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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最佳雇主外资企业植根中国的创业史。
亚马逊书店商业类畅销书，《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强烈推荐。
第一位以自然人身份来到中国创立实业的华尔街投资家，创建了第一家扎根中国本土的最佳雇主外资企业。
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集团之一亚新科公司（ASIMCO）董事长杰克·潘考夫斯基与您分享他在中国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企业的历程。
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以最快的速度增长，在中国做最好的企业或者是好企业远远不够，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企业。这是所有中国企业都想要达到的目标。
这是一部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和员工的必读书。
很多非商业人士读了此书后，无法释卷。本书故事精彩绝伦，读来令人捧腹大笑。
阅读本书，您可以收获：
1. 自我奋斗的勇气。
杰克先生出身于美国普通工人家庭，经过不懈就读耶鲁和哈佛，奋斗至华尔街著名投行的高管。
2. 勇于挑战人生的创业者精神。
杰克先生在不惑之年勇于放弃华尔街成功的职业生涯，来到一个全新的国度，白手起家，开创了一份全新的事业。
3. 定见未来的洞察力。
早在他人意识到中国将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之前，他已先入为主。
4. 思考中国问题的全新角度。
20年华尔街工作经验+15年中国管理经验+18年与中国共同成长的经验+客观公正有洞察力的评价=一位真正的“中国通”。
5. 商业和生活的智慧。
亚新科在杰克先生管理下，两次参选最佳雇主评选，两次入选并位居前列。此外，在阅读本书时，杰克先生的幽默感会使您收获快乐，捧腹大笑。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杰克先生讲述其始自匹兹堡，途经耶鲁、哈佛、华尔街，向东一跃来到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人生征程。
第二部分讨论管理问题。讲述其亲历企业改革创新，在经营上四处碰壁的情况下，通过挖掘和培养中国新一代管理者，打造出一个强大而优秀的本土管理队伍。期间与中国合作伙伴发生的故事精彩绝伦。
第三部分讨论中国议题。杰克先生以其20年华尔街的广阔视角和15年中国创业者的经验，对中国的权力模式、“中国价格”成因、中国制造业的技术鸿沟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而有洞见的评价。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杰克先生是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ASIMCO）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是目前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内极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
在来到中国之前，杰克先生在华尔街工作了20年，拥有着一份成功的事业。他曾与电讯业传奇人物约翰·克鲁格共同建立了一家融资并购公司。他还曾就任美国第四大证券经纪商普惠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除了为客户融资外，杰克先生在史称“黑色星期一”的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崩盘之后的关键时刻，为自已的公司成功融资3亿美元。
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先生在其畅销著作《世界是平的》中用一个完整章节就杰克先生如何在中国创业进行了专门的采访和报道，并且在他的鼓励下，杰克先生终于把自己与中国改革开放共同成长的15年历程写成此书。此外，您还可以登陆网站www.managingthedragon.com，阅读到杰克先生对正在中国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连续性评论的文章。
前言
第一章 谁是杰克•潘考夫斯基
在匹兹堡长大成人
我还是想上耶鲁
耶鲁的橄榄球生涯
抖落老家的煤灰
华尔街的世界
投资银行
第二章 从纽约到香港
香港制造
迈出走向中国的第一步
在香港迷上了北京烤鸭
中国投资主题的争议
市长的两顶帽子
走访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
第三章 “白纸一张”走近中国
中国隐藏的购买力：天津的免费酒水
发现商机——汽车制造产业
控股的重要性
万事开头难
第四章 一年遍访40座城市的100家工厂
北京联络人
毛泽东的“三线”工厂
黑龙江的黑土地
打破僵局
第五章 “长征”路上的饮食住宿
尝遍各种动物的各种部位
喝白酒的艺术
旅途中的住宿
在南京感受“意大利风情”
第六章 发展“新中国经理人”的管理战略
“什么，没有中国工作经验？”
亚新科的诞生
直面中国的管理差距
为什么在中国搞管理如此之难
第七章 弥合中国的管理差距
本土化管理的探索之路
破除管理层变革路上的障碍
第八章 安徽的“游击战”
打破坚冰：我们的第一家合资企业
博弈
扣人心弦的“游击战”
安徽事件的反思
第九章 廊坊的平和过渡
开局不利
关系正常化之路
新中国式管理战略首战告捷
廊坊企业的蓬勃发展
第十章 毛家后院的选举
湖南，够辣！
民主选举总经理
取得成功的关键
第十一章 打造基业常青
让每个人都穿上亚新科的T恤衫
信任与忠诚
打造混血公司
第十二章 中国的行政管理模式
中国生产能力过剩的原因
与地方政府打交道
打造强大的地方合作关系
第十三章 中国价格
“中国价格”的真实成因
100美元和100元人民币
高价商品的缝隙市场
中国的成本观念
第十四章 中国的“两个市场”
从餐饮业看中国的“两个市场”
中国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
从中国市场到全球市场
第十五章 中国制造业的技术鸿沟
关于知识产权的争论
跨越技术鸿沟
第十六章 在中国开展业务须知
语言障碍
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性格
有所为有所不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载不动许多乡愁
第十七章 当前在中国创业面临的挑战
激烈的竞争
全球成本/价格挤压：中国制造
管理人员流动
零散的分销渠道
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
司法系统：执行难
第十八章 中国将走向何方
致谢
第一章 谁是杰克•潘考夫斯基
2006年2月，在澳洲悉尼的全球商业论坛上，当《悉尼先驱早报》的编辑艾伦·奥克利开始介绍我时，我正紧张地站在讲台边上。片刻之后，我将面向由700名商界领袖和国际媒体组成的听众发表演说，我需要心平气和地整理思路，为我即将做出的关于“在华经商”这一题目的演讲做好准备。
多年来，听过我演讲的各类听众不计其数，所以，我的紧张情绪并非源于听众。当我只身来到中国时，在发达国家已有稳定而成功的职业但仍然决意来中国的人为数不多，那时，中国还远远不是二个令人趋之若鹜的地方。我在中国经商的阅历，再加上亚新科在中国的壮大和发展，为我带来了在全世界巡回演讲的很多机会。虽说我每次走向麦克风之前，都难免会有忐忑之感，但我毕竟也是“久经沙场”，不管听众人数多少、人员构成如何，都不至于踌躇不决。
但悉尼可不一样。它是三座城市巡回演讲的第一站，另外还有墨尔本和新西兰的奥克兰。在我后面上场的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根据安排，他要讲讲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问题。随后出场的，是惠普公司前总裁卡莉·菲奥莉娜，她曾促成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桩科技公司并购案。卡莉就领导力发表讲演后，迈克尔·艾斯纳将上台讲述自己担任迪斯尼公司总裁所创下的多项第一。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全明星阵容——由我来打响第一炮。
我太太贾珂玲是我在中国的搭档、亚新科公司的企业传媒总监。她努力为我打气，说我刚好处于最佳位置。她说，为克林顿总统暖场，肯定会让各路传媒对我关注有加。结果真是这样。可我满腹心思都在考虑这样一件事：那位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沟通大师会继我之后登台演说，我该怎样做，才能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并让他们记住我呢？
这场演讲已经让我焦急难耐地盼了好几个月，我决心想办法舒缓这股焦虑，这对我和观众都是解脱。我伴随着一阵掌声走近麦克风，不过我能感觉得出，观众们对于自己即将听到些什么内容，心里并不清楚。
“我出生前，”我开了口，“父母为了给我起名字，冥思苦想了很久很久，最后决定叫我‘杰克’。我到中国时，中国人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给我起了个中文名字。”
“如今，我来澳大利亚不过三天时间，”我一边说着，一边环顾大礼堂，绽开笑容，“我发现自己有了个新名字——‘谁是？”’
听众们领会了我的意思，爆发出会心的大笑，坚冰被打破了。我初来悉尼时每每被人介绍，听到的人心里都会纳闷，我把他们心中的疑问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我知道克林顿总统是谁。我知道卡莉·菲奥莉娜是谁，也知道迈克尔·艾斯纳。不过，谁是杰克-潘考夫斯基？”
虽说本书讲的是中国，讲的是创业和企业家精神，讲的是突破别人的预期，做些不一样的事情——不过我仍然认为，我应该像在悉尼那样，先来个自我介绍。
我从1994年起一直担任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是同年创办的，从事汽车零部件的制造，总部在中国。亚新科的销售额是5亿美元，按美国标准来衡量，它还算不上大公司。但在中国，它已足以跻身同行业规模最大的公司之列。目前我们公司在国际上还算不上是家喻户晓，但我们在8个省份拥有18家工厂，52个销售处遍布全国，这使我们公司的经济实体遍及中国的每个角落。雇员超过12000人，产品范围广泛，包括柴油机燃油喷射系统、活塞环、起动器、交流发电器、空气压缩机、制动产品和各种铸件，我们公司在中国汽车行业扮演着重要角色。
除了这些数字，我们公司还有几件事会让人们觉得有意思。直到1993年，亚新科公司还只是一个构想，早在世界其他国家认识到中国对轿车、卡车和巴士的需求究竟有多大时，我们就开始关注汽车行业（特别是零部件），人们觉得我们是家高瞻远瞩的公司。我们率先认识到，中国幅员辽阔，势必需要构建庞大的高速公路体系，需要各种各样的车辆运送旅客和货物，这种经济发展的需要与50年前的美国如出一辙。
因为我是美国人，我们公司的资金主要是从美国筹集的，很多人便以为我们是美国公司——其实并非如此。不管怎么看，我们都是地道的中国公司。我们的总部设在北京，我本人从1993年起就定居在这里。几乎所有员工都是中国人，我们的产品有85％在中国市场进行销售，纯粹的中国企业购买的产品占公司销量的一多半。如今，一家又一家的公司想通过给自己并未扎根中国的业务机构增加力量以获取中国的市场份额，而亚新科却已经出落得羽翼丰满，并且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正在尝试着充分利用我们的中国基地，将我们的公司发展成为一家全球化的公司。1997年，我们在美国设立了分公司，2005和2006年我们分别在英国和东京也设立了办事机构。
也许亚新科最著名的，是它在中国采用的打造本土管理团队这一方法。我们公司在中国的全部工厂都由中国大陆的人士负责经营，没有哪个职位不向中国管理人员开放，我这个职位也不例外。我们公司已经被写入研究案例，人们经常请我去做演讲，比方说悉尼这次，我们采取的管理方法就是原因之一。2001年和2005年，亚新科公司参选中国十佳雇主，我们只参加了这两次评选，两次都入选了，后来这次还名列第三。
我经常对人说，不在中国建成一家销售额达10亿美元的公司，我是不会满足的，这个目标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我猜想，中国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那我们的后半部准会像前一半一样激动人心，丝毫也不逊色。
尽管当初激励我来亚洲发展的目标——创建自己的商业模式，已经成功地得到了实现，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后面的章节，我会讲讲我们取得的某些成功，还会讲讲我们曾经面临的困难，以及我们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来创建我们的中国业务的。
但首先，容我回到悉尼的那个问题上来：“谁是杰克·潘考夫斯基？”
在匹兹堡长大成人
我出生于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我的双亲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们的父母是在20世纪初从波兰移民过来的。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不会说英语，所以我从没跟他们直接交谈过，但父母亲给我讲过他们的事情。像许许多多的移民一样，他们离开波兰，是为了逃避某些东西——普遍的贫困，就我的外祖父来说，则是为了逃避俄国人的兵役。他们孤身来到美国时，只有十五六岁，语言不通，口袋里只有几个便士，只有一位只知其名的远房亲戚可以联络，还住在某个他们闻所未闻的城市里。
到语言不同的异国他乡去寻找机会，是我的祖辈在1900年做出的举动，而我在大约100年以后所做的，与当时一模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初移居亚洲和中国，的确需要鼓足勇气，不过在我看来，这与祖辈们当年的移民相比，未免相形失色。起码我可以坐13个小时的飞机再回美国去，再说我受过的教育、工作经验、充足的资金让我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而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移民的时候，比我出国时要小25岁，没受过什么教育，除了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单程票，几乎别无长物。
匹兹堡和西宾夕法尼亚州是移民们中意的去处，因为他们有望在那儿的煤矿和钢铁厂找到工作。这片地方吸引着波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捷克人、爱尔兰人，以及几乎所有东欧国家的流亡者。（尽管打那以后，这座城市的钢铁工业和时运有所改变，但匹兹堡依然保留着丰富的种族多样性，这一点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涵贡献良多。）
我父母堪称汤姆·布罗考所说的“最伟大的一代”的典型。我母亲共有六个兄弟姊妹，高中毕业后就去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当起了长途电话接线员。我父亲家里有十个孩子，大萧条逼得他上到九年级就辍学了，他在匹兹堡为数众多的钢铁加工厂中找了一份工作。美国参加二战时，他参军当了步兵，在太平洋战区服役。父亲总是满怀深情地谈到澳大利亚、斐济、所罗门群岛的自然风光和友善的当地居民，但丛林战和白刃战肯定相当恐怖，他从未开口讲过作战的事。
我父母所属的两家人相互认识，在父亲参军前，母亲曾和父亲有过短暂的会面。可能是因为在父亲看来，母亲是新生活的希望，倘若父亲能够保住性命捱过战争，就有可能过上这种生活，所以他从海外给母亲写了一摞一摞的信。（我的大女儿萨拉懂事很早，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她曾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陪伴在我父母身边度过，她清楚地记得，她是怎么哄得我的父母把那些信拿了出来。我如今还会听到她描述说，他们三个围坐在餐桌旁，念着每个句子，泪流满面。）
1945年5月，父亲回到了美国。尽管他俩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长，父亲患的疟疾尚未痊愈，但没过多久，到1946年1月，他们便结了婚。像所有人一样，他们已经失去了生命中宝贵的四年光阴，急于把失去的时光找回来。一年以后，我姐姐玛丽安出生了，又过了19个月，在1948年8月6日，我呱呱坠地。我弟弟戴夫和弗兰克紧随其后，我的小妹妹伊夫琳是五年后出生的。
我母亲如今还住在多西维尔路的那栋房子里，我们兄弟姊妹都是在那里长大的，这所房子建在环绕着夏普斯堡小镇的小山上，这个小镇是大城市匹兹堡的一部分。1950年，我父母花费7500美元买下了这所房子，7000块现金来自我父亲攒下的军饷和结婚礼金，500块是向一位伯父借的。在大萧条时期长大成人的经历，使得他俩在用钱上特别谨慎和节俭。他们从不贷款，也没开过账户，始终用现金结账。结果，他们没有信用记录，也没有信用等级。
最近有一天，我真给逗乐了，87岁的老母亲告诉我说，有位好心的收银员指点她，如果她签约使用这家商店的信用卡，买东西就可以打八折。我妈历来喜欢折扣，就高高兴兴地填了表，结果她的申请遭到了拒绝，因为她没有信用记录。她有现金，但从没贷过款，因此她不够资格获得那张卡，不过也有可能，就算她申请到了也不会拿出来用。
我父母对个人财产所持的态度对如今的人来说，可能有些古怪，但实际上，它和今天中国占据主流的态度并无不同。在中国，信用卡还只是一种新生事物，其用法和在美国的用法也大不一样。珂玲在中国为了应付日常开销，总是在她的包里放一卷人民币，她很少使用信用卡结账。（我在中国期间大部分时间里，一美元大致等于八元人民币。不过，在2005年6月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之后，一美元能够兑换的人民币数额开始向七靠拢。来华游客听到中国人说“块”，也许会犯迷糊，不过这就像管一美元叫一“巴克”一样。一元人民币就是一块。）
同样，我下属的中国经理们出差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去国外，总是携带现金。直到最近的2001年，要是你打算在这儿买辆车，你还得拎着满满一袋子钱交给经销商。银行连转账都做不了，更别说是贷款了。美国人用信用卡应付日常开销，中国人仍然对现金交易感到相当方便。
多西维尔路的房子所在的那块土地，有四分之三英亩，地里总是密密麻麻地种着你能想到的每一种蔬菜。我父母会把菜园结出来的果实装在罐子里，所以不论冬夏我们家总能自给自足。有好些年，我们养了大约30只鸡，靠它们提供蛋和肉。长大一些后，孩子们也干一些除草、侍弄园子、捡鸡蛋和喂鸡的活。
我们都去夏普斯堡的小学念书，当年我父亲上的也是这所学校，学校由波兰天主教堂圣约翰·康休斯教堂负责管理。孩子们不是来自镇上，就是像我们一样来自山上。夏普斯堡本身就是一座小小的民族熔炉，它有四所学校、四座教堂：有波兰的、爱尔兰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不同校的孩子不怎么处得来。听我父母和叔叔婶婶说，所谓“混合婚姻”说的就是波兰人跟意大利人结婚。当我想跟我妈逗趣时，我就提醒她——往往是当着珂玲的面——说她如何建议我别娶意大利姑娘，因为她们要求很高。母亲极力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父亲在一家名为“A.B.Chance”的金属加工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加工生产各式各样钢铁制品，但我十二岁那年，他失业了，公司决定把业务迁到密苏里州，好利用那儿的廉价劳力。（这一经历尽管当时令人痛苦，后来却帮我更好地理解了当前的趋势——必定会有一些活计转到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去。）
随着匹兹堡经济衰退，就业市场趋于萧条，家里有五个孩子要吃饭，这段日子我们过得不无艰辛。我们每个人都各尽所能。父亲无论找到什么工作都干，母亲打扫房子，我和兄弟们派送报纸、修剪草坪，姐妹们帮人照看孩子。像所有孩子们一样，我们有时也会争吵，但我们是一家人，亲密友爱、相互照应。
母亲有两个姊妹都是天主教修女，母亲则堪称“圣洁”。她很能体谅别人，她让父亲来当这个家。父亲尽管并不是特别高，可他很健壮，体格墩实，胸膛宽厚，手臂粗壮。再加上他的当兵经历，谁也不愿意招惹他。“等你爸回家再说”这句话，我们可不想听到，一旦哪天听到这句话，那天就别想过安稳。
我记得上高中时，我有过一次重大的判断失误。有天晚上我回家晚了，发现所有的门都锁了，于是决定从父母卧室的窗子爬进去。在我翻越阳台，右腿已经伸进屋里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样干简直愚蠢透顶。要是我爸醒了，看见有人在夜里爬进他的卧室，我立马就会被打飞到门廊的房顶上去。感谢上帝，他睡得很香。
不管经济方面有多困难，我父母总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虽然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付得起学费，但总是鼓励我们有上大学的雄心壮志。我们这些孩子都上了大学，无论如何艰难，我们都自己设法凑够了钱，但所有的功劳都是父母亲的，因为有他们在始终不断地鼓舞我们。他们没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本能地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
我是在这些价值观的陪伴下长大成人的：强调接受教育、讲求职业道德、勤俭节约、自成自立、家人彼此支持，所以，我在今天的中国，感觉很像回到了老家，这不足为怪。
.jpg "与龙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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