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心中的总理

“有时剧痛袭来，周恩来就开始浑身颤抖，脸色由灰黄变为灰暗又转为暗红，豆大的汗珠子顺着面颊颈脖直往下淌。这个时候，周恩来总是拼命地屏住呼吸，目光死死盯着天花板，用超人的毅力，一动不动，咬牙挺着。有一次他正在睡觉，一下被病痛惊醒了，他忙问身边的护士：‘我喊了没有？’……

唯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了剜心般的疼痛，将张大夫叫到身边，痛苦地说：‘张大夫，我实在忍不住疼了，想哼哼，行不行？’”

冬日午后，坐在《周恩来最后600天》（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1月版）作者顾保孜阳光充足的家中，忆及这一段，我忍不住又鼻头发酸。作者用20余年的积累，为读者呈现了一部真实、沉重、不同以往又让人震动的周恩来传记。读《周恩来最后600天》，你得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才能屏住马上夺眶而出的眼泪。

打开红墙里的世界

在写《红墙里的瞬间》之前，顾保孜没有想过自己会和领袖题材有如此深的牵绊。而这一切变化，只是源于一次偶然的拜访。

1990年，顾保孜到北京看望一位亲戚——著名红墙摄影师杜修贤。杜老提出请她帮助整理自己的资料，并写一本他的自传。彼时，顾保孜刚刚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正在为下一篇小说做准备。而且政治题材，她既不感兴趣，又自认为缺少敏感性和把握能力。所以，对于杜老的请求，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回绝。

杜老并未就此放弃，第二次找到顾保孜时，他拿出了一些从未面世过也很少对人展示的珍贵照片。

“碍不过杜老的面子与信任，毕竟能将这些资料交给一个人，需要相互极其的信任。在他的信任与鼓励下，我决定做一次自我挑战和改变。”

1992年，《红墙里的瞬间》出版。这本记述了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在上世纪60—70年代一段特殊经历的书，在图书订货会上一炮打响，并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

《红墙里的瞬间》也为顾保孜打开了一扇名为“红墙内的世界”的大门。

“在此之前，我对于领袖的认知，都是概念性的，很少从人的角度，比如心灵承受、性格形成等方面去想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不理解总理，本来能早治的病为什么不治呢？不理解他的隐忍。但是，一点一点，通过采访和很多原始资料，我知道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明白了他的忘我和奉献，他的坚持与原则，认准就决不放弃。”

杜修贤托付的资料照片，很多都没有整理过。多年来，顾保孜一直在整理，到图书馆、报社找照片的背景，采访当年的工作人员或是亲属，发掘照片背后的故事。这期间，她写下了多部纪实文学作品，用小说的笔法，描绘出一个个血肉丰满的领袖形象。

2008年，顾保孜已经在“红墙”写作这条路上走了18年。“人有了一定的沉淀，对事情的思考更加深刻。”所以，当出版社找上门来，约写一部领袖题材的作品时，她选择了毛泽东的晚年。

“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但很少有人去关注他同时也是一个老人和病人，关注他的心灵状态——一个伟人在垂暮之年，他的内心，他想做什么，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最焦虑的是什么。”

在写作时，有一个人是绕不过去的，那便是周恩来。在写完毛泽东的晚年后，接着写周恩来晚年的想法油然而生。

“其实很早就想写他们。但我在30岁的时候，写这些沉重的内容，可能驾驭不了，因为我生命没有体验。年轻时的想法、中年时的想法和即将步入老年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而现在，是时候了。”

“常有人问我在写作《周恩来最后600天》时‘花多久时间采访’，我说花了20来年你信吗？在坐下来写《周恩来最后600天》后我没有采访过一个人，但在这之前的20多年，我采访了好几百人，积累了大量资料。”

“所以，写《周恩来最后600天》是准备已久的，水到渠成。”

两代人的交锋

2010年，《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面世，反响强烈，短短一年半，再版了八次。这也“打乱”了顾保孜原本的写作计划。出版社方面希望她再接再厉，《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应运而生”。直到2012年，《周恩来最后600天》才进入写作阶段。

这让作为《周恩来最后600天》责编的王飞宁颇有意见，并毫不客气地向母亲催起稿来。“用我的话说，就是在身后挥着小鞭儿地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顾保孜不觉莞尔。
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形：母亲是作者，女儿是责编。

谈到与女儿的合作，顾保孜认为，当时女儿做图书编辑已经八年，“我觉得应该给她一个机会，证明她已经能够把握这样的题材。”

而女儿的表现也让顾保孜觉得，时机到了。在编辑书的过程中，王飞宁给顾保孜纠出了十多处错。其中一处让顾保孜印象深刻：1974年周恩来住院前，在一些照片里可以看到，会见外宾时，毛泽东右侧的位置坐的是邓小平，而之前，这个位置，是周恩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顾保孜认为，这是从1974年5月18日，毛泽东会见塞浦路斯总统马克里奥斯开始的。但王飞宁经过查阅比对大量资料指出，这应该是从1974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开始，最后顾保孜反复考证发现，自己误把毛泽东会见布托的时间写成了1974年5月21日，造成了这样的误差。

尽管认可了女儿，但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隔膜者，两代人的分歧仍然明显。

顾保孜理解的周恩来最后生命中的两件大事，一是他身后国务院总理的继任者和权力移交问题，一是将“文革”“左倾”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这也是这本书的主题，是沉重的。她在写作的时候，对周恩来的敬意，对他命运的同情，常常让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泪流满面。

“而且，我写那个时代，不可避免会带有那个时代的背景，我们那时候确实就是那个样子，如果为了让现代年轻人接受而回避，那本身就违背了历史。”

而王飞宁觉得，总理身上有很伟大的品质，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没有必要给领袖题材加上“高大全”的注解，她也不希望这本书这么压抑和悲情，而让年轻人不愿翻开。

因此，母女甚至为一张照片的取舍争论不休。在全书结尾，顾保孜希望用的是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在西花厅的一张独照。这个想法被王飞宁否决了，选了一张总理1973年风采卓然的照片，以期缓解全书的压抑。

王飞宁还从杜修贤拍的周恩来照片中，挑选了26张看起来意气风发的，打算做成一本小画册放在最后。

“她和我说，你不了解年轻人。对于很多年轻人，周恩来是‘男神’一样的存在。”顾保孜不能理解为什么“男神”这个词会用在周恩来的身上，这个词对于外貌的关注要甚于其人，而她希望，人们对于周恩来的理解能够更加深刻一些。

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小画册的想法未能如愿，只留下四张做了图卡。

在封面选择上，母女二人也有分歧。

顾保孜选择了10多张照片给女儿做封面备用，包括周恩来在河边沉思的一张黑白照片。

“和亲人合作的坏处就是，她完全不听你的。”顾保孜笑言。

女儿否决了母亲的选择，选了1973年9月周恩来陪同法国外宾到上海，在黄浦江上凝视远方的照片。这张照片是首次向大众公开，但顾保孜认为，以封面的要求而言，图片不够清晰。

“你看，他凝视着远方，既有对未来的期许，又充满了忧患，蓝色窗帘颜色端庄肃穆，挽成结，又有他此刻心有千千结的寓意。”

顾保孜拿着一本《周恩来最后600天》，指着封面，回忆着女儿说服她的理由。让她安慰的是，书出版后，读者对于封面的反响不错。

书的后期设计风格定位是“时尚”。内封用了一幅外国画家为周恩来画的素描，外封是整张照片，包括内折的部分，而且，为了不破坏画面，通常放在外封书首的作者简介也被放到了书的最后。说到这里，顾保孜无奈地笑了。

此时读此书更发人深思

在周总理逝世39周年之际，《周恩来最后600天》终于与读者见面。书甫一发行，便上了畅销书排行榜。

对此，顾保孜认为，除了书内容本身，还有时机的因素。一来，恰值周恩来逝世39周年，这样一本反映总理生平的书，无疑唤起了人们对于总理的情思。再者，“周恩来一生鞠躬尽瘁，清廉自律，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他做到了，是典范。”

在《周恩来最后600天》中，有很多反映周恩来清廉自律的细节：

1973年9月，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游览西湖时，请外宾在楼外楼吃便饭，饭后坚持按饭店牌价自己付了钱。

1973年10月，周恩来陪同加拿大外宾来到河南洛阳禹王台，这里出售龙门石碑刻拓片，500元一套，周恩来爱不释手，想要购买却凑不够钱，当地领导提出送一套，被严词拒绝……
“随着党的反腐力度不断加大，此时读周恩来，更发人深省。”

书卖得很好，但在北京举行的签售会上，来的多是两鬓斑白的读者，年轻人寥寥。

顾保孜表现得很坦然：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关注点。那个年代的亲历者们，对于总理的感情，是诚挚而深刻的。“总理去世的时候，真的感觉天都要塌了。十里长安街，挤满了前来悼念送行的人，都是自发的。”《周恩来最后600天》的适时出版，自然牵动情思。“一位朋友的长辈，甚至因为读这书，情难自抑，发病入院。”

这些头发花白的读者，多半是周恩来的忠实“粉丝”。他们的认真程度也让母女吃惊。一位读者向顾保孜指出，书中记录总理1973年到龙门石窟视察时“看到一些文物在‘文革’中遭到洗劫很痛心”，这个说法有误。“那都是1935年前毁的。‘文革’时期，洛阳的市委书记还派人去保护了。”这位读者说。

“读者们挑出来的错误有二三十处”，这让王飞宁不由感叹，“读者真厉害”。

“读者还帮我判断了一些我自己也不是很拿得准的东西。签售的时候，专门拿着书来找我。之前的《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也是读者，挑出了300多个错，包括标点符号。”

如今，新一批印刷的《周恩来最后600天》已经进行了修订，将读者挑出的错一一改过。

顾保孜觉得，一本书，如果读者一点反响都没有，那说明没人读，如果草草一读，他也不会挑出错来，只有他认真读了，爱这本书，不愿意这本书有一个错误，才会向你提出建议。对此，她“求之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