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中的读者定位

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中国青年》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杰出的刊物之一。毛泽东三次为它题写刊名，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是它的编辑……三次停刊，三次复刊，推出雷锋、王杰、张海迪这些影响了几代人的平凡英雄，最早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思想解放初期掀起一场搅动全国的“潘晓讨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大多在这本杂志上留下传世之作。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翻阅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1923年—1927年）的《中国青年》时，依然能从中得到很多启示。

一、办刊背景及目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份机关报《先驱》创办后，由于它在内容和宣传方法上的不足，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在这次会议中通过的《青年运动决议案》中又说：“第三次大会认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以组织及教育青年工人为其重要工作，在出版物上应注意于一般青年实际生活状况及其要求。”
在1923年8月《先驱》遭反动派査禁之后，中央便积极筹备《中国青年》的创办，打算把它办成综合性的时事周刊，作为党在青年中启发思想，发动革命，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力助手，克服以往的不足。
二、定位准确，方法恰当
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在上海诞生。当时团刊创办经费紧张，除中央给予少量补贴，其余费用都得靠发行。如果《中国青年》抓不准青年需求，办不出自身特色的话，将很难维持下去。它的具体做法是：
1.开局精彩，吸引读者
《中国青年》一出世就牢牢抓住读者特点：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知识、有文化，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不满当时政治、教育的黑暗，但因为没有正确的指导，也因为“自己品性才学的缺欠”而找不到出路，思想苦闷只能寄托他物。《中国青年》的出世，正当文学和恋爱盛行的时候，使一般青年消失其奋斗进取之精神。对于青年文学创作逃避现实、无病呻吟的状态，《中国青年》连续发表了《新诗人的棒喝》（邓中夏第37期）、《诗的生活和方程式的生活》（萧楚女第11期）以及《今日的中国文学界》（子乔第5期）等文章，指出在四周是“虎视鹰瞵”、“磨牙吮血”的环境中，青年不该“效法鸵鸟”，他们应该“到民间去，去吃一切人吃了的苦，受一切人受了的辱”，要做革命的文学家，负担起改造新中华的重任。对于青年恋爱生活的痛苦和不自由，《中国青年》告诉他们是“由眼前这个军阀横行，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社会造成的。若是不顾实际生活而只讲谈恋爱，民族便会消亡”，并指出，“我们只能由人生问题解决恋爱问题，却不能由恋爱问题解决人生问题”。从青年关心的话题说起，指出一条崭新的出路，开局精彩，令青年人觉得耳目一新，真正办给自己看的杂志。
2.宗旨鲜明，不空洞说教，教给青年切实合用的知识
一个刊物的特性是由它的宗旨和目的决定的。研究刊物的特点必须要追溯其办刊宗旨。在发刊辞上，《中国青年》明确指出，本刊的宗旨是：“要帮助青年去得一些切近合用，然而在学校里不容易得着的知识。”“要介绍一些切实可供研究的参考资料，把青年引导到切实的路上。”《中国青年》教育青年要关心国家命运，就要“到民间去”投身到工农运动中去，发动和组织工农参加国民革命，同时使自己“受教育、取知识、获力量”。与当时的党刊及《先驱》相比，《中国青年》注意到青年虽有革命热情，但因涉世不深、缺乏实践经验，所以在灌输革命理论的同时还及时给予实践指导。“事实上，《中国青年》的编辑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任弼时等人本身就是革命的实践家，他们善于把大量在实践当中得到的革命经验体现在刊物编辑工作中，引导青年走“知行合一”的道路。
在号召青年暑期到乡村办平民教育时，他们先从“农民身上不洁，或者汗臭”，“或问题问得很幼稚”都不该讥笑谈起，说做工作可先引导农民做游戏，引发兴趣，宣传革命要从农民身边的苦谈起，“搞平民教育，不要一开始就期望很高”，要一步一步来。对于在军队中不知该如何开展工作的青年，《中国青年》告诉他们要“多做宣传下级与兵士的工作，告诉他们穷苦的原因及解救方法，把那些宣传而觉悟的人介绍入于你们的组织，或与他们另立组织，训练他们使他们又去宣传别人”。许多青年正是在《中国青年》的指导下，从身边具体小事做起，走上革命道路。
3.栏目设置丰富而有针对性，讲究宣传技巧
栏目设置是刊物定位的具体体现。《中国青年》在栏目设置上贯彻了中央青年工作的指导方针，既注意结合青年实际、引发青年兴趣，又注意阐发革命理论，既注意到学生、工人的要求，又注意士兵、农民的需要。
在栏目设置上，《中国青年》除设有文艺、书报介绍、青年问题、青年界消息等固定栏目外，还设有时事述评、教育界革命问题、共产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和平民教育、通信、本刊研究题目等重要栏目。对于理论文章，《中国青年》并没有一味采取说理形式，它通常用通讯、小说甚至诗歌来配合宣传，有的文章还配有插图、漫画，形式活泼多样，符合青年心理需求。如恽代英认为应当图文并茂，读来令人赏心悦目，“或插图或封面，并需视社会之需要，求所以激起欢迎之感情”。
在文字上，《中国青年》也极富特色。为便于青年宣传学习，《中国青年》的文章都是该短则短，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本质。笔者对《中国青年》110 期—114期5期杂 志共30篇 文 章进行 抽査时 发 现，字 数约在1500字 左右 的 有12篇，占40%，700字左右的有6篇，占20%，2000—3000字左右的文章共9篇， 占30% 。长篇大论所占比例极小。 
《中国青年》的语言泼辣精炼，富于激情。有读者评论说：“《中国青年》的文字是短劲的，一句一字都不是浪费的，尤其是代英的文章，好像只绣花针，只一刺就刺破个大气球。”《中国青年》对反动派的揭露言辞是辛辣尖刻的，具有强烈的战斗色彩，然而对于革命青年，他们的态度热烈而充满激情，你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词句：“我可敬畏的青年啊！ 中国革命的重担，只有由我们一肩担着。” “中国的青年！你们为中华民族应当献身做什么事呢？”这些文字，你现在读到 它，全身仍能像火烧一样地发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青年》注重版面设计。为了方便青年四处携带阅读宣传，《中国青年》没有沿袭《向导》16开对开式版面，而是使用32开对开式的小巧版面，每册仅31页。 
4.发挥周刊优势，重视深度报道
与当时存在的一些宣传媒介相比，《中国青年》采用周刊形式，一方面因为创办周刊所需经费要比日报少得多，另一方面也因为周刊虽然在时效性上不占优势，但文章在质量、深度报道上大有发展前途。《中国青年》采用两种做法发挥周刊优势。第一，对于近来发生的重大时事予以综合报道，通过组合具有内在联系的代表性事件，向读者揭示事物本质。第二，充分利用周刊发稿时间比报纸宽裕的特点，精心组织撰写高质量的文章，对重大事件进行大规模、集中、连续的报 道。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中国青年》立即出版第81期专辑，组织亲自参加并领导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恽代英等，对五卅运动的时代背景、伟大意义以及今后学生的斗争方向进行了详细阐述，在五卅运动一周年之际，《中国青年》出版五月纪念专辑，号召青年不要忘记先烈流过的血。在五卅运动两周年的时候，正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不久，党内右倾分子占据领导地位的严峻时刻，《中国青年》出版第3期专辑，明确指出今年纪念五卅的新意义就是要“坚持工农联合，采用暴力手段，用赤色恐怖镇压一切反革命”。这几期的连续报道，说理深刻透彻。它对青年辨清是非、在关键时刻明确革命方向、形成无产阶级的革命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5.定价便宜，发挥广告功效
《中国青年》的读者大多是青年学生、工人，他们常遭受失学、失业的威胁，经济较为窘迫。《中国青年》在定价上注意向青年倾斜，与当时同样针对青年读者的文学杂志、妇女月刊以及一些进步刊物相比，价钱非常便宜。
由于创办《中国青年》中央拨给的经费十分有限，为了生存，《中国青年》采取了薄利多销、代卖打六折、刊登请求青年读者帮忙扩大代派广告等方法来维持杂志的生存。随着刊物发行量的增长，《中国青年》 逐步幵始刊登广告，起初是封底，后来又增加了封三。《中国青年》对待广告的态度是严肃的，它刊登的 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党刊、进步革命文学杂志、妇女月刊以及新出版的“最廉价而合用的马列主义书籍”的广告。这些广告在刊登时使用 彩色黑体字，信息详细完整，语言质朴确切，既给编辑部带来一定收入，又满足了青年对革命书籍的热切需求，较好发挥了广告功效。
6.办刊两依靠，一靠编辑，一靠青年读者 
《中国青年》创刊初期，办刊条件十分艰苦，杂志的稿件基本上都是编辑们 自己撰写的。他们热爱青年，克服艰苦恶劣的工作条件，勤奋写稿，把满腔热情倾泻到青年身上。在笔者连续11期的 随机调査抽样中（从第1期开始至第51期，每隔5期一次）共有文章66篇，其中编辑自己写作32篇，占48.5 % ，恽代英一人就写作14篇，占21.2%，萧楚女写作7篇占10.6%，编辑约稿篇占28.8%；读者来信来稿15篇占22.7%.从中可见编辑工作之勤奋。恽代英作为《中国青年》 的创办者、首任主编、主要撰稿人，在主持《中国青年》工作期间，勤奋写作，精心编辑，还亲自处理读者来信，发表文章百余篇、通信四五十封。
《中国青年》办刊的另一个依靠就是青年读者，具体做法是：第一，经常与读者通气，让他们了解杂志的编辑方针和工作计划，征求他们的意见，寻求他们 的帮助。 例如第51期《我们的广告》、第76期《我们请求读者诸君的帮助》《一百期以后的本刊》刊登后，均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青年读者们经常反馈意见，并帮助推销订阅。第二，刊登有代表性的读者来信、来稿。在这些稿件中，青年或是对有关理论提出商榷，或是介绍自己在革命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还有的是遇到困难请求解决，编辑部总能热情应对，尽力解答。《中国青年》的编辑们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甚至上百封读者来信。对于青年读者的来信，他们一律亲笔回复，对于慕名来访者，他们总是热情接待，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使青年终身难忘。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中国青年》 定位准确、方法适当，才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创造最高发行量达到3万份的不凡纪录，在我国 无产阶级新闻史上占有独特地位。而它在栏目设置、文字表现、版面设计、重视读者需求等方面的成功做法，直至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黄东英，转载自《编辑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