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老年人的国度。年轻人互相拥抱；那些垂死的世代，树上的鸟儿正从事他们的歌唱”——济慈《驶往君士坦丁堡》

8月底，约拿斯——我的远房亲戚，一个德国小伙子——要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婚礼，迎娶一个伊斯坦布尔姑娘梅里斯。梅里斯的老朋友S是一个成功的年轻商人，他在他面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公寓里为新人举办了一个酒会。我们到的时候，大家已经喝多了红酒。夜晚的伊斯坦布尔正像它在旅游广告片里的样子：闪闪发光的跨欧亚大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留下的大清真寺剪影，和现代摩天楼的光色。而前景露台上举着酒杯、衣着光鲜的年轻人，正在用英文取笑奥尔汉·帕慕克艰涩的土耳其语写作，讨论欧洲经济，介绍本城优秀的首饰设计师，以及，“是的，我们也参与发起了那场抗议”的对白。

他们谈论的是今年5月28日，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塔克西姆广场加济公园里爆发的那场令全球讶然的抗议。最初的起源是政府决定砍掉这个市中心著名公园里的600棵树，代之以商场和军营。一群环保主义者，多为年轻人，愤然以facebook和twitter相约，成千上万民众当夜聚集示威，三周之内250万人在全国不同城市响应。后来的事态表明，那600棵树显然只是一个导火索，因为抗议者们很快打出了书写着各种语言的反对专制的标语，带着V字复仇队的面具，并要求现政府下台。他们用手机向全世界直播他们被催泪弹驱散的过程。土耳其全国境内，迄今为止确定有5位抗议者死亡，受伤人数高达5000多人，还有数目不明的失踪者。三个月过去，抗议仍在断断续续进行着。“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理由，但9月份假期结束学生返回之后，一定会有新的抗议发生，”一位30岁的舞蹈演员在酒会上对我说。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伊斯坦布尔唯一的一条有轨电车，沿着阳光闪烁的海岸驶向塔克希姆广场。我要从那里转车，去向《BiRGün》报的新任总编、土耳其的著名女作家伊洁·特梅尔古兰(Ece Temelkuran)寻找答案。我好奇：“是什么激起了土耳其人这普遍、持久的愤怒？”我无法在这熙攘繁华、东西方荟萃的傲人都城景象里找到问题的答案。

与反对暴政、独裁和失业的“阿拉伯之春”非常不同，土耳其的抗议发生在一个近十年来运转良好的社会里。这个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几乎每10年至少会有一次军事政变或军方强行干涉选举的国家，曾经习惯了内战、左、右派暴力运动、通货膨胀或紧缩、大规模的政治迫害（1980年政变后有168万多人上了黑名单，持异议者失踪是家常便饭）。但90年代后期以来几次关键的大选和全民公决，体现了国民对军人干政的普遍反感，而欧盟对成员申请国的要求里，独立于军方、治理有序的政府，也是必要条件。2002年，格鲁吉亚移民后代厄尔多安当选总理后，成功借助时代风气的转变，和土耳其人加入欧盟的渴望，把军方的势力从文职政府中排挤了出去。

成功实现中央集权的厄尔多安不负众望，让土耳其维持了可与中国媲美的经济发展速度，把GDP提高到全球第17位，为所有18岁以下的公民提供免费医疗，让教育预算取代军事预算成为占GDP最高的支出，推动女性教育，让土耳其第一次有了高速铁路……根据YCharts的数据，2013年5月份土耳其的青年人失业率是16.4%，而在地中海另一端的西班牙，这个数据是55.7%。就在几天前，他们也和1993年时的中国一样，在夏季奥运会举办权的角逐中险些得胜，又败下阵来。

只是，这一切成就的中心围绕着的，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公民个体，而是父权秩序和从不懈怠的民族主义自豪感。在伊斯坦布尔，当光鲜的现代商业大楼的员工和顾客向落地窗外张望，他们就必须透过无处不在的鲜红星月国旗，和国父凯末尔遍布城市的眼睛。这些大大小小的旗子，不管是不是节日，都密密麻麻地挂在路灯上、插在阳台和清真寺旁边、大巴沙幽暗的走道两侧。当厄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怒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当他谴责欧盟拒绝土耳其加入是“反民主”，他就会获得足球冠军才会得到的欢呼和掌声，还有挥舞的国旗迎接，土耳其人喜爱能增强他们民族自豪感的强硬领袖。这对受民族历史创伤教育长大的中国人来说，或许心有戚戚。

既然如此，土耳其年轻人有什么深切不满，以至于在抗议中非要这个强人领袖下台？

我得到许多人的回答，所有人的回答都一样：因为年轻人要捍卫他们的自由和生活方式，要维护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上任两年之后，厄尔多安就体现出他的强硬作风，起先只是在压制批评者方面，到后来，他越来越深地进入了穆斯林家庭的父亲角色，把国民当成了他的子女。就在加济公园抗议发生之前，政府宣布要限制饮酒，就像此前限制超短裙和反对同性恋一样，公共场合接吻也受到了批评，总理还反对剖腹产，因为觉得这样会影响生育能力，他认为每个女人应该生三个孩子。

在蓝色清真寺旁边一家老牌甜品店里，商业顾问妮尔古恩·科恩(Nilgrün C?n)向我解释了厄尔多安的某些动机：“在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之后，面对西方的人们都感受到了幻灭和身份危机，宗教身份则变得更重要，因为它可以挑战西方。厄尔多安则利用了所有的这些符号。”

“他虽然把军队对政府的控制排挤了出去，但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热爱民主。他只是在报复，”穿着红缎中式上衣的伊洁·特梅尔古兰说。1997年2月28日，维护凯末尔世俗国家理念的军队强行压制了有伊斯兰保守派倾向的政府。在排挤军队之后，厄尔多安“用一种专制替代了另一种”。 40岁的伊洁政治经验丰富，在2012年初她因批评政府对库尔德人的政策而失去另一家报社的工作，过去一年以写小说为生。她告诉我，总理办公室一直在控制媒体言论，而自加济公园抗议以来，“所有批评政府的媒体人都被开除了，包括那些曾经赞美政府，却在加济公园抗议后批评政府的人。”伊洁的话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和其他一些人的交流以及国际媒体的报道来看，确实有不少媒体人遭到开除，甚至监禁。

借助土耳其人的民族自豪感、强化伊斯兰教保守教义的政策，对这个自我膨胀的土耳其领袖而言既是自然的选择，也是他扩大手中权力的好方法，在成功对付压制政府多年的军方之后，谁能避免这样的膨胀呢？但厄尔多安在挥舞这把双刃剑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土耳其虽然有近95%（官方称99%）的人口是穆斯林，但它与阿拉伯世界又不同。它是东罗马帝国的旧都城，“另类”的伊斯兰苏菲教派发源地，使用西方字母，它备受尊崇的开国元勋凯末尔不仅向西方学习现代军事和国家管理，更坚决主张政教分离（这也是对此原则保持忠诚的军方屡次干预大选的原因之一）。“土耳其人想要的国家，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二者合一，”妮尔古恩说。和我在婚宴上一起喝酒的伊斯坦布尔年轻人们都同意这个说法。

厄尔多安的双刃剑过于锋利，指向了危险的方向，让邻居们不安，也惹恼了本国的中产阶级和精英。欧盟拒绝土耳其加入的诸多原因里，包括它不太光彩的言论自由和人权状况。在国内，连社会精英也跑到加济公园去抗议，因为他们知道再也不能过自己的自在生活了，就连60、70年代的左派运动也没能这么有效地把不同派别和地区的人组织在一起。

我交谈的人越多，越清晰地感受到土耳其城市年轻人面临的困境，因为这些困境和中国年轻人的困境太相似了：他们在一个日趋富裕的社会里长大，他们从网络获取来自全世界的信息，由于威权社会的压力仍在，他们在商业消费中获得身份感和自主的意识，以为找到了一个规避政治的自由私人空间，但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发现这个空间的保护层比蛋壳坚硬不了多少。中国80年代之后的年轻人也曾以为自己可以用玩笑消解一切，但却发现自己无法追究谁该为被污染的空气和水源负责，甚至在网络上好奇地询问一句“听说娄庄发生命案了，有谁知道真相吗？”都会被拘留。而土耳其年轻人则发现，他们可以在“超越梦的繁华”一样的商场里购物，自己喝酒和当众亲吻的权力却也要被剥夺。与中国不同的是，土耳其年轻人可以投票、可以示威（虽然会被非杀伤性武器驱散），还可以使用facebook和twitter。

和北非青年一样，土耳其的抗议也具有网络时代的特点：无领导、匿名性、分散而自发的组织方式、没有运动章程也没有清晰的分阶段目标。这样的抗议，与维护自由生活的目的相符合，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它行之不远。“对加济公园抗议，我并不十分乐观，除非它能转化成政治代表（参与政治角逐），”伊洁干脆地说。“我曾在现场目睹了突尼斯的革命，那些热情和乐观到后来的选举中却消退了，没有产生任何现实结果。……成百万个‘不要’汇合成一个大的‘不要’，但要什么，却不甚清晰。人们不会追随这样一个政治行动的。”

离开伊斯坦布尔那天，正好遇上了世界和平日的和平示威，我决定去跟示威者们聊聊。塔克希姆广场和加济公园被警车和全副武装的警察层层包围。一位坐在咖啡馆里的便衣警察用手机翻译软件告诉我，今天出动了5000警察。“人们为什么要示威？”我问。他屏幕上的英文回答是：“你想要把头套带上。”

看到我的迷惑，他赶紧把手机收回，输入新的回答，这次翻译软件弄懂了：“他们想要闹事。”这个回答浓缩了厄尔多安对抗议者的全部指责：他们是游手好闲的人、他们酗酒、进清真寺不脱鞋、他们只想分裂土耳其社会，等等。

我在公园旁遇到了羞涩的26岁建筑师古玲(Gülin)，她也是这些“闹事者”之一。她把我带到海边的卡巴塔斯(Kabatas)参加牵手游行。抗议者牵着手，在海边连成一个人环。古玲来自乡村，在这里上大学和工作。“政府分裂人民，很虚伪，它干涉我们的自由。”乡下的父母怎么看她参与游行的事？她笑了：“我还没告诉他们。”

另一个26岁的伊斯坦布尔姑娘拉娜(Rana)就没有那么孤单，她的朋友和父母在海峡另一边牵手，等着和她这边的人环汇集起来。她对军人干政的时期没有记忆，当下个人自由受到的干涉，“在我的经历里，这是最糟糕的时候。”她想要现任政府下台，叙利亚和平，要正义，也就是记者不被迫害，参与抗议的年轻人不被杀害。“让大家看看，我们都是正常人，不是什么暴徒。”她温柔地笑着，头上的花冠让人想起旧金山60年代的嬉皮士。她谈到自己第一次参与游行时起初的害怕，和遭遇催泪弹时被扼住喉咙的窒息感。“很有意思，我们这么快就适应了一切。催泪弹一来，我们就用浸了醋的面罩捂住口鼻，就能继续呼吸。”

年轻人还自嘲地借用总理对他们的称呼“掠夺者(?apulcu)”，把它变为“为你的权利而战(chapulling)”。幽默也是他们的武器。

牵手的队伍越来越长，当中有不少中年人，还有跟着父母来的孩子。面前的街道上接连驶过高声按喇叭的汽车，喇叭声和车窗里伸出的胜利手势是支持游行者的信号，有时车窗里还喊出取笑警察和政府的话，游行者们一律报以欢呼、鼓掌、吹口哨。

但是，当我离开游行队伍，却看到了两个彼此无视的伊斯坦布尔：一个属于想要把握自身命运的游行者，一个属于对这些自由漠不关心或并不了解的市民。酒店的前台经理，一个饶舌而机警的小伙子，得知城里又在游行，轻呼了一声：“噢！不会吧？”翻了翻白眼表示绝望，把我送上去机场的出租车。57岁的司机胡塞因，是贫穷的安纳托利亚农民后代，这个新兴城市中的边缘人。他曾偷渡到德国，在垃圾工厂里做了6年黑劳工，最终被逮住遣返。“厄尔多安是个好总统（他似乎分不清总理和总统的区别），他把国家治理得很有秩序。”高速公路上的“美化项目”也很好，那些路旁的鲜花非常漂亮。

显然，信息灵通的游行者们在facebook和twitter上交流的那些事情，从来也没有以任何渠道到达他这里，他也没有什么兴趣了解。“他们为什么要抗议？”他的声音虚弱下来，充满了疑惑和不安，“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抗议。”

对一个中国人而言，这样的咫尺天涯的隔阂也并不陌生。不过，那是另一个话题，关于一个国家的复杂命运，我短短的行程不足以涵盖它，就像我行囊中甜蜜诱人的土耳其糖点，只是伊斯坦布尔魅力中最细小的碎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