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筸军之城》

刘萧女士的《筸军之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6月版）出版以后，送人很多。一次聚会也送我一本，临走时轻轻跟我说，这书她自己已看了六遍，每每感动。当时我也不经意，文章像孩子，都是自己的好；母亲夸儿子，旁人听来哪能感同身受。回家后随意翻翻，很好进入，一口气看了一百多页。次日醒来，还是兴奋着，给刘萧女士打电话，我认为她这一长篇有可能成为一本湘西的“大书”。

这么说，是因为湘西的写作自有道统，自有一条隐秘路径。外人未必体会，凡在湘西写作的人，对这条路径的体认毋庸置疑，甚至是与生俱来的感受。这道统就是湘西作家特有的根性。湘西是巴蜀楚交界之地，巴人敬鬼蜀人崇仙，楚地自古以巫风称盛，这些文化交集、汇聚、碰撞、融合，得成湘西独有的地气。本地作家往往受这地气蛊惑，从事写作后，自然得成一心愿，要以一部大书统摄湘西秘史，蕴蓄此间地气。所以，湘西作家纵是天马行空或信马由缰，脚印重叠之处，终于踏出一条共同的路径。

这条路径，不妨以沈从文《边城》为起点。沈从文原打算写《十城记》，只写出一部，已是绝响。一路走去，陆续出现孙健忠的《醉乡》《死街》、蔡测海《三世界》《家园万岁》、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田瑛《大太阳》、黄光耀《土司王朝》、于怀岸《猫庄史》和黄青松《名堂经》。吴国恩打算写《我的蛮夷祖先》，从篇名看就可知也在这序例当中，因各种缘故尚未出手。新一辈写作者中，努力嘎巴无疑离这道统最近，但他过早地远离了写作。

我大概是生在湘西，却逸出这道统之外的唯一一个写作者，当初写短篇《衣钵》，就发现自己也正要循路进入这一道统，但怕过早被标签，赶紧开溜。但我知道这道统与路径的存在。同时我意识到，我过早地有意识遵循此道统，而别的同好下意识或无意识地遵从着。后天气力难胜先天秉赋，有意识往往不如无意识来得剀切……如此一想，我必须另寻出路。现在我谈这一道统，难免心有忐忑，但旁观者清的道理也大致不会错的。

上述由湘西写作道统一路走下来的诸多作品，各有不同。前辈作家且不论，自60后算起，我个人觉得，目前为止，刘萧女士的这部长篇，应是最为持中守正、不偏不倚地进入湘西文学道统，步入这条隐秘路径的作品。《筸军之城》写出以后，首先得到湘西作家的热烈反响，正因为他们长期对这道统的追寻与理会，才能敏锐地嗅出这部作品纯正的湘西气味。吴国恩读了若干章节即已兴奋不已，是因为他看出来，刘萧写出了湘西作家都存心想写的那部大书。《筸军之城》写出了历史上地方部队“筸军”兴衰存亡的全过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所有人的命运都汇入一个边镇军屯的命运，注定无处逃遁。“筸军”在湘西历史上有浓重一笔，凤凰在湘西版图中至关重要，所谓湘西秘史，抹不去筸军一笔，关乎湘西气味，避不开凤凰人事。

当然我并不是写书评，只是读感，在此无意过多地纠缠于故事与情节。事实上，讲故事并非刘萧女士所长，《筸军之城》里的故事情节过于庞杂，线索众多，故事前呼后应往往不够斟酌，甚至有头无尾，断线掉链。一些细节的处理往往借助魔幻，附会传说，套用巧合，看着手法多样，实则省了力气。它缺乏硬桥硬马拳拳到肉的功力，也没有逢山打洞遇水架桥的狠劲。它随意任性，恣肆妄为；它气脉通畅，意绪昂扬，像醉酒的土老司扔开唱本打卦，即兴发挥，到哪算哪，自己酣畅，听者淋漓。回头一想，说的什么，道了哪些，都无需在意。私以为，长篇可以存在诸多问题，只要作者贯通的气脉、强大的气场能遮蔽、压制所有的问题。长篇创作领域，“一白遮百丑，一笑消百忧”的事例并不鲜见，很多名著都存在诸多技术问题，但因某种鲜明的特色或气质而得以流传，让人难忘。《筸军之城》也有这样的趋向：你记不住它的情节，但你能闻见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湘西气味，并以此理解湘西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处理问题时乍看不讲理，再一回味又自有一套蛮荒法则支撑的态度。湘西人就守着这法则生存了上千年，纵被时代潮流冲击，从未断绝。此间生长各色人等，匪气中往往间杂有一股灵秀通透之气，这地方的特产除了将军、土匪，就得数到作家。

刘萧女士的《筸军之城》明里写的是一支地方军队的兴衰史，暗中所表正是湘西地气。和前述湘西作家的作品一样，表相不一，内里投契。他们在以各自不同方式书写湘西之书，而刘萧女士以此书无意间切中肯綮，独会秘要。

这也是刘萧女士多年才思的凝聚。写作之初，她以中短篇为文友认识，此后多年从事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服务于基层写作者，自己少有作品发表。现在忽然捧出这样一部长篇，熟悉她的人不难看出其中用心之深。只道一点：她将主要人物尽皆归入匡氏家族，这就掩不住她对其夫匡先生深挚的情意。小说写的是本乡本土，刘萧女士又曾参与陈渠珍作品的注释工作，熟知地方史料。我读小说时，就能感受到她头脑中虚实相生若在其中的美好状态。

这部作品已在湘西文学道统之中，能入秘境之幽，但我也得说，现在看到的，还不是成品。最大的问题在于全文前后部分的断裂，前半部分写虚，极尽想象之能事，后半部分忽然夯实，步步紧贴史料。后半部分大抵以陈渠珍史事为底本，材料过多，刘萧女士没有太多发挥，而前半部分大多取材于零碎的口头资料街谈巷议，加以发挥，反而得来奇观之效。前后不通畅，全文就没法成为浑然整体。

现有的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刘萧女士笔下具有的无尽可能，看到了一部“湘西大书”已然躁动于母腹。我有个不情之请，还望刘萧女士以已出的书籍作为底本，作为征求意见稿，反复地改，不厌其烦地改，直到这本“大书”彻底显露出它应有的肌理与品质，顺着已摸索出的方向，走向应该到达的位置，甚至现在还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可能有些偏执，但事已如今，文学创作唯偏执狂方可生存。偏执或者偏狭，在湘西方言就一个“狭”字表达，不知何时起又讹读成“夹”。偏执之人，在湘西称作“夹人”或“夹脑壳”。湘西出产作家，正因为此地随处可遇“夹人”、“夹脑壳”。别的事不妨规劝不必太“夹”，而写作一途，不妨越“夹”越好。

这样的题材，这样的笔法，也难以第二次寻到，弥足珍贵，多作珍惜。丁玲曾经提出“一本书主义”，屡遭诟病，回头看看却不无道理。有些人出了很多本书，其实什么也没有写；有些人只写一本书，但他（她）已将自身所有的天赋才情融入其中，死而无憾。

文学是诸多艺术的基础，它关乎语言，语言人人得而操之，文学于此得来一种大公正：对文学作品的评判，往往众心所向，吹捧不起，贬斥不下。刘萧女士已然寻到自己独有的路径，所欠就是穿越一段路程所费的时间与精力。我盼望一部“湘西大书”最终形成，它让异乡人闻见湘西的气味，让湘西人闻见童年时母亲的体味。（田耳，转载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