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肯尼迪眨眼

那些景仰约翰•肯尼迪亚瑟王一般形象的读者，读过了这本考证严谨、文采飞扬的书后恐怕会心痛不已，书里描写了肯尼迪在上任第一年和赫鲁晓夫在对决之中的受辱折翼。而另一些读者，看到弗雷德里克•肯普一点点消解了肯尼迪一直以来的强硬、活力、聪颖、坚毅和冷静的形象，而文明在对抗的最后竟而尚存，则要长嘘一口气了。

《柏林1961》（该书中文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14年1月出版）围绕着一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肯尼迪默许下建起的柏林墙——用肯普的原话——“是避免战争的成功标志，还是……软弱应对的苦果”呢？由是观之，这本书是关于这场危机的严谨历史。此次危机在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开始建起的日期——译者）达到高潮，因为东德相信，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的存亡全部系于能否阻止涌向西方的难民狂潮。他们在那天建起的柏林墙把一座城市一分为二，将自己的人民囚于彀中达26年。而之前，从1945年起，280万人，或言六分之一的东德人，都逃离了他们黑暗的国家。
 
在另一层面上，此书又是写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两人巅峰对决的著作，考证丰富。这两人都拥有发动核战争的能力和证明自己地缘政治强人的欲望，除此之外，他们截然不同。美国人年轻、帅气、富有，但身有隐疾，他以1%的微弱选票优势当选总统，但在1961年4月“猪湾事件”的溃败中颤颤巍巍，意志不坚，他也由此怀疑起自己的判断和意志力来。俄国人是个粗鲁但聪明的农民，20来岁时还目不识丁，他在苏共领导层中被群敌环绕，受到毛泽东的鼓舞，他们都认为赫鲁晓夫对美国不够强硬。他由古巴事件看出了肯尼迪的软弱，要借此机会重塑形象，强化领导权，让苏联压倒美国——方式就是，在冷战最危险的战略要冲向肯尼迪发难。
 
1月21日，肯尼迪就职演说的一天后，赫鲁晓夫希望为苏美关系寻求一个“新的开始”，他召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卢埃林•汤普森，惠以“胡萝卜”：他对《消息报》《真理报》发出了史无前例的命令——全文刊载肯尼迪的就职演说；下令释放两名去年夏天被击落的RB-47飞机上的美国空军人员；建议减少对美国之音广播的干扰，等等。肯尼迪也以一系列动作示好，包括解除了苏联的蟹肉禁运。
 
但到了1月25日，不论之前的互相让步在肯尼迪心中制造了多么愉悦的感觉，当他得知了赫鲁晓夫最近在党内的一次发言时，这种感觉全部毁灭。汤普森在电报中描述这次发言，“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在宣布冷战爆发”。实际上，这只是共产党例行的宣传口吻，但这让美国总统“将赫鲁晓夫的所有和解姿态都打了折扣”。大西洋理事会总裁、《华尔街时报》前首席外事记者肯普先生将这个事件描述为“肯尼迪任期内的首次失误”。
 
4月，猪湾入侵让美国政府丢尽了脸。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被猪湾的“疯狂计划”给吓到了，曾劝说肯尼迪放弃。在入侵失败之后，他在一次对外交部的演讲中说，欧洲人认为美国这位新总统“是个很有天赋的回旋镖新手，正如他们看到的，他扔出飞镖，伤了自己”。至于赫鲁晓夫，肯普这样写道，“美国的新总统让他大跌眼镜……在他最愉快的梦中也不敢把对手想象得这么不中用”。
 
艾奇逊被召为柏林问题顾问，他希望能手把手地教会总统如何处理外交事务。肯尼迪说，他之所以需要一个导师是因为他“花了太多时间结识那些能让他成为总统的人，但却不认识能让他当好总统的人”。艾奇逊以自己对苏联人的了解，建议总统采取强硬路线。他说，柏林“是欧洲权力地位的要冲，保卫它其实是在别处任何地方抗衡克里姆林宫的关键”。
 
事情的关键就是要维持现状。为了向赫鲁晓夫宣示美国的决心，艾奇逊建议在德国建立显赫的军事存在。至于核威慑，不论赫鲁晓夫还是美国的欧洲盟友，似乎都不相信美国会为柏林而放手一搏。但他告诉肯尼迪，“如果危机被挑起，最为大胆和危险的路线可能才是最安全的”。
 
乔治•凯南建议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建立私人联系。在一系列保密手段之下，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建立了一条不同寻常的信息渠道，中间人是格勒乌（GRU）的一个中层特工，是罗伯特一个记者朋友的相识，据说有直接把信息上达赫鲁晓夫的能力。这件事只有肯尼迪兄弟、赫鲁晓夫以及对此安排大吃一惊的格勒乌高层知道。很快，靠着这条通道的联络，双方同意在6月初的维也纳举行领导峰会。“没有正式的议程，也不会有谈判。”肯尼迪告诉国会的联合委员会。
 
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的目的是测试肯尼迪的决心，并表明苏联对柏林和东德的态度。峰会召开的消息传出四天后，他召见了汤普森大使，并放出话来，不论肯尼迪高兴与否，“他将在今年秋天或冬天采取单方面行动，将城市的管辖权交给东德人，终止各国的占领权”。这一重拳给了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截停柏林难民潮的权力。赫鲁晓夫相信他可以兵不血刃地达到这一目标，在肯普的叙述中，赫鲁晓夫对自己的核心集团说：“肯尼迪害怕战争，他不会军事还击的。”然而其他人，不论美国国内还是国外，都认为总统应该以牙还牙。夏尔•戴高乐在肯尼迪停留巴黎的时候对他说，“在柏林的任何退让，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意味着失败”，他还补充道：“如果（赫鲁晓夫）想要战争，我们就该明确表示，他会如愿以偿。”

不过，在维也纳会议上，肯尼迪不断示弱。一开始，他就告诉赫鲁晓夫共产主义只要不去占领新的领地，就可以留在它业已存在的地方。随行美国外交官们大惊失色，认为总统的这一信号与长久以来的美国政策相悖，等于接受了现存的苏联和西方在欧洲的势力划分。赫鲁晓夫回应道，他没法保证共产主义的思想不扩散到现存领地之外，这超出了他的权力范围。
 
肯尼迪试图商议核禁试条约——这是他的首要议题，但赫鲁晓夫并不松口，紧咬柏林问题。“如果美国拒绝（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他说，“那么苏联就会代劳，没人能阻止。”一天的会谈下来，赫鲁晓夫相当笃定，肯尼迪软弱到了不可救药。他对翻译说：“这个人没有经验，完全是个新手。”
 
肯尼迪的体力却跟不上了。在平时，他每天要泡五个热水澡或者冲五次淋浴来缓解腰背疼痛，外衣里都穿着束身衣。私下他经常拄着拐杖。他的私人医生每天要给他打两到三针普鲁卡因——一种增强型的麻醉药，还加上其他的药物。他的门客麦克斯•雅各布森医生（他的名流病患都叫他Dr. Feelgood）给他注射的东西包括荷尔蒙、类固醇、维生素、酶、动物细胞和安非他命。实验证明，雅各布森的仙丹非常危险，但病不择医的肯尼迪说：“我不管那是马尿还是什么。它确实管用。”
 
论及针药对肯尼迪在维也纳表现的影响，肯普写道：“他的情绪随着用药的节奏，在过度自信和极度沮丧之间剧烈波动。”

峰会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肯尼迪继续尝试建立共识，并使用了一些新词汇。他不断地把西方盟国在柏林的占领区称为“西”柏林。这个让人想入非非的词汇不可能不被人注意到，换言之，这就是说柏林可以被分为两半，而美国不会反对。肯普说：“在可能是肯尼迪总统生涯中最需要男子气概的时刻，他却单方面退缩了。”
 
这个信号极其明确：只要苏联不动“西”柏林，它可以在柏林以及德国它的占领区为所欲为，或者在苏联的保护下由东德出面为所欲为，而美国会被动旁观。赫鲁晓夫说：“苏联会签订和平条约，从而东德的主权将会昭示，任何对此主权的侵犯都将被视为侵略行为。”直到这时，肯尼迪才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那么这将会是一场漫长的严冬。维也纳峰会新伤未愈，还历历在目时，他对《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莱斯顿说：“他完爆我……把我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He savaged me...just beat the hell out of me)。”

之后，美国总统才开始反击。他签署了109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这是一个针对柏林封锁的四步反应计划。第一步是制裁；第二步是美国在欧洲大规模增兵；第三步是增派三个师在通往柏林的公路探查，对东德非苏联目标和可能的水上封锁进行空中打击；第四步是“选择性使用核武器，宣示使用（该种武器）的决心……最终，全面战争”。
 
然而，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两方的底线无疑是不要战争，以及西柏林要完好无损地作为重新统一的、民主的德国首都。而如何达到这一点，是靠好的运气，还是好的运作，抑或是忍辱偷生的让步，都不再重要。肯普的观点是，肯尼迪在危机之初的毫无决断导致了柏林墙的诞生，导致了东西方的紧张态势大大升级，导致了其后半个世纪的种种严重后果，包括古巴导弹危机，还有，（虽然肯普没有提到）越南战争，以及在美国人心中导致的社会和战略后果，流恶难尽。它还树立了一个反面教材，正如肯普在这本震撼人心的历史著作的末尾写到的，“当自由领导人不加反抗，专制体制施加的暴力会有多大”的反面例子。（查尔斯•麦克卡里，原载于《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