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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京 湖南常德人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在《经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 《21世纪经济报道》、 《南风窗》等写专栏文章数百篇。在《经济研究》、《财贸经济》、《改革》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个人专著《国际投资论》、 《中国政策选择》、 《大潮剖面》、《聚焦时政》、 《经济学笔谭》、 《中国的难题》等十多部。近年来撰写出版的(《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与官员谈中国经济》《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史》、 《与官员谈现代金融》 《与官员谈财政税收》、 《与官员谈中国改革》等,在国内广大党政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改革过大关
改革尚待攻坚
产交所任重道远
大部委制妙不在大
事业单位何去何从
让政府成为仆人
居者有其屋
反暴利是隔山打牛
房产升值不是铁律
房价的三个火枪手
补砖头不如补人头
和谐万事兴
推进公平三策
幸福的参照
政府不必补贴富人
国民收入应向个人倾斜
高等教育何以公平
人口双刃剑
基本国策不可轻变
人口问题要标本兼治
八千亿空账的着落
北京的人口问题
市场观潮
为全民炒股辩护
关键在引导预期
普洱茶涨价有泡沫吗
美元化焉知祸福
实名存款有喜有忧
香港金融保卫战回眸
发展是硬道理
湖南新工业化梦想
政府要有所不为
统筹城乡三大重点
耕地占补应全国平衡
制度与规则
交易费用与产权安排
成都“地权改革”的意义
产权安排与资源争用规则
用一招可减少矿难
为何要有纪检委
立足内需
坚守扩需的底线
加薪的困难
让人们拥有财产性收入
减税的理由
增值税应当转型
个税不妨网开一面
守住货币闸门
货币政策当以静制动
稳住汇率是大局
涨价未必就是通胀
加息不能压缩流动性
汇率制度各有千秋
科教兴邦
什么在妨碍科技创新
新互联网推广的困难
发展文化产业重在维权
大学博导的功用
评职称为何不能抓阄
经济学与经济学家
经济学究竟解决什么问题
开启经济学大门的钥匙
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
稳定经济的力量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附 录
政府如何扩大内需
政府改革的经济学逻辑
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寄语《中国经济观察》
产权市场中国创造
《中国的难题》编辑印象
与思想者同行
发表时间索引
改革过大关
改革尚待攻坚
改革到了今天,能改好改的差不多都改了,再往后走,问题更棘手,矛盾也更多,农村改革、国企改革、政府改革仍是重中之重。我们已走到历史的关口,改革正在过大关,兵临城下,气只可鼓而不可泄。困难在于,打攻坚战,除了要有勇气,还要有谋略。最要紧的,是要摸准问题的症结,不然症结找不准,行差踏错,改革事倍功半不说,搞不好还可能贻误大好的时机。因此,抓住要害对症下药,
方为明智之举。
产交所任重道远
产交所不仅是个交易平台,而且也是个竞价机制。有了这个平台,不仅资产买卖可以达成,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众多的买家来这里竞价。尤其在目前大量国资参与转让的条件下,它能防微杜渐,抵腐堵贪。眼下改革正在攻坚,产交所在中国虽还是新事物,但生正逢时,任重道远。但愿产交所不负众望,努力践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为推动国企改革大显身手、多多出力。
大部委制妙不在大
我不反对机构改革,问题是改革的次序应如何安排,是先改机构还是先改行政审批?我的观点,应先改行政审批。审批制不破,机构改革将事倍功半。有前车之鉴,以往的机构改革,哪次不是改一回膨胀一回?个中原因,大家都说是官本位作祟,而官本位背后,其实就是行政审批权。设想一下,假若政府没有审批权,那么人们怎会千方百计要进机关?
事业单位何去何从
事业单位必须改革,而且国人早有共识。现在的焦点不是改或不改,而是究竟怎么改,对此学界议论了多年,众说纷纭。最近中央指出,要对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改革。改革不搞一刀切是对的,而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对事业单位如何分类。从提供服务的性质看,大的方面无非是私人品和公共品,若再细分,公共品又分纯公共品与准公共品。
让政府成为仆人
要实行市场经济,政府的职能必须定位在四个方面: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而且,政府手中的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可以用来为民造福,但如果被滥用,就会威胁个人自由。正如弗里德曼所说,要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让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是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
居者有其屋
反暴利是隔山打牛
房价居高不下,症结不在暴利而在供求。供求原理是,供不应求价涨,供过于求价跌。中国房价一路走高,原因纵有千条万条,而最根本的一定是房屋供给不足。假如房屋市场有求必应,房价怎会涨上去?想想吧,电冰箱的价为何不涨?电视机的价为何也不涨?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这些产品供应充足。记得当年广本轿车新上市,也曾一度炙手可热、价外加费,可后来随着产量逐年增加,价格还是降下来了。
房产升值不是铁律
房价持续上涨是神话,我历来不信。既然房屋是商品,价格变动怎能不受供求约束?看看今天的日本,房价比二十年前要低得多;香港的房价,也明显低于十年前。由此看,“房产升值”不是铁律,哪位朋友若买房是为升值,我劝你还是三思为妙,否则等将来蚀了本后悔,上帝也帮不了你。
房价的三个火枪手
阻挡房价下降有三个利益当事人:房地产企业、银行、地方政府。不要小视这三方的能量。虽说房价下跌的长期趋势不可逆转,但有他们的抵时,房价回落的时间会推迟。问题的关键在银行,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央行责令各商业银行收回房地产逾期贷款,开发商就无力恋战,地方政府想扶盘,也鞭长不及。毕竟经济规律不可战胜,与市场死扛,终归不是办法。
补砖头不如补人头
解决穷人住房问题,政府不必再建经济适用房,应把“补砖头”改为“补人头”,说明白点,就是把过去补贴开发商建房的资金,作为“购房券”补给低收人者。至于低收入者拿这笔“钱”买房还是租房,何处买房或何处租房,一切悉听尊便,政府不过问。这样,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由市场定房价,不仅可降低行政成本、杜绝腐败,而且可扩大补贴面。
和谐万事兴
推进公平三策
中国改革近三十年,成就举世罕见,但公平失衡却是美中不足之处。尽管当下尚无两极分化,但行业、地区、城乡间收入悬殊则是铁打的事实。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表明人们对分配不公不满。若不未雨绸缪,听任事态发展,迟早会动摇稳定的根基,因此,消除不公平,政府责无旁贷。
幸福的参照
扶贫助弱,政府责无旁贷,理当竭尽全力。但困难的是,政府不会点石成金,财力所限,脱困得有先后,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既如此,对暂时不能脱困的低收入者,学界应做的,是引导人们正视现实,而不是过度渲染“差距”,助长不满。那样除了博得掌声,对社会和谐有害无益。
政府不必补贴富人
补贴富人虽非政府本意,但政府管制价格,结果却是让富人受益。我们既然要搞市场经济,价格是市场信号,高低就只能由市场供求定,哪怕是照顾穷人,政府也不必管制价格。经验说,政府管制价格,效果则不如直接给穷人补贴。补贴穷人可点对点,是雪中送炭,且富人搭不了便车;而价格放开,又能节约资源使用。一箭双雕,政府何乐而不为呢?
国民收入应向个人倾斜
职工要加薪,企业要赢利,两全之策是政府要适度减税。收入是个定数,此消彼长,政府若不让利,相持不下,这盘棋必成僵局。十多年前,政府提出要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史地看,事出有因,没有错。可没想到后来没及时刹车j财政收入每年以高于GDP两倍、甚至三倍的速度增长。竭泽而渔,不仅挤占了企业利润,也挤占了工资,现在政府减税,矫枉过正,应当说这是对企业与职工的还账。
高等教育何以公平
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人们已经讨论了上千年,但至今也没有找到两者的黄金分割点。但可以肯定,用单一的供给方式,同时兼顾两个目标是困难的。要兼顾高等教育的效率与公平,不妨将大学分为公立和私立两大类,私立大学主要靠收费,公立大学则主要靠国家。这样,以公立大学来保证教育的公平,以多元化的办学格局来促进效率,双管齐下,也许是当下高等教育改革的可行之策。
人口双刃剑
基本国策不可轻变
中国控制人口的成就举世瞩目,三十年来,少生了三亿多人。但这还不够,要保证经济的成功,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推进社会的进步,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还得坚持下去,至少当下还不能轻言改变,绝不能让人口拖累未来。
人口问题要标本兼治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计划生育既然要长期坚持,就得想个治本之策。我们的工作思路,是不是也要来一个转变,更多地从成本和收益方面想办法。超生罚款很多地方都用过,但效果不算理想,主要是因为它并不能有效地增加生育成本。乍看起来,罚款数额好像挺大,可平摊在孩子的一生中,实际上没多少钱。
八千亿空账的着落
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从一开始,就在统筹账户之外设计了个人账户。目的就是让各人存各人的钱,自己吃自己的饭。将来即使“桌饭”(统筹账户)不够了,至少“份饭”(个人账户)这一块还是有保障的。这个设计思路是对的,可由于老年人的问题没解决,国家不得不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里的钱,挪出来救老人的“急”。结果令个人账户近乎一个“空账”。有人估算过,说光是养老金账户,空账就达八千多亿元。
北京的人口问题
北京人口减压,我想到的有两招:一是放开户口,二是鼓励人口外迁。另外,居住在北京的人,所以有优越感,是因为北京是首都,国家部委都在北京,于是近水楼台,在配置公共资源时,中央政府让北京吃了不少偏饭。要知道,中国人自古恋家,外地人纷纷往北京挤,也是冲着这个来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彻底化解北京人口压力,看来最根本的办法还得实行公共服务均等化。
市场观潮
为全民炒股辩护
批评全民炒股的学者,据说理由是怕助长股市投机。股市有投机吗?当然有。问题在于,股市若无投机还是股市吗?你可以反对内幕交易,反对违规操作,反对恶意欺诈,但就是不能反对投机。所谓投机,投资于机会也。有赚钱的机会就投资,没机会不投资,此乃投资的通行法则,何错之有?未必有钱不赚、专门赔钱才对?
关键在引导预期
现在股市有泡沫。不用复杂推理,判断不会错。消除股市泡沫,政府不必直接打压,所要做的,一是严格监管,彻查违规入市的资金;二是利用官方媒体普及风险教育,引导股民预期。只要预期理性些,股市自不会发神经。其实,天下没人愿赔钱,要真是看到了风险,股民自会谨慎行止。
普洱茶涨价有泡沫吗
普洱茶当下没泡沫,不等于日后不出泡沫。潜在的危险是来自普洱茶的收藏。不错,普洱茶有收藏价值,但得有个前提,那就是稀缺。设想一下,今天大家都收藏普洱茶,待若干年后沽出,假若那时市场供大于求,你会卖到你所期望的价格吗?物以稀为贵是简单的道理,还是奉劝消费者多一些理性、少一些盲从为妙!
美元化焉知祸福
美元化虽有些好处,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阿根廷的教训,不啻为一针清醒剂,一个国家是否推行美元化,还得权衡利弊、细数得失。一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都是以美元/人民币为主,然今非昔比,时变道亦应变。为防范汇率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逐步扩大欧元/人民币等非美元币种交易乃明智之举。俗语说,小心撑得万年船。至少多几手准备,不是什么坏事。
实名存款有喜有忧
我们现在的存款实名制,还仅是身份实名。一些银行机构为拉存款不审核证件,加上假身份证猖獗,使得实名制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完善存款实名制,我的看法,还得采用广义实名制,这不仅可以杜绝身份造假,而且有利于建立个人信用评估制度。个人信用制度完善后,市场交易就更透明了,不仅能大量减少使用现金,而且更安全。
香港金融保卫战回眸
香港的联系汇率有两个平衡机制:港币若受到冲击,或者资本外逃,将会使外汇(主要是美元)减少,发钞行就得向外汇基金交回港币,赎出美元,这将减少港币供应,港币和美元比例重新趋向平衡;此外,香港区区600万人,却坐拥近900亿美元,外汇储备位居全球第三,普通投机者翻不起大浪,冲击港币无异于蚍蜉撼树。
发展是硬道理
湖南新工业化梦想
推动新型工业化,企业是主角,政府虽不能置身事外,但也不可越俎代庖。美国当年工业化的经验,是政府只当“助推器”,不当“发动机”。政府既不下指标,也不办企业。政府所做的,只是筑巢引凤、搭桥铺路,戏得由企业自己唱。要记住,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切不可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急于求成往往会弄巧成拙。
政府要有所不为
推动经济转型,政府应有所不为。假如由政府直接给企业规定能耗指标,由于行业不同,企业装备不同,对政府来说将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更严重的是,政府给定指标,主事官员一言九鼎,那么企业就会去笼络那些官员。如此一来,官员创租,企业寻租,上下其手,节能势必流于形式。想当年,政府要控制城市人口,于是就有人去买户口。今天政府要控制能耗,谁敢保证企业不去官员手里买指标?
统筹城乡三大重点
统筹城乡,重点在以城带乡。中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方向,不会错,问题是如何落到实处。政府用行政手段下指标、压任务,短期或许见效,但长期看,硬按牛头强喝水,非长久之计,不可取。而可取的法门,是用市场机制实行利益互补、城乡共赢。也唯有如此,统筹城乡方能如鱼得水,事半功倍。
耕地占补应全国平衡
占补平衡有原则又有变通,是个两全之策。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工业滞后,耕地整理大有可为。麻烦在东部沿海,工业起步早,能整理的土地少,占补平衡的回旋余地不大,可是从投资收益看,东部投资环境好,兼具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发展工业得天独厚,于是就带出一个问题,东部搞工业优于西部,那么中央政府能否把“占补平衡”政策放宽,从省内平衡推到全国?
制度与规则
交易费用与产权安排
一旦有了交易费用,产权界定必受交易费用的约束。或者说,产权如何界定,必须顾及交易费用的高低。想想吧,当下政府为何要求企业节能减排?从产权角度看,这实际上就是限制企业排污权,而把不受污染的权利界定给居民。政府这样做,一方面是保护环境,另一方面,也是考虑交易费用。因为把产权界定给居民,交易费用比把产权界定给工厂要低得多。
成都“地权改革”的意义
规模经营是农民致富的不二法门,舍此无他。问题是,要规模经营就得有耕地流转,而耕地要流转则必须明确产权。众所周知,当下政府赋予农民的只是经营权而非产权,不是说经营权不能流转,而是没有产权,经营权流转收益要打折扣,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产权安排与资源争用规则
在公有产权下,价格虽非配置资源的唯一规则,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可以干预价格,比如对公共服务品的价格,政府就不能坐视不管。不过对一般竞争性的私人物品价格,政府则不必插手,应放手由市场供求决定。应该看到,只有由市场供求定价格,价格才能反映供求、调节供求。政府并不比市场高明,用不着包打天下。
用一招可减少矿难
减少矿难仅需一招,完善法制。古人说,治乱须用重典。不错,唯有严刑厉法,方可警钟长鸣。假若我们学美国的做法,对那些恶性事故的责任人,法律能判他牢底坐穿、倾家荡产,这样利剑高悬,矿主岂敢对安全隐患置若罔闻?要知道,小矿主们不蠢,他们懂得权衡得失,只要生产不安全的成本大于收益,哪有漠视安全生产的道理?
为何要有纪检委
贝克尔一施蒂格勒模型(BS模型)说,一个好的司法体系,只要有法庭执法就足够了,不必寻找其他执法方式。不过该模型成立有个前提,就是法庭执法要有最优的阻吓力,使所有犯法的人得不偿失。可现实情况是,有人犯了法,法院却未必能拿到证据,比如行贿受贿,若双方攻守同盟,死不承认,检察官再威严,也不能抓人。所以设立纪检委,事出有因,并非多此一举。
立足内需
坚守扩需的底线
在新的格局形成之前,亚太地区的经济将是不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把赌注押在出口上。与其廉价出口换外汇,不如立足国内,扩大内需,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扩需底线。况且我们外汇储备已过万亿。不管怎么说,外汇长期闲置,经济上不划算。因此,动用部分外储,增加进口,不仅可以平衡外汇收支,而且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改善贸易结构。
加薪的困难
政府有意加薪,大家也欢迎,可为何一直雷大雨小,迟迟不见有大的动作?北京市几年前就已加薪,而国家机关却至今按兵不动。有人说,是因国家财政没有钱。我的看法,问题不在钱。这些年,财政收入以30%的速度递增,去年达50000亿元,怎会没有钱?依我看,政府的担心是给公务员加薪后,企业职工的工资加不了会引发矛盾,导致社会不和谐。
让人们拥有财产性收入
要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有两个前提重要:一是保护私人财产,二是允许财产参与分配。不保护私产,人们就不肯积攒财产,没有财产,所谓财产性收入则是无本之木。当年计划经济时期,一大二公,谈“私”色变,除了有少量私人存款,别无其他,连住房都是国家的,所以那时老百姓多数没有财产性收入。
减税的理由
这些年社会各界要求减税的呼声四起,可政府为何一直举棋不定?不敢以己之心度政府之腹,但有一点似可猜中,那就是政府担心减税后财政会歉收。会吗?若了解一点供给学派,懂得拉弗曲线,我想就不会杞人忧天。举个极端的例子:假如把税率定高到90%,世上没人肯去办企业,政府也就无税可收;而若将税率减低到20%,那么办企业的一定多。企业多了,政府反而能财源广进。
增值税应当转型
生产型增值税转型,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是福音。当下的问题,是增值税一旦转型,财政是否承受得了?的确,全国每年六千多亿元的固定资产设备购置,按17%的增值税率计算,将少征一千亿元。不过,这仅是一笔账,还有一笔账是:投资增加,增值额也会增加;企业效益提高,从而增值税和所得税将有所增加。两相冲抵,短期内孰得孰失不好说,不过从长远看利大于弊则确信无疑。
个税不妨网开一面
社会在进步,今非昔比,今天人们的消费水准已大幅提升,不仅求温饱,而且求发展。古人云:时变道亦变。适当提高个税起征点已是人心所向,政府当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如果说将起征点调至5000元/月不现实,那么先提至3000元/月,财政承受得起,而且既减轻了中等收入者税负,又可扩大内需,一箭双雕,岂不善哉!
守住货币闸门
货币政策当以静制动
2002年至2006年,中国货币供应(M2)年平均增长17.1%,而同期GDP年增长约10%,可见我们的货币供应增长偏快。为稳定物价,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应借鉴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增长,可把年货币供应增长率稳定在14%以内。利率可根据通胀指数调节,存款准备金率不宜轻易动,公开市场业务也应预先纳入货币供应总盘子。
稳住汇率是大局
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说来说去,摆得上桌的理由就是美中贸易持续逆差。不否认,美国是有逆差,但减少逆差,难道就得要人民币升值?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闻名天下,美国人不会不懂。劳动力低廉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美国的比较优势在高科技,只要多增加高科技出口,互通有无,中美便是双赢。可惜美国扬短避长,用劳动密集型产品与中国拼,棋输一着,贸易怎能不逆差?
涨价未必就是通胀
很多人以为,涨价就是通胀。其实不然,通胀会涨价,但涨价未必是通胀。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说,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只有当货币供应过量而导致货币贬值时,物价上涨才是通胀。反之,若是由于某些商品短缺引起价格上升,则不是通胀。此为经济学常识,大学教科书白纸黑字写得清楚。
加息不能压缩流动性
利率只是市场信号,并非政府可以摆布的工具,因此,那种认为加息可压缩流动性的观点是错的,认为加息可压制通胀的观点也是错的。对付通胀,关键在压缩流动性,而减少流动性,治本之策是控制货币发行。不然,货币源头管不住,总在下游动脑筋,东堵西堵,流动性仍会泛滥成灾。对此,政府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汇率制度各有千秋
“三元悖论”不仅道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质,也为危机后各国重建汇率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克鲁格曼的观点正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任何一种汇率安排,都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各有利弊。只有根据世界经济发展态势,选择适合国情的汇率安排,才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科教兴邦
什么在妨碍科技创新
中国人自古以勤劳著称,聪明好学天下少有,但有一点令人困惑,中国人聪明绝顶,可科技为何会略逊一筹呢?思前想后,关键的原因在缺乏创新的氛围与机制。从创新氛围看,两千年的封建文化,对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官本位、讲中庸、重迷信、轻科学,积重难返,哪有科技不落伍的道理?欧洲文艺复兴,就是破除神权、崇尚科学,近代欧洲群雄并起,文艺复兴功不可没。
新互联网推广的困难
乍听起来,中国新互联网的服务费低于美国,人们应当转用新网。其实,在用户眼里,成本并不只是服务费。经济学说的成本,是机会成本,是指做某种选择而放弃另一选择的最高代价。比如选择上大学,成本是放弃去工作;而选择使用新网,成本就是放弃旧网。
发展文化产业重在维权
中国文化产业刚起步,政府若有意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头等大事是维权。不仅要有法可依,关键在于对侵权行为要重拳打击;同时,政府还应有适当投入,扶持文化企业用高科技维权。在商言商,企业是要赚钱的,只要文化产业有利可图,哪有企业不投资的道理?若投资者能纷至沓来,中国文化产业大繁荣则为期不远矣!
大学博导的功用
说博导是激励教授的台阶,不会错。但要追问的是,欧美国家为何不给教授评博导呢?难道是他们的教授无需激励?非也。我曾访问过西方的一些大学,就我所知,他们搞的是聘任制,除个别教授能签到终身合约,多数人都有任期,长则三年,短则一年,合约期满,校方不续聘就得走人。而且,你在某大学是教授,换到别的学校未必还是教授,教授非终身,故为保饭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评职称为何不能抓阄
投票是集体选择,抓阄是个人选择。集体选择是奉行多数原则,多数通过的投票结果,大家都得服从,这样投票势必要限制少数人的自由。相反,抓阄尊重个人自由,但很多公共事务的决断又不可抓阄。自古难两全,投票有美中不足,抓阉也有局限,所以选用投票还是抓阄,关键就看所决断的事项是否有外部性。
经济学与经济学家
经济学究竞解决什么问题
从苏格拉底为经济学奠基,迄今整整过去了二千二百五十年,经济学也由最初的一些天才思想,发展成为体系完整、论述严密、流派纷呈的“社会科学之王”。但是,不管经济学家怎么表述,也无论这门科学如何变迁,经济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选用有限的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进行合理分配。
开启经济学大门的钥匙
经济学里的基本理论,归结起来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这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与此大致对应,便是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这六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人们懂得它,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但如果不掌握它,一定成不了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
中国现在的经济学,无非来自两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另一个是西方经济学。但不管哪个方面的经济学,都必须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学,也应当成为“山沟里的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根植于中国的土壤,致力于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努力成为“山沟里的经济学家”。
稳定经济的力量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曾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对当代政治家而言,只有财税理论烂熟于心,运用财政政策收放自如,才能经邦济世,举重若轻。由此看来,财政活动绝非简单的收入支出,它牵动民生,关系国运。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历史是一面镜子,学习西方经济史,就是为了观照现实,解决币。国的经济问题。我们深信,当西方经济史中的经典事件,逐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些曾经莫衷一是的经济理论,举棋不定的经济决策,盘根错节的经济关系,功过难评的经济后果,一定会触动我们的心灵,引发我们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深入思考。
附 录
政府如何扩大内需
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难题,都与内需不足有关。企业亏损如是,职工下岗如是。所以内需问题,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强调,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之策是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形成消费与投资的双重拉动。
政府改革的经济学逻辑
经济改革每走到一个关口,改革政府的诉求就愈加强烈。过去二十年里,政府改革曾几度启动,但改来改去,结果皆不尽如人意。机构越改越大,人也越改越多。人们要问:政府改革为何屡屡不能得手?回过头分析,以往改革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
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比如从温饱到小康,人们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等高层次需求越来越多,提供文化服务变得有利可图,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生产者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文化产业也就水到渠成。寄语《中国经济观察》
一份刊物的分量,在于其文章的价值。文章重,则刊物重。不然名头再大,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终成不了圭臬之作,哪里谈得上和者云集,更遑论经世济民了。因此,我们举贤选优,激活了这口中国当代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泉眼,也成就了今天的《中国经济观察》。产权市场中国创造
组建产权交易中心,是流转国有产权、促进经济转轨的一大创新。其精髓在于透明和竞争。通过产权交易中心进行信息公示和价格竞拍,不仅更多地引入了竞争,构建了一个较为客观的价格发现机制,而且将这一过程“阳光”化了,确实是个很重要的发明。
《中国的难题》编辑印象
《中国的难题》把经济、社会、时政等问题纳入经济学的大视野,重点聚焦转轨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难题难事,从经济学专业角度一一进行分析、点评.、解读,并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平易的口吻、平实的话语与人作倾心交流。
与思想者同行
《中国的难题》洋洋洒洒二十余万字,从“三农”到民生,从产经到金融,从科教到政府改革,从学界之争到官场点评,林林总总六十余篇。文风清新,文字平易,内涵深邃。读来如行云流水,令人不忍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