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骨灰在天空纷纷扬扬”

2016年秋天，我随雷平阳来到了他位于昭通土城乡欧家营的三间土坯房。颓败的房前有几个大得有些夸张的蜘蛛网，上面布满了蚊蚋。那些静止不动的蜘蛛是否是雷平阳的化身——像卡夫卡一样被世界死死困住？敬畏、抵触、深情与无望是否构成了雷平阳写作自身的困窘——现实的困境？田园将芜胡不归。就雷平阳的文字来说，我目睹的是“文字的骨灰在天空里纷纷扬扬”。
这是否像西蒙娜•薇依在1941年夏天所吁求的作家需要对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这是否就是对作家“良知”和文学“真实度”的考验？而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从而把个体的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换言之，“诗与真”在任何时代都在考验着写作者们。这自然也是进入雷平阳的寓言式散文集《乌蒙山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9月版）的必经入口。
就散文阅读而言，我们的胃口不断被败坏，沮丧的阅读经验一再上演。看看时下的散文吧，琐碎的世故、温情的自欺、文化的贩卖、历史的解说词、道德化的仿品、思想的余唾、专断的民粹、低级的励志、作料过期的心灵鸡汤……那么是否存在着散文的“新因子”？
我之所以强化雷平阳的“诗人散文”或者“寓言式散文”，是为了与当下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写作区别开来——这也许可以理解为雷平阳的一场可选择或者别无选择的“诗歌拓边”行动。在我看来，雷平阳的“诗人”身份和散文写作二者之间是双向往返和彼此借重的。这是对“诗歌”和“散文”惯有界限、分野的重新思考，具有对“散文”拓展、更新、改观甚至颠覆的意义。
以雷平阳为代表的“诗人散文”具有“反散文”的特征，而“反散文”无疑是另一种“返回散文”的有效途径。在我看来，雷平阳的散文照之于他的诗歌写作具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开放性和活力，他一系列异质性的散文尤其是最近的散文集《乌蒙山记》带给这个时代的是“起底式的写作”——他提前抽出了那张底牌，也是“先行到失败中去的写作”，这需要阅读，也需要预见。
“喊魂吗？”诗人在野！这是一个“丧家犬的乡愁”（《黄昏记•序》）。雷平阳是有精神出处的诗人，这也是他的写作宏旨或底线，但是这一精神出处的发生和境遇让人感受到的是鲜血淋漓的“惨败性的现实体验”。但是，说到雷平阳的“精神出处”我们的目光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转向他写作中的“云南”空间。这关乎他的个人精神史和写作发生史，关乎他前现代性的乡愁，关乎一个写作者的道德和操守。故乡正在沦为可怕的异乡。尤其是在一个“地方性知识”被清零的现代性、城市化语境之下，残山剩水也注定了雷平阳“残稿”式的写作命运——一切都是未完成的状态。雷平阳就是在残山剩水间蹲下查勘——更多是精神意义上的满怀狐疑。他身不由己地关注着现代性语境下的“消亡学”。这其中既有一般旁人感受不到的深情、热爱，又有着自责、虚妄、无着和救治。这也是他的散文中为什么大量地反复写到杀伐、自戕和各种非正常死亡的原因。
目击道存，这句话非常适合评价雷平阳的写作姿态。道成肉身，在雷平阳这里成了确凿的事实。一切必然是精神传记，他成了立法者。当年的昌耀把自己的写作比为“穷途之哭”，那么雷平阳的写作呢？阮籍还能够穷途大哭而返，而雷平阳已经是穷途末路又无路可返，这必然就是先行到失败中去的写作！
这个时代的作家“贡献”出了过多的“伪教堂”，里面供奉的是写作者的市侩气和文字投机者的炫耀和自得，而谈不上真正的自省、忏悔和救赎。生活的幻觉取代了文学的幻象，沉默的舌头空空荡荡。也许当代不乏“野狐禅”的妄语断语，但是雷平阳的散文乃至诗歌却带有精神启示录的意义。因为无论他的文字多么成功，他都是现实经验中的一个屡战屡败者。
正如布罗茨基说的：“谁也不知道诗人转写散文给诗歌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即散文因此大受裨益。”（霍俊明，转载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