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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和北京召开了由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与会人数如此之多，空前绝后。更令人发生兴趣的，还在它本身蕴涵的丰富信息，以及埘之后历史的深远影响。
大会的起因，是党想通过总结经验和反对分散主义一举改变1959—1961年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但后来会议日程和主题发生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改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宽松的民主氛围，使人们一时触及到了应该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如何评价“三面红旗”等重大话题。受大会鼓舞，1962年春夏，全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但不久，局势再变，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及会后产生的认识上分岐，成为后来“文革”发生的一个远因。
本书作者集多年采访、材料收集和研究心得，第一次全而、深入、详细地披露了七千人大会的缘由、经过和曲折的全过程，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以及对各省委、县委负责人的情况，都有详细分析。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
张素华，1954年生于河北唐山市，现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主要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至今已有27年，任研究员。负责《毛泽东年谱》1925年-1927年7月、1959年10月-1965年部分撰稿工作，参与编辑出版《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本）等文献。编著出版了《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合作），《毛泽东画传》（合作）等。
前言
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
谁在筹备和保障大会顺利举行？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报告的经过
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改变着大会进程
毛泽东究竟对报告怎么看？
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
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
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解释和说明
最是大节见真知——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
林彪临时决定抛开事先准备的讲话稿
春节，毛泽东“放了一把火”，要开“出气会”
毛泽东的讲话把大会推向第二个高潮
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
邓小平：厚道人的一篇务实报告
从三易其稿看朱德的心路历程
周恩来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
大会留下的悬念：陈云为什么不讲话？
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
有关大会的成果
大会带来了什么新气象
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
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三面红旗”？
附录
袁宝华：有关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些情况
杜润生：对七千人大会一些问题的感受
赵家梁：参加起草大会报告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李瑞山：湖南与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些情况
张文奇：有关七千人大会的保卫和后勤工作
邓力群：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后
张维兹：七千人大会上，我对总理讲真话
七千人大会日志
后记
编辑说明
谁来承担责任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
中央觉得,有必要在这一次大会上指出,对于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缺点,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最近,中央书记处检查了这几年发出的中央文件,向毛主席和中央常委提出了一个报告,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所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当然要负责,这里所说的中央首先负责,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因为这几年来,省在许多工作上负了很大的责任。当然这不是说,省以下的各级负责同志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上,在工作作风上就没有责任了。
揣摩报告的意思,简单地说,要负责的首先是中央。但这个中央,主要是指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也有责任,但没有着重强调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责任,倒是谈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各个部。我们今天反复品其中的行文,感觉中央的检讨是很掌握分寸的。
在讨论时,大多数人比较温和,更多的是做自我批评,但也有些议论比较激烈。
西北地区有人提出:左的错误时间这样长,这样严重,为什么这样难于纠正,原因何在?应该说清楚。浮夸风为什么这样大,这样普遍?不和政治上,组织上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还有人问:这不实事求是的作风为什么成为全党性的?
在讨论中,甚至有人对错误的性质提出质疑,华北地区有人提出: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这几年造成的损失,不次于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
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帐应算清楚。过去提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现在食堂虽然大部分解散了,但这些提法究竟对不对?是中央错了,还是地方错了,应讲清楚。
湖北省张体学提出:死官僚在中央,省,地三级,不要在下边找。1961年中央提出反对死官僚时,挨整的往往是县以下干部,包括县委书记。湖北的同志对此表示不满。
对于这样的问题,有人讲得更明确一些。他们说:这几年许多问题的产生,根子在上边,但历次政治运动,却常常是整下不整上,所以许多毛病是一犯再犯,越来越严重。
这样的议论,其矛头显然是直指中央,希望中央多担责任。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了几句让人咋舌的话。他说: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他认为,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做检讨,也应该做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
在从现存报告稿中,找不到中央地方责任三七开这样的话,但以陶铸这样的身份似不会随便说话,应该是有由来的,只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陶铸身为地方大员,对中央政策的来龙去脉,应比一般的省委书记要清楚。他在这里强调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又说中央书记处的检讨不深刻,可谓是这次大会上的大胆之言。不过他所追究的上边,看来也就到此为止了,并没有超出书面报告的范围,但他强调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也属难能可贵。
西北有人提出:毛主席在1958年让试办公社,后来下边一下就干起来了。郑州会议时,才提出公社三级所有制,1958年北戴河会议并未这样提出,,责任究竟在哪里?
这样提问题的,言下之意,是说毛泽东当时提倡办人民公社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具体政策没跟上,因而带来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当时认为毛泽东犯了错误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在陕西,对1958年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有的私下讲,有的则公开说,焦点在毛主席身上。若干年后何金铭曾回忆:”我就说过,这么大的问题,毛主席要负责任。反右倾的时候,成了很严重的问题。”
为承担责任,国家计委主动检讨说:高指标是计委提出的,应当由计委负责,过去我们编计划,没有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做好综合平稳,往往是急急忙忙地将计划提交中央,强迫中央签字。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思想有主观片面性,对主席的思想和指示没有好好学习,领会不深。如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主席在1958年曾提出1500万吨,如果当时按主席指示布置工作,基本建设的摊子就不会铺得那么大,浪费了人力和物力。长期计划也是如此。我们的计划工作搞了四年多,翻天覆地,现在的长期规划还是2000万吨钢,可见还是主席英明正确。
对在编制生产计划时出现的高指标,计委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计委的责任一方面表现为缺乏经验,脑子跟着发热;一方面也表现为没有自己的主张,而是迎合领导的意思报计划,当然也有迎合不准的时候。有几次,毛泽东想把钢的指标降下来,可是计委告诉他可以完成。这大概也是毛泽东后来总是不满计委的工作,鸡蛋里挑骨头的原因之一。
国务院系统工交组提意见说,政治局和书记处担负责任的字句,应该从报告中去掉。如果中央一定要担责任,最好把各部门的责任也写上去,或者由工业交通口的代表在会上讲一下各部门应该承担的责任。
从上述情况看,大会上的议论,既有认为中央承担责任不够的,也有作自我批评的,还有要求对一些责任问题定性,或者要分清责任的。国务院一些部门主动要求在大会上做检讨,也折射出问题面前,大家不是互相推诿,而是积极承担责任的良好风尚。大会讨论时,还有一些人对领导机关提出了一些建议,他们希望提倡说老实话的同时,要提倡听老实话,反对报喜不报忧的同时,要反对听喜不听忧。对中央提倡的三不主义五不怕精神,有人说这不是解决畅所欲言的关键,关键是上面对待批评的态度。
这些意见显然都比较大胆,尖锐,刘少奇在做大会口头报告时,大多对此作了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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