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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原始之世，花鸟之画则遍及陶器、岩石、衣裳之上，且具像抽象，诸体俱备。群鱼、鹳鸟、水稻、海藻、鸵鸟、野牛、麋鹿之属，出于画家笔下，或生动，或粗重，或稚拙，或沉着痛快，或夸张变形，今之欧美现代派画家者流不可望其项背也。战国帛画之龙凤，汉画像之飞乌、林木、虫鱼，使塞尚、梵高、毕加索、马蒂斯辈观之，必不敢措手也。惜后世之俗眼者不能识也。
世谓五代徐熙、黄筌为吾国花鸟画两大宗师，实则其画较之原始、战国、两汉之陶石帛砖之画，斯又下矣。然则，徐熙野逸，黄家富贵，其画正规、工整、完备、准确，符之封建朝廷之规，故为后世之宗师焉。宋初则传黄家法，北宋末则兼师徐黄二家法；南宋之禅画，无古无法，一任胸次之挥洒，开后世写意之先河。元人王渊变颜色为水墨，钱选变厚重为清淡；明代吴门沈文唐辈之温雅。其后，陈淳之放纵，徐渭之狂肆不可—世，老莲之古淡，皆超越前古。清代八大山人之冷逸峭奇，恽南田之没骨温润，体格俱备，花乌画之能事似已毕矣。然近代海派赵之谦、吴昌硕等又以金石入画，别开生面。尔后，潘天寿之奇险，齐白石之天真，皆各造其妙。花乌画之盛，一时竞过于山水、人物。
吾国之画，每与道合。夫成教化，助人伦，则莫过于人物画。山以静，水以动，山高，水长，此哲学之境也，咫尺而有千里之趣，状高远、平远、深远之势者，莫过于山水画。故吾国画，汉末至唐，人物画盛；宋至清，山水画盛，今之各博物馆院所存之古代名画，十之八为山水，次人物，花鸟微矣。然松柏之喻长寿，牡丹之喻富贵，鸳鸯之喻恩爱，百卉以喻欣欣向荣。杨柳之风流，梧桐之扶疏，松竹梅以喻岁寒之友，鹤之高昂，鹰之雄博。牛之任重致远，马之行地无疆，炳然之虎，蔚然之豹，韩卢之犬，东郭之兔。孔子日：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与诗人相表里，律历四时，记其荣枯语默之候，粉饰大化，文明天下，莫过于花鸟画也。
故凡发达之世，富贵之乡，如清中期之扬州，清末期之上海，皆天下至富之地也，而花鸟画独盛，岂偶尔哉。今之吾国，经济发达，人民富裕，花乌画岂可落后于。
时今神州之旅(北京)投资公司关心文化，出版《水墨文化》一一当代中国画学术作品集(花鸟卷)。索序于余，余感而发此议论，不知可为序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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