20岁的人而言，往往是忧心忡忡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从他们呱呱坠地起，就不知道什么是“危机社会”。社会继续存在，但其前景永远无法确定。他们的父母在30年前所经历的是一个与现在的形势相反的社会：60年代末，法国百业兴旺，就业充分，青年前途灿烂；然而，在1968年，很大一部分20岁的青年却起来反对这个丰衣足食的社会的空虚与失落。
今天，这个反常的反叛的意义和随之而来的年代的激进誓言似已消失。对那些从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来说，这些只不过是青年时代的美好回忆，虽曾经历，但如今已是放弃的信念的回忆，但是，在这个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真实的时刻，人们试图不惜一切对自己的信念忠贞不渝。而他们的孩子和其间的几代人，对此意见并不一致：有些人对那个年代无比憧憬，既好奇又激奋，并喜欢加以证实，就像对切?格瓦拉的画像那样顶礼膜拜；另外一些人无疑占了多数，看到的只是“退伍兵”的历史，认为对此唠叨个没完于当今的严酷现实一无用处。
不管对那些怀旧的人还是无动于衷的人，让一皮埃尔?勒?戈夫的这本书会带来一种新的视野。因为意见虽有分歧，我和作者都相信，在1968年和以后几年的历史中有很多教训可以汲取。首先，我要谈的是，因为5月的激情，它在今天再次具有意义；其次，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极左运动走向衰落，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已失去魅力的流行时尚，这种认识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在1983年以肯定个人主义作为最高价值，同时赞同左翼的经济自由化，直至“企业的神话”①成为了当时的时尚。
如果人们不接受这种时尚和时尚所认可的不公正，那就无法继续揭示“单一思想破坏”实用的意识形态性的原因。要了解其深刻原因，我个人认为要在下列人们很少提出异议的问题中找答案：为什么在被称作“出生率激增年代”，也就是在1945年到1952年出生的大多数人会在1968年5月开始的革命冒险中投入如此多的热情?而在70年代末，这些68分子中的大多数又为何如此突然地默默舍弃他们的诺言呢?
在整个80年代，由于这些问题一直被隐藏，那种吃喝玩乐的乐天思想的胜利就不足为怪了，这是那些改邪归正的68年老兵常常在广告、新闻媒体和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情绪。一旦这种思想观念衰竭，90年代的那种厚颜无耻的现实主义取而代之，这种隐藏的情况就长期存在下去了。
1968年五月事件已过去30年。时间终于打破了这些忌讳。让一皮埃尔?勒?戈夫在这本书里试图向这种困难的挑战开火。在“管理观念”的社会学著作中，谈及了这个问题。他在仔细分析现代管理技术的公用事业部门②‘‘企业宪章”③和引进方式的内容后，发现在这里面可以找到1968年五月运动的某些口号，它们程度不同，有些是十分清楚的词句，有些是要求个人自治和不要中介的民主。对于这种奇特的状况，他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同时也对1968年极左派走进死胡同加以阐述、分析。他自己也是其中的成员。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解释80年代在管理条文中突然大量出现的1968年的某些思想，让一皮埃尔.勒.戈夫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实际上，描写1968年五月事件和“革命”年代的书已有数百种。但是，除了仅记录1968年五月④几个星期的“当代史”书以外，还有一些基本上是涉及部分证据或分析的书；描写该时期全部历史的是帕特里克?罗特曼和埃尔韦?阿蒙的书——《这一代人》①。这部书着重记述了那些后来成名的成员的个人经历，其中排在首位的是那些无产阶级左派的领导人。
让一皮埃尔?勒?戈夫与上述做法相反，首先感兴趣的是极左派在那个大时代的思想历史，但也没有因此忘记有这种思想的人们。这个工作使他具有对五月事件原始的总体观念，重视了参加该运动成员的观点，同时也是权力机关的观点。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第一次对五月事件后的年代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此，他分析了数量很可观的材料，特别是《人民事业报》、《信徒》、《红色或争吵起来了》等极左派报刊，引用了发表在杂志或书本上的切实和主题清晰的许多原始材料。
让一皮埃尔?勒?戈夫将火热的年代事件的精确历史回顾与标示有关人物主要事实的记录、分析紧密结合，提供了一个总的观念。这一观念会使那些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惊讶，也会使那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感到新鲜。因为，即使我们当时是千千万万人中具有同样期望和幻想的少数人，在某个派别或某个阵线中干事，也很难有本书的整体观念和批判眼光。
有人重视革命战士的思想和证据，但本书的目标并不是评判它，而是首先寻求这个潮流的力量和逻辑，是它造就了最富激情的一代人。此外，我曾说过，正是这一点，即总体的分析，在今天是紧迫的需要。我谈的这种激情，很多参加过1968年运动的人是有过经历的。这种激情难以言喻，只有诗歌和小说才能表达。
一旦革命的激情消失，尽管某些人对此还试图保持忠诚，但是仍要与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政治运动的荒唐口号决裂。忠诚与决裂的矛盾是难以存活的，有时会导致个人的悲剧。而让一皮埃尔?勒?戈夫的书中提到，有些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今天已找到新的战斗方式和“民主的激情”。
但是，很多参加1968年五月运动的成员最终选择抛弃激情，同时他们并没有刻意舍弃个人或集体的记忆。这双重的回避有时会导致参与另一种“打得落花流水”的原则，也就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或现代管理原则，在那里只有独立于个体、历史和记忆之外的个人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但是，在本书中，我预测了让一皮埃尔?勒?戈夫的一个主要论点，他根据我的意思做了卓绝的阐明，而我是让读者自己去发现。我要指出的是，在回忆每个人人生中“不可言状”的事实时，我相信这本书所阐述的正是不可言状的那些事实。这并不是谴责，也不是一代人的坟墓，其错误可能在于把激情看得太认真了，不管个人的经历如何，对其个人的行为，也不止于做一种评判。
让一皮埃尔?勒?戈夫想做的，至少就我所看过的文章看来，正是要帮助“后68分子”的战斗。五月运动令人眩晕，维护真实面貌很困难，甚至可能办不到，同样，无论从最好方面或最坏方面考虑，本书要帮助了解这些年来所体现的世纪末的特点。
在80年代和90年代，标志着共同生活的破坏的事物都是出现于此时，无疑，这是异乎寻常，至少是无视传统观念的。但是，让一皮埃尔?勒?戈夫对这些年代的描绘所采纳的证据，在我看来是很有力的。至于我，我认为这么严酷的现状，这个“从思想极端走到没有前途观念，缺乏计划，特别是没有期望”的世界(就像利奥内尔?若斯潘在1991年所说的那样)，只要在1968年后那些人还活着，他们的孩子还在，还没有把那年代送进坟墓，这种世界就无法超越。而且五月“无奈的遗产”也不可能被承受。
正是这种信念促使我出版这本书并支持作者的努力。对于这一点，我得做一些解释，为自己编辑出版的书作序并不是寻常的事。自1981年投入这个行业来，这是第一次。我之所以重视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个人的承诺。1983年，探求出版社取代马斯佩罗出版社，在1968年5月以后，人们将在本书中看到马斯佩罗出版社传播革命思想的作用。自1959年起，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创建的出版公司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首先是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然后是尽快让人们听到第三世界中为解放而斗争的人们的声音；同时让人们认识全世界的伟大诗人和作家的作品，以及这个时期最具有创新思想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15年来，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我试图用它来指导探求出版社的工作。在出版本书的同时，我也意识到对五月运动后的思想批评方法与很多当时在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的书籍的思想并不冲突。但是我相信，这种通过反思进行的评价是必需的，这样就可以忠实于他们的承诺。总之，我希望让一皮埃尔?勒?戈夫的这本书能够超越它可能挑起的争论，有利于调和那些与蛊惑人的时尚不协调的人们，探求超越它的艰难道路。
一、现代化与厌倦情绪
60年代中期，法国的繁荣达到空前水平，似乎避免了所有严重的社会危机。货币坚挺，经济年增长率在5 9／6上下浮动。国家结束了殖民战争，从此过上和平的日子。在20来年的时间里，法国走进了新时代，尽管没有真正意识到。
变化是巨大的。第三共和①时代突出的“旧农业社会与工业化之间的妥协”④被打破了，国家的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温馨法国”的形象，它的村庄和钟楼，仍然是学校中传授的最重要的文化概念，人民对此也恋恋不舍。但这种形象已被战后以来开展的现代化运动搞得面目全非了。
这一现代进程并非毫无困难和一帆风顺③。社会阶级和不平等现象并未消失；生活水平的差距仍然严重。但又有谁能否认经济和社会取得的进步呢?上个世纪存在的绝对贫困化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生产和消费的发展以及由“福利国家”建立的财富再分配体系使工人的待遇得到全面改善。用社会学家亨利．芒德拉④的话来说，法国完成了“二次革命”，其标志是19世纪传承下来的法国社会结构被打乱了。法国扭转了积重难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滞后的局面。农村人口的外流已接近完成，城市作为中心日益发展。由于生育的增多和寿命的延长，人口不断增加。生活方式和阶级结构起了变化。对农村和家庭模式的眷恋，折衷平衡的价值观，传统显贵的举足轻重地位，统统都受到冲击。
在60年代，虽然不平等现象和诸多不合时宜的行为依然存在，但人民是满怀希望的。那时的经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势头。
然而，这一进步付出了使某些不安定因素开始蔓延的代价。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族姓为依归的初级共同体让位给了不分姓氏的大城市。生产和消费增长的目标是达到了，但它带来了思想和政治信仰的危机。围绕社会运转失灵和增长成果再分配问题的政治辩论不了了之。表面上的普遍满足和运转如常掩盖了任何东西也无法弥补的情感真空。
会走向“美国式”的社会吗?
60年代现象的特征是所谓中间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出现。传统的中产阶层(农业主、手工业主和商人)在萎缩，而其他阶层在发展。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使大多数劳动妇女得以就业。在职业队伍中增加了中高级管理者、技术员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①。
尽管工人的数量仍比其他工薪阶层增长得慢(从1962年的660万增加到1968年的730万)，但依然是社会职业中人数最多的。从战后开始的重新整合已经启动。诚然，不熟练或不太熟练的工人仍占多数，因为泰罗制④有利于“专门工”阶层的发展，他们实际上就是来自农村和外国的非熟练工人，大部分是青年、妇女和移民劳工。但与此同时，熟练工人和工头的比例在增加，那些被称为“白领工人”的阶层也同样：技术员、施工工程师、工业设计师等日益增多。
社会阶级并未消失，法国也还不是一个富足的国家。但在总体上，生活水平的差距和区别在缩小。1962年10个劳动人口中有7个以上是工薪者，而且妇女的就业率也在增长。家庭消费结构起了变化：家庭日用品、保健、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比重不断增加。进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洗衣机和电冰箱、小轿车和电视机成了这种变化的象征。
社会学家们通过大量的文章和著作搜寻社会生活各领域变化的蛛丝马迹：有劳动和企业方面的，也有休假的娱乐、轿车、广告、电影等方面的。他们在理性的外表后面发现了现代生活的神秘之处①。在其为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1964年在法国出版的《孤独的人群》②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埃加?莫兰写道：“若干年来，我们不仅试图从描写美国的文学作品中寻觅奇特之处和未来主义的东西，而且也在探索我们自己的面目……我们从此要自问：我们的社会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像美国社会呢?虽然我们确信一定会有相当程度的相似。”
“进步是势不可挡的”，但是这种疯狂的赛跑付出了代价：人际关系中的人情味减少了，人的个性消失，千人一面，就像雅克?塔蒂导演的电影《我的叔叔》(1958)和《游戏时间》(1967)里所描写的那样。虽然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还有一定影响，但传统的权威方式、沿袭下来的风俗与民情已经开始磨损。群众中滋生出一种新的因循守旧。乔治?珀雷克在他的小说《物件》中表现了一对年轻夫妇，在他们眼里，仿佛占有消费品就是活着的全部理由。他们并非不幸，但似乎生活在自身之外，使自己反过来被那些物件占有了。
国泰民安
法国终于过上了和平的日子，而且许多国家却并非如此：以一阿冲突、拉美游击战、越南战争、美国黑人少数民族的斗争等等，都表明暴力远未消除，暴力的场景频频出现在电视镜头上。苏联和东欧国家早已抛弃的革命理想又在古巴、越南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死灰复燃。而在1963年便与苏联决裂的毛泽东中国于1966年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但这一切同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要面对的问题又有什么关联呢?
在欧洲内部，法国在国际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使之与其伙伴格格不入。法国于1964年承认了共产党中国；它谴责世界经济中的美元霸权地位；1966年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同年9月，戴高乐将军在金边演说中抨击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预。这些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表态，拒绝“集团政策”，以及它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使法国在第三世界(阿拉伯、印支、拉美)国家赢得普遍的好感。年轻人恰好可以从这些地方找回他们的革命希望。
“冷战”时代已告终结，非斯大林化也已启动(尽管还很脆弱)。苏联和美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都同样关心生产的发展。雷蒙?阿隆①提出的“工业社会”概念不是使现代社会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更容易被人理解吗②?
在国内，虽然阶级斗争并未消失，但冲突的症结已经改变了性质。工人们头戴鸭舌帽、挥动拳头、占领工厂、高唱国际歌上街游行的形象仍然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1936年的“人民阵线”和西班牙战争只不过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事。在西班牙，佛朗哥还在台上，但反法西斯的斗争还能像30年代那样充满活力吗?在欧洲，法西斯主义越来越不合历史潮流。消费和中产阶级的发展，到西班牙去度假，这些都消磨着反法西斯的热情。
工会和左翼政党还在提社会的替代模式，但斗争的首要任务却是从经济增长成果中争得更大更公平的份额。围绕工资、工时和带薪假期的冲突并未结束，但工人阶级已经起了变化，其诉求开始得到满足。雷蒙.阿隆写道：“到了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时，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由工会或压力集团所代表的各社会阶层之间半和平的对立方式将逐步取代各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③
在左翼，由于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重增大，引发了一场关于“新工人阶级”④的辩论：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对工人阶级的分析，把管理人员、工程师和技术员，甚至职员和低级公务员都列入工人阶级范畴?社会学家的分析把这个问题纳入意识形态和政治范畴中去了。阿兰?图雷纳就社会、技术和文化的演变对工人意识的影响提出看法，认为工人意识已不再是传统的工人运动模式。他呼吁活动分子和社会学家要看到变化，要摒弃“过时的神话”⑤。而米歇尔?克罗齐耶则写道：“无产阶级时代结束了，我国社会历史的一个阶段——无产阶级宗教阶段要一去不复返了。”⑥塞尔日?马莱则认为工人阶级已不再是社会的边缘，“其生活水平和对舒适的追求使其走出了工业化初期蜗居的铁皮屋”④。这些社会学家以各自的方式强调指出：争取权益的斗争将发生变化，将要更多地考虑有关劳动者的地位、对企业管理和权力的监督等问题。
至于法国共产党，它依然坚持自己是革命的政党，但现在也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它开始改弦更张，考虑开辟一条“能通向社会主义的先进民主道路”①。在知识界，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第一信条，他们仿佛总绕不开法共与总工会。但也有目前仍为少数的知识分子开始以批判的眼光质疑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58年，已脱离共产党的埃加?莫兰在《自我检讨》②一书中，对“昔日信心的源泉，今朝形同陌路和敌人的一种信念”提出疑问。他把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内部的信仰机制、心路历程和宗派行径暴露无遗。他创办了《论据》杂志，联合其他知识分子呼吁“知识解冻”，摒弃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和条条框框，进行一场考虑到现代世界复杂性的“理论重建”。该杂志发行量很小，于1962年停止出版。
在革命知识分子方面，1949年由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创办的托派杂志《社会主义或野蛮》，有鉴于现代世界的演变，提出了关于革命的独到见解。该杂志于1967年中断发行，原因显而易见：“1959年以来，我们就已经看到……而其后的发展又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名副其实的政治活动是注定要销声匿迹的。”③工人阶级的变化和社会深刻的非政治化使革命方案难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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