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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白求恩

来源: 人民日报    作者:李学江    2015年12月30日    字体:     浏览:1353

在中国,白求恩的大名,家喻户晓;在加拿大,有这样一位对白求恩十分着迷的历史教师,用自己的大半生投身于研究白求恩、宣传白求恩,他的名字叫罗德里克•斯图尔特。

为了告诉人们一个真实、全面的白求恩,他循着白求恩的足迹访遍了加拿大、美国、西班牙和中国——白求恩生前生活和工作过的所有地方。他先后出版了多本关于白求恩生平的书,最新一本以英、中、西班牙三种语言出版,书名叫《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该书中文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13年8月出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笔者慕名前往,拜访了这位作者——居住在列治文山市的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从多伦多出发,驱车北行,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即可抵达。

这是一片森林覆盖的丘陵地带,一路走来,曲径通幽,鸟语花香。路的尽头,是一栋二层木板别墅。听到门铃声,斯图尔特夫妇开门迎我们入内。在客厅落座后,夫人莎朗为我们每人斟了一杯茶,寒暄后就告辞上楼了。斯图尔特解释说:夫人也是位作家,这本《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就是两人合写的,她正在忙着撰写另一本书。

年已81岁的斯图尔特身体瘦弱,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

为了探寻白求恩,他多次踏访中国。当初是什么激发了他对白求恩的兴趣呢?面对笔者的好奇,斯图尔特打开了话匣子。

那是1969年,35岁的他在多伦多大学附中教授历史。在讲述二战史时,课堂上播放了一部由加拿大国家电影局于1964年拍摄的《白求恩》纪录片,其中有对白求恩的简要介绍。突然,一位16岁的学生站起来,很动情地说:他父亲就是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名医,家中拥有三部汽车。他本以为当医生就是为了赚大钱,车多才是成功的标志。看了《白求恩》后他才明白,医生更重要的使命是为民众救死扶伤,而不是为了赚钱。

当晚,斯图尔特辗转反侧,难以入寐。他想,既然白求恩的事迹能够感动青少年,当然也可以感动更多人,但影片的内容有限,为何不广为搜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非凡的医生呢?自那以后,他开始了对白求恩足迹的不倦追寻。

幸运的是,1970年,加拿大同中国正式建交。第二年,中国就在渥太华设立了大使馆。于是,他向中国驻加使馆表示了前往中国的愿望。1971年,当他正在美国采访斯诺夫人时,接到了中国驻加使馆邀他前往面谈的电话。中国首任驻加大使黄华会见了他。他按斯诺夫人的嘱咐向黄大使出示了当年中共领导人在延安送给斯诺夫人的一块绿丝巾,而当时的翻译正是黄华。看到丝巾,黄大使一见如故,极为高兴,表示愿意同国内有关部门联系。两个月后,斯图尔特就接到了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并于1972年4月1日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此访仅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一个多月。在为期五周的中国之行中,他到访了西安、延安、石家庄和上海等地。遗憾的是,因交通不便,他未能如愿前往白求恩工作过的晋察冀地区。但让他高兴的是,他采访到了同白求恩一起工作过的医生、战士和翻译等,其中包括马海德。聂荣臻元帅也亲切地会见了他。

在回国后的1973年9月,他出版了第一本书《白求恩》。加拿大时任总理特鲁多后来在访华时,还将这本书赠送给了中国领导人。特鲁多访华归来后当即决定,由政府购买白求恩故居,以恢复其原貌。政府将购房建纪念馆事宜交由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负责,但恢复白求恩出生时的原貌需要相关资料和专家指导,于是加拿大公园管理局就按书追索找到并聘请斯图尔特担任顾问,并满足了他到中国和西班牙再做实地踏访的心愿。

1975年,斯图尔特以加拿大政府公园管理局代表的身份再次访华。在为期三周的访问中,他去了白求恩牺牲之地松岩口,见到了一些同白求恩有过接触的人。回来后,他在为白求恩故居工作的同时,为加拿大中学生撰写了一本有关白求恩生平的普及性读物。不久后,他又将在美、加、西班牙等国收集到的白求恩写给友人的书信与诗文等合为一集,于1977年出版了《白求恩的思想》一书。

其后,斯图尔特夫妇还曾两次去过中国担任英文教师,第一次是1979年到重庆,第二次是1983年到哈尔滨,各教书一年。在此期间,他发现,中国人对白求恩的了解大多局限于其在中国工作的那22个月时间。这让他产生了再写一本书、更全面地介绍白求恩的愿望。于是,2001年他再次出发,开始了为期数年的重走加、美、西、中四国的探寻旅程。

2005年5月初,斯图尔特携夫人开始了他的第五次中国之行。这次是应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邀请,在白求恩当年的学生张业胜和翻译董越千女儿董春的陪同下,重走了白求恩当年走过的晋察冀山区。第二年,他们又到了西班牙,沿白求恩行医并运送血液以及帮助难民逃亡的路线重走了一遍。回国后,两人用数年时间完成了《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一书。此书于2011年出英文版,2013年出中文版和西班牙文版。

当问起他所采访的中国人对白求恩的印象与评价时,斯图尔特说,1972年他见到了一些曾与白求恩一起工作或是有过接触的人,他们的首要印象就是,白求恩是个工作狂,他做起手术来不知疲倦。聂荣臻听到白求恩的助手报告后,曾亲自催促白求恩休息,聂荣臻说:如果你累坏了,对反法西斯事业也是不利的呀。但白求恩还是不停地工作。有一次,他在69个小时之内做了115例手术。有时炮火逼近了,他也不肯撤离。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没有停止为伤员做手术。

第二个印象是,他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为人做事严格要求,不徇私情。为此,人们在私下里都称他为“老虎”。有一次,他看到一位助手在手术室里吃苹果,他一巴掌将苹果打落在地,并严厉地对这位助手说:“在手术室里是绝不允许吃东西的!”还有一次,他看到聂荣臻在吸烟,伸手就从聂荣臻的嘴里将烟夺走扔掉,然后对聂荣臻说:在部队,您是领导,听您的;在医护所,我是领导, 得听我的;我要告诉您,吸烟是损害健康的!

斯图尔特说,自信而执着是白求恩极为突出的个性。白求恩向聂荣臻提出要建一所战地医院,聂荣臻出于安全考虑起初并没答应,但在白求恩的坚持下最后勉强同意。结果,这所“模范医院”只存在了三个星期,就被日本鬼子摧毁了。但白求恩从不气馁,不言放弃,他开办了急救与外科手术短训班,目标是用一年时间培训医生、半年时间培训护士。他希望受过培训的人再去培训其他人,有了更多的医护人员就可以挽救更多伤员的生命。

多年追寻,白求恩的精神品质也不断感染、震撼着斯图尔特。他说:白求恩有信仰、有追求,为此他可以牺牲一切,直至生命,这是他最为可贵之处。从西班牙回国后,白求恩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党员。因为没有一家医院愿意聘任一个共产党员,他丢了工作。为了信仰,他先后去了西班牙和中国。尽管战地条件极为艰苦,时刻冒着生命危险,但他都在所不惜,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斯图尔特尤为钦佩白求恩为公忘私的献身精神。白求恩是有名的胸外科医生,曾当选为美洲胸外科协会执委。白求恩年轻时精神帅气,风流倜傥,注重穿着打扮,懂得享受生活。白求恩在底特律行医时开了自己的诊所,一度过着锦衣玉食、美酒跑车的优越生活,甚至有“嗜酒”的名声。可他到了西班牙和中国的战地后,这一切他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他是来自外国的名医,在八路军中受到高度尊敬,部队领导要为他开小灶,被他拒绝了,他坚持同当地百姓和战士吃一样的粗茶淡饭。除了刚到中国时喝过一次酒外,在中国他再也没有喝过酒。许多在国内时的不良习惯都无影无踪了,每月给的100元“高薪”他从未领取过。白求恩在从晋察冀地区寄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真的想念咖啡、三分熟的烤牛肉、苹果派还有冰淇淋。想想都是绝佳的美味呀!还有书籍——还有人写书吗?还有人听音乐吗?你们还常常跳舞、喝啤酒、看画展吗?躺在那铺着白床单、软乎乎的床上是什么感觉?……但必须遗憾地说,如果我再次获得上述所有的东西,也不会带给我惊喜。”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多彩生活,他为了信仰而弃之不顾了。斯图尔特说,到了中国以后,白求恩变成了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抗击法西斯的事业中去。在中国的22个月,是白求恩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白求恩极具冒险与实干精神。对于理想,有些人说说就算了,可白求恩言必信、行必果。就说去中国,原来是有美国医生要同行的,但临启程前他们打了退堂鼓,最后只有白求恩带着一位加拿大护士和价值5000美元的医疗器械义无反顾地出发了。白求恩这种“千难万险我独往矣”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令人钦佩。

白求恩还有一个特别可敬之处,就是以慈爱的情怀关心弱势群体。20岁时,他曾志愿到安大略省北部林区义务为外来劳工教授英语和文化知识。后来白求恩患上了肺结核,在纽约州一处疗养院休养治疗了一年。推己及人,病愈后他就致力于肺病研究,以图解除肺病患者的痛苦。1935年,白求恩在蒙特利尔行医期间,每周日会到青年基督教协会免费为穷人义诊。1936年,白求恩组织成立了“保障公众健康团体”,这是在加拿大最早发起的推进医疗社会化的行动。

斯图尔特告诉笔者,白求恩不仅精通医术,而且多才多艺,能写诗、会作画,他的一幅绘画作品还获过奖呢。1936年,白求恩在蒙特利尔自己的公寓里开办过一个艺术班,利用每周六的时间免费为青少年教授绘画。

白求恩对医学自然更有贡献。他在西班牙前线发明了流动输血车。自那以前,伤员要运到城市的医院后才能输血。流动输血车可将在城里募集到的血浆运到前线,在战地适时输血,为此救活了大批士兵的生命。他发明的流动输血车被誉为西班牙内战时“军事医学上的伟大创举”。此外,他发明的外科“白求恩肋骨剪”至今还在使用。因为这些发明,白求恩的名字于2010年被纳入加拿大科技名人堂。

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斯图尔特说,他在重庆教书期间,参观过1939年日机轰炸重庆时人们避难的防空洞,在哈尔滨期间也去看了日军731部队的遗址,他亲耳听过人们讲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战争暴行。他对中国人民的惨痛遭遇和巨大牺牲深表同情,对日本某些人至今不肯明确承认并使用“侵略”一词感到不能理解。他说:不论谁,是否承认当年日本侵略了中国,是否承认强征“慰安妇”,全世界都知道那是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他说:“那些不能牢记过去的人注定是要重蹈覆辙的”,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将日本的侵略罪行公之于世,为的就是要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为了信仰,白求恩投入了反抗法西斯的战场;

为了未来,我们时刻牢记必须阻挡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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