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一片到永远

——读巴金《风雨故人》

巴金说：“我不会在亡友的墓前说假话，我背后已经筑起了一座高坟，为了准备给自己这一生作总结，我在挖这座坟，挖出自己的过去，也挖出了亲友们的遗物。”通常来讲，别人的“遗物”总让人觉得冷寂悚然。可是，用心的读者读过《风雨故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10月版）之后自会发现，这份遗物恰恰是巴金在离开我们十余年之后，被巴老的文字编织并散落于人间的一串串珍珠，里头蕴含着真情，以及真情带来的温暖。

之所以“真”，不仅仅是因为巴金一路走来得到的鼓励与收获的感动，更因为巴金对于提携自己的诸多师友，采取的不是一个仰视的观察角度，而是始终持有一颗平等之心。《怀念鲁迅先生》中，巴金毫不掩盖地讲述了先生曾有的不堪，“有些人同他接近，后来又离开了他；一些‘朋友’或‘学生’，变成了他的仇敌。但是她始终不停脚步地向着真理前进”。巴金没有为贤者讳，反而让读者更能感受到鲁迅先生当年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气概。大美不言，先生伟岸的形象自会在读者心中悄然树立起来。

《怀念马宗融大哥》中，巴金提到，“我们有一个习惯：写纪念文章总喜欢歌功颂德，仿佛人一死就成为圣人，私人的感情常常遮住作者的眼睛”，可见巴金是不喜这种文章的。巴金对于友人的缺点，也照直写出，“马大哥不是知名学者，著作很少，平时讲话坦率，爱发表议论，得罪过人，因此路越走越窄，生活也不宽裕”。这才是生活化的本真的友人面貌。

回想当初，拥有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友情，生活在友情的包围圈里，巴金的内心是感到知足的。“在青岛他把他那间屋子让给我，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他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他”是沈从文。对一个人来说，身上最可宝贵的不是名利、财富、地位、权势等因时因地而得到的东西，而是别人牵挂于己的友情。巴金喜用“怀念”二字作为文章的标题，字里行间寄托着他对师友们的真情实意。写到陆蠡，他说，“有一个时期，我们还梦想着第二天早晨他提着一只箱子在外面叩门”，是满脸歉意还是满面春风？对友人的想念竟深止于此，友人离散带来的是入骨入髓的疼痛。

巴金还说，“还有人把文章作为应酬的礼品，或者炫耀文学的技巧，信笔书写，可以无中生有，逢凶化吉，夸死者，也夸自己”。从巴金的文字中可知他对这种文章已经达到反感的程度了。巴金在许多场合里说过，他不是想当文学家的人，他之所以提笔写下这许多的作品，只是因为情感释放不得不倾诉而已。我手写我心的人，又岂会在乎所谓的文学技巧？不管夸奖，还是批评，巴金都守住了真实的原则。他也不夸自己，对待自己的是严苛的自剖与反思。

我想说，像《风雨故人》一书中这样的文章不易写，感情的流水如果控制不住，就会漫溢过多，掩盖了真相。感情的迸发并非不可取，只是要把它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也不能冷冰冰地不流露点滴情意，否则该如何表达内心的怀念？

“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是清代大学者孙星衍撰写的一幅楹联。身处逆境时，倘有故人前来关心与探望，不正是人生的春秋佳日吗？巴金从成都的大家庭里走出，走南闯北，一生经历数不清的磨难与风雨，当他提笔写出这些怀念友人的文字时，当是他一生的美好时光吧？作为巴金的读者，我真心为这个晚年尤为民族与国家的未来奔走的老人感到高兴，这些友情不就是对辛劳一生的他最好的慰藉吗？

师友们点滴的光芒洒落在日常的言行中，让人读来没有任何距离感。茅盾“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由此，“我才懂得做编辑并不是容易的事”。每次谈及正在兴建的各大博物馆，郑振铎总是那么兴奋。“他多年来的心愿就要成为现实，那样堂皇庄严的建筑将体现一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巴金禁不住慨叹不已，“他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多少财富”。

“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我决不忘记。”在这些优点面前，巴金有堪称严苛的自剖意识，不仅仅是自知不足，更是常常愧疚自己没有写出心目中的友人，因而愧疚感随心带着，不能轻松卸下。说真话诉真情的巴金，是坦荡如砥的巴金，同时也是一向自省自剖的巴金，“真”不仅是巴金晚年自我设立的道德标准，也是他一生写作的终极目标。令人心中颇有不甘不忍的是，巴金文中传来的接二连三的感伤与叹息：方令孺在“文革”时的悲惨遭遇与含恨离世；本来已经印好的批判郑振铎的文章在他因公逝世后，才临时抽掉了；老舍“在红卫兵上了街，危机四伏、杀气腾腾的时候，他还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想以市文联主席的身份发动大家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是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他们也是会哭会笑的普通人，他们的遭际应当引起后人的深深思考…… （张家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