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那些“知青小说”

“知青小说”四字乃姑妄言之；从概念上说是模糊的——知青写的小说？写知青的小说？抑或曾是知情者写的知青小说？

莫衷一是。

何况，“知青”这一概念也多种多样。它曾是知青的当年青年仅有经历的共同点、类似点；在人品、家教、学业程度、文化影响以及心灵的善恶方面千差万别，不能同日而语。

古今中外没有什么统一的称谓能像相同的帽子一样——任何人戴在头上便都是同一种人了。

我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我笔下的所谓“北大荒知青小说”，大抵写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当年又叫“兵团战士”。

军队编制、半军营化的集体生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老战士们（他们曾是真正的兵，有的兵团干部还是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人）对知青们的军人作风的影响——诸种因素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在当年与插队知青、农场知青总体“气质”上大为不同。

“气质”一词也是姑妄言之。

所以——当然的，我的“知青小说”中的知青们，也与别人笔下的“知青小说”之“气质”不同；这是由笔下知青人物们的不同所决定的。

如果我不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断不会写那么多“知青小说”。

起初我写“知青小说”，当然很受所谓“知青情结”的促使。

怎么会不那样呢？

但后来就不是了。

应该说，从《雪城》开始就不是了——那时我已十分明了，我笔下塑造的只不过是一批曾是知青、返城后人生几乎要从零开始的青年人。知青返城了，知青经历不论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有多么深——他们，不，我们也不再是知青了。这是常识。

是的，自《雪城》后，我只不过在将笔下的知青人物视为具体的“人”来塑造，这后来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工人，不代表“中国工人”；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农民，不代表“中国农民”；

同样，任何文学作品中的兵、学生、商人、干部，都不可能对“全体”具有公认之代表性。

反过来看就对了，就符合文学词典的本意了，即——作家们只不过在写是工人；是农民；是兵、学生、商人和干部的——“人”。

身份不是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

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乃是由人性怎样、人品怎样、人对自己有无做人准则来决定的。

我笔下的许多知青人物寄托了我对人性、人品、人格的理想——若言理想主义，这才是我身为作家的理想主义，与其他什么“理想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极特殊的年代，在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的情况下，是青年的一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线，并在做人的底线上尽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坐标和心灵标杆的层级——这才是我后来一再写“知青小说”的原因。

我将我的作品中表现没表现此点，一直当成我写得有价值或没价值的标准之一种。

绝不是唯一标准。但在我，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标准。

这是理解我“知青小说”的一把钥匙。

现在我将它交给读者，相信许多读者读后会有如下感受——我爱书中的许多人物；原来做一个心灵中多一些真善美、少一些假丑恶的人是如此值得的事。

我相信许多人读过后，会乐于将我的书推荐给自己的儿女。

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是受人尊敬的好人呢？

让做人的坏法似乎反而令人着迷的可恶现象见鬼去吧！

中国需要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梁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