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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革故鼎新的殷盼；千年一叹的图变
第一章 治理国家高度透明的子产改革
谁说舆论监督只是西方的产物呢?子产的政绩，孔子的支持，
韩愈的赞颂，充分说明舆论监督有着悠久的本土资源，这也是我们
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资源。
水大漫桥——郑庄公公然“欺侮领导”
?英雄少年是子产
“礼治’’演变为“法治"
整顿“三农”问题
欢迎社会舆论监督
千秋功过任评说——子产改革的“新与卓"
要“飞机大炮’’不要“黄油面包”
“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
“法西斯”整人；“文字狱’’洗脑
千秋功过任评说——商鞅变法的“过与错"
第三章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有时妥协也是一种智慧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成功，贯穿了妥协精神。从妥协的角度
讲，中国的改革，势必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逐渐推进，在各方主动
妥协或是不得不妥协的情势下慢慢推进，积土成山。
“省委书记”赵雍
“西服”的优点显而易见
“服改”前的热身
赵雍是一位卓越的＼刚柔并济的思想工作者
一边倒的“对胡自卫反击战”
千秋功过任评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愚与智"
王莽在西汉搞“土改”
“贪多不好嚼’’
千秋功过任评说——王莽改革的“功与过"
第五章 元宏旋风式改革：扩大改革开放，积极引
进汉族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
元宏见贤思齐，奋力改革，结果使北朝文化日渐昌明，经济日
渐发达，黄河南北摆脱了西晋末年以来战乱频仍、停滞衰败的局面。
就近代以来各国改革的情况来看，日本明治维新有一点元宏的气魄，
堪与元宏的改革比肩。
“身在胡营心在汉"
迁都惊魂危情大片
改汉姓说汉话穿汉服，脱胎换骨“成新族”
千秋功过任评说——元宏“汉化’’改革的“明与坚"
第六章 “两税法”改革：不再给农民“打白条"，不再
给农民乱摊派
余秋雨说，中国历史上，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
而是体制的产物。正是专制的皇权，源源不绝地大批制造着小人，
连皇帝本人也概莫能外。
卓越的经济领导人
大帅哥兼大理财家
“唐联储主席”刘晏
横空出世的两税法
恶人自有恶人降
命官无命；德宗无德
千秋功过任评说——“两税法"改革的“哀与愁”
第七章 永贞革新：“二王八司马"的146天
唐代中期”二王八司马”的改革，主角王叔文不懂得妥协，没
有一个缓冲，也没有利益上的赎买。改革派宰相韦执谊劝王叔文作
一点妥协，王叔文竞想杀掉韦执谊。王叔文丧母回去尽孝之后，又
轮到韦执谊不妥协。当然，如果妥协，一时看起来进步不是那么大，
但是要保持改革的力量，从长计议最要紧。
两个浙江”打工仔”
“影子内阁”成形
“休克疗法”操之过急
胸无成算的改革者
“秘书干政”多此一举吗?
韩愈学问比较高，但是为人不厚道
大文豪们的大流放
千秋功过任评说——永贞革新的“警与醒"
第八章 范仲淹变法：“二揽子”的官僚制度改革
后来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
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
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
致无所建树。在这一点上，仁宗不如他的孙子神宗，始终坚定不移
地支持王安石。
贫寒育“大鸾"
“书生作监军"
北宋干部选拔制度的“软肋”
出炉《朋党论》——改革派的自我爆炸
“范仲淹的难兄”狄青
践行“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
千秋功过任评说——范仲淹改革的“广与狭"
第九章 王安石变法：中国11世纪“轰轰烈烈”
的改革运动
北宋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同时代的西欧，但是放在实践长
程来看，按照专制经济的路子搞下去，“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最
后会越搞越穷，这是许多国家的经验反复证明了的，也是20世纪东
欧和西欧的经济对比证明了的，这就更加突出了经济发展和经济改
革的“路径选择’’问题。
变法变法，北宋脱困的“不二法门”
大智若庸“拗相公”
改革不是革命，靠集权＼强权的办法行不通
动刀子的心都有——“变法”与“反变法”的相互倾轧和谩骂
政策性分歧产生变态性报复
改革余波——“乌台诗案”和“车盖亭诗案”?
历史上最漫长最激烈最恐怖最残酷的北宋血腥“党争”
文学无冕之王
千秋功过任评说——王安石变法的“得与失”
第十章 张居正变法：“入大火如入清凉界”
的焚身改革
大火，能把人烧焦；清凉界，能使人心静如怡。这看似截然对
立的两种境遇，在张居正那里圆融无碍，完全打通。外在的“色”
(物质环境)，完全服从于内心的“空’’。内心能够从任意一种角度调
整客体的意义。
“内阁大员御边”
改革的必要——外臣勾结内监；外臣勾结内宫，不光彩的政治
“铁三角力
锐意进取，疾风骤雨式的狂飙十载
“高处不胜寒"——万历新政改革的主将张居正为什么必须被死后
清算?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跳不出历代功臣罹罪的历史怪圈
千秋功过任评说——张居正改革的“苦与悲"
第十二章 戊戌变法：剃刀边缘103天
更多的史学家则认为，光绪沉不住气，缺乏政治经验。年龄优
势在他这一边，最佳选择是暂时隐瞒真实意图，在慈禧允许范围内
小改小革，等慈禧去世，再行大计。
一个短暂的“春天”
同样“热心”的官员与洋人
为皇帝开出的“药方’’
言论自由：移民巴西!
蓝色长袍上宫殿
奏折与陷阱
思想随着人头落地
千秋功过任评说——戊戌变法的“罪与罚"艰难起步的民主
第十三章 与民主失之交臂：中国清末“宪政”改革始末记
清代立宪改革，立宪派主要是各地商会的力量。商会理所当然
希望社会能够稳定，所以他们提出的要求，与当时革命派相比，应
当说是比较妥协的，还保留朝廷的位置，保留皇帝的位置嘛。但是
朝廷不妥协，连温和的要求也不接受。
“千呼万唤”立宪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口水战”和“笔墨官司”
曹汝霖给西太后讲立宪
慈禧晚年立宪——设“骗局”还是开“新局”?
屡仆屡站请愿
“皇室成员组阁”,“铁路收归国有”，没有一件是好事
千秋功过任评说——宪政改革的“苦与痛"
后 记 一万年后谁著史?三千里外望封侯!
从古至今，形形色色的各式革命在人类史上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它几乎和人类史一样古老。
像16世纪，尼德兰爆发的大规模的反对天主教会的圣像破坏活动，这可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17世纪的“光荣革命’’、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西蒙?波利瓦尔领导的南美独立解放运动等等。姑且不论这些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和人类社会走向的里程碑式的革命，单看一看20世纪全球范围内，就会“当惊世界殊"。
在20世纪内，尤其是20世纪前50年，各种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遍地“花"开，蔚为大观。革命的思潮充斥着热血沸腾的人们的脑际；革命的呐喊回响在改天换地人们的耳畔。革命成为了20世纪最流行的举动，成为了20世纪的“主打歌’’。仅举其荦荦大者，以供一览：
一、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大爆发，彼得格勒的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随后，社会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联。
二、1919年，“五四运动’’及其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大爆发，拉开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三、一战结束后，土耳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以凯末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成立。凯末尔的民族救亡运动正式爆发。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当选首任总统。
四、二战结束后，苏加诺领导了印尼人民摆脱荷兰殖民地统治，恢复国家独立的民族运动。1954午，印度尼西亚与荷兰达成协议，取消荷兰联邦关系，印度尼西亚彻底获得独立。
五、1979年，伊朗首都德黑兰爆发起义，国王被迫逃离，宗教领袖霍梅尼返回伊朗，伊斯兰革命宣告胜利。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的革命运动总体来说处于低潮，革命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到20世纪末，已经基本听不到了“我们要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样铿锵绝响的豪言壮语了。
同样，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另一场危机，历史很边缘、很冷。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期，发生了史学危机。当时愿意研究历史的人很少，读者也很少，称为史学危机。跟现在对比一下，这个变化简直太大了。
过去，对历史的理解有些僵化，把很丰富的历史变成一种公式。比如，所有的朝代史，几乎都是讲统治阶级残酷剥削，激起了多少次农民起义等等。历史人物都给贴上了阶级标签，用这个标准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按照一个模式写，坏人也按照一个模式写，脸谱化、教条化，很干巴，不愿意看。
中国原来的历史传统，比如司马迁写《史记》的写法，是比较丰富的充满了生动的细节。但后来，渐渐地公式化教条化的东西就多起来了。到“文革，”期间，这种情况发展到令人瞠目的地步。“文革’’开始的时候否定一切，把历史上一切统治者都否定掉，到“评法批儒’’的时候，又说法家好，把韩非子说成伟大、光荣、正确，历史成为“文革’’工具。人们对这种历史讲述产生极大的反感，这是史学危机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从这些误区当中走出来，解放思想，研究角度和表述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情况开始好起来。
中国是史学大国，构成历史热的要素非常充沛，话题多到不可胜数。美国只有区区200多年历史，和中国根本没法比。历史本来应该是热的。以前很冷，不正常。就我国情况而言，历史热应该是一种常态。目前我们称之为热，是因为从前的冷。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总体来说相对和平。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改革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积弊、劣端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基本共识，各国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努力发展自身实力，完善自己、强大自己。改革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汹汹大潮，浩浩汤汤，不可遏挡。一些曾经爱冲动的“激进’’国家也把“唐吉诃德’’式的理论束之高阁，重新规划自己今后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改革此际正方兴未艾，势如奔马。所以写历代改革很有意义，温故而知新。改革都有相通之处，历史经验可以提供借鉴。如果说到传统，那么，中国历史上有改革的传统。不论哪个时代，它的制度、文化、习惯、风俗，总是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不是大变，就是小变；不是变好，就是变坏；不是自变，就是他变；不是因变坏而亡，就是因变好而兴。总之，中国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变化史和改革史。
当然，这是包括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改革。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和平时期，社会矛盾的调和与解决，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改革。改革牵涉社会利益的再分配，触动部分人既得利益，因此改革遭到反对、阻碍，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研究历代改革的得失成败，研究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改革的发生条件以及策略与措施是否运用得当，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无价之宝。
无论是国内的改革，还是国外的改革；无论是古代的改革，还是当代的改革，都会遇到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阻力问题。这个问题想躲也躲不开，没有阻力的改革是不存在的，改革都会有阻力，只不过阻力有大有小罢了。在这点上，中国的情况尤为特殊。从某种角度来看，改革是利．益调整，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这是各国都遇到的问题，不足惊怪。但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其中的一些弊端严重阻碍、束缚了改革，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我们可以从林则徐的一些遭遇来看一下当时的文化弊端怎么阻碍改革。林则徐禁鸦片，抗击英国侵略，这个大家评价很高。但是他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同时，主张了解外国，学习外国的东西，这一下问题就出来了。其实林则徐的主张没有错。你跟谁打仗，你就要了解谁，就要借鉴和学习对方的长处，增加自己的本领，对不对?可是，对于林则徐这一点，清廷诸多的官僚不以为然，甚至声讨林则徐，认为林则徐破坏中国的文化安全，说林则徐是汉奸。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用外国的东西来改变中国。
林则徐在禁鸦片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时候受了很多委屈，当时就有一些官员为林则徐叫屈。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在莫须有的“汉奸"罪名上，替他辩护。林则徐到广州去的时候，广州有一个姓梁的比较了解各方面情况，热心帮助林则徐。但是这个姓梁的说什么呢?说林则徐什么都好，就是主张学习外国这一点不好。这对林则徐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想一想，这是不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弊端?这就是封闭性。
改革有时还会遇到妥协和暴力的问题。英国的改革者或者说反抗者，与国王的博弈过程很值得我们借鉴思考。通常的情况是，他们没有把国王杀掉，国王也并没有把他们杀掉。当然，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这样就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推进创新。
中国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是暴力。中国也有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双方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诛灭九族。相持阶段结束，新皇朝建立起来了，还要用很长时间彻底清算，甚至用几十年时间追杀早就下台的皇族。你死我活到何种地步。
一项羽进入秦首都咸阳，不但杀人无数，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权威学术研究成果)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为什么呢?表示彻底打倒你。李自成攻入洛阳，也把统治的明朝福王宫给烧了。福王都杀掉了，为什么还要烧王宫呢?你住进去不就行了?留下来不是一处很好的文物吗?不行，要用这个方式表明不但要让你死，连你的房子都要烧成灰。曹雪芹感叹说：“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社会上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葬送在你死我活当中了。
妥协主导面是权势者。因为在传统中国历史上，相对于强势政府和庞大的守旧势力，改革者往往是弱势。
比如清代立宪改革，立宪派主要是各地商会的力量。商会理所当然希望社会能够稳定，所以他们提出的要求，与当时革命派相比，应当说是比较妥协的，还保留朝廷的位置，保留皇帝的位置嘛。但是朝廷不妥协，连温和的要求也不接受。这是与英国不同的地方。再比如，康有为提出的改革，开始他只是提出来对行政机构做一些改革。因为当时建立了总理衙门等新的机构，传统的鸿胪寺等都没有用了。没用的机构还养了大批官员，使得财政很紧张，但统治者还是不妥协。
这怎么办呢?最后必然走到暴力的路上去。传统的朝廷迷信暴力，觉得通过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压下去。那么，你对我使用暴力，我也谋划暴力。秦朝的时候，张良只有一个人，也策划暴力，弄一个大铁锥，远远地朝秦始皇的车队扔过去。暴力对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动乱和悲剧。
讨论中国历史上改革，还有一个时机把握的问题。读读晚清史，就会了解到，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由于利益的纠葛，清廷一再延误改革时机，结果被推翻了。清廷的命运，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关系很大，值得说一说。晚清的社会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们今天读史看得很清楚。可是当局者迷，还在那儿感觉不错，这么混下去没问题，一百个不愿意改。戊戌维新提出来的要求是很温和的，可是掌握大权的人一点变动都接受不了。拒绝改革，对维新派采用那么严厉的镇压手段，这是清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廷把国事和家事搅到一起。国家发展大纲和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母子关系、母子争端搅在一起，这是利益纠葛。家族利益之争比维新更重要。这些利益之争，也是导致清廷对戊戌维新采取仇视态度的原因之一，结果是利益之争耽误大局，失去了改革的时机。
从中国历代改革实践看，搞改革必须有两点，一是要有足够的权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没有办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权威不够，就得有足够的补偿，我剥夺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给你补偿。当这两点都没有的时候，就麻烦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这两点都没有。从这里看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应该是改革的好时机。
晚清立宪改革，清王朝自己一再延误时机，断送了立宪的前途。关于9年时间是长还是短的问题，不能抽象地评判，要按照当时形势来判断时机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当时形势实际上是很急迫的，清廷对此估计不对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的5月份出台的内阁，还是皇族内阁，这时候已经是火烧到眉毛了，清廷还在那里短视，他们的措施违反最基本的立宪原则——皇族成员不能充任内阁成员。这下子，连立宪派都失望了。其实，清廷开始说准备立宪的时候，全国欢欣鼓舞，张灯结彩这说明民众对清廷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理解。但是清廷没有重视民意，觉得民意算什么?看不到民意民心的力量。结果是，应该在上一阶段做的事，总是拖到下一阶段才被迫做。可是，要命之处在于当你在下个阶段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的时候实际形势却要求你做得更大更多，他又不愿意。总是慢一拍，从不主动，总是在巨大事件发生之后实在不行了才做。这样，就延误了改革时机。其实不止清朝这样，其他朝代也发生过把握改革时机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史写作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看似很小的东西，深入分析，就会有大的收获。
最后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写改革史和其他历史，都应该透过纸面，看到纸面背后的东西，不能仅仅根据纸面上的资讯写文章，作学问。
正因为史书纸面上的不实之辞很多，中国历史上很多改革者都是挨骂的、这就要辨析材料，多方研究，寻找历史的真相，方能得出治世的真理。
2008年10月22日正午。杜文青于天津宝坻
.jpg "帝国改革往事 公元前700年-公元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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