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从领袖到男神

2015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9周年的纪念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周恩来最后600天》的书适时地面世，牵动起人们记忆的情思。书的作者和编辑恰是一对母女，她们对于总理、对这本书不同的态度，或许反映了多数历史的亲历者和隔膜者两代人之间的分歧与靠近。而普通人对于这位政治领袖的态度，除了以往常见的那些头发花白的怀念者、年既不惑的崇拜者们，我们也看到，很多在总理去世之后出生的80后、90后、00后的时代新人，正默默在网络间将周总理奉为不可亵渎的、超越意识形态的“男神”。这样的发现，或许不及披露政治秘闻惊心，却耐人寻味。
——编者

2014年的最后一个周六，北京图书大厦东厅聚集了许多头发花白的读者。他们很多人手举着手机，镜头的焦点落在演讲台上：有“红墙作家”之名的作家顾保孜，用一本近600页的书，讲述了周恩来总理最后589天的生命历程；她身旁坐着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将军——周总理和邓颖超的贴身卫士。“我今天来不想讲故事”，这次来助阵新书发布会，高振普将军本想只为这本名为《周恩来最后600天》的书说几句真心的赞扬。但读者边喊着“讲一个”，边按动了录像键。对于这些上了年纪的读者来说，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与周总理有关的细节，尽管有些故事可能已经听过很多次，可是每次重新遇到，都像是从历史的风尘里撷取阳光，让他们心里已经熠熠生辉的完美男神形象再闪亮一点。

39年后，在西长安街17号，人们用这样的方式缅怀他。

新书发布会上，一个80后的姑娘在排队等待作者签名，她站在头发花白的队伍里，格外显眼。“我是1987年生人，这是我买的第一本领袖著作。是因为太喜欢这本书的编辑了，她做的书我都会买。”这位80后口中的编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青春分社的王飞宁，此前编辑过记录梁思成真实一面的《梁》，以及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手稿本。此时，她正在主讲台上帮助作者顾保孜翻书。这位年轻的读者小声念叨了一句，“她和作者长得真像啊！”

两代人的分歧：总理是伟大的领袖还是亲切的凡人？

“这本书和我编辑过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一样”，王飞宁坐在咖啡馆里，“原因是，这次的作者，是我的母亲。我们此前都是以读者身份来看对方的作品，从来没有合作过。”她出生在1979年冬天，差一点就成为“80后”。飞宁笑言，如果不是因为母亲，她不会成为这本书的编辑。甚至也会和多数同龄人一样，对这本讲述过去的历史、过去的政治人物的书籍提不起兴趣。“我甚至不是党员。”然后她话锋一转，“其实想想看，长这么大，我也应该挑战一下不同的题目了。不过和这位作者一起完成一本书，确实不容易。”在外人面前，她还是称呼顾保孜为作者。

在顾保孜的家里，这位红墙作家的茶几上，还留着她写这本书用到的一些资料，都和领导人有关，这也是她长年以来的写作题材——《红墙里的瞬间》《中南海人物春秋》《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等等。她说，自己写完《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之后就想到要写周恩来。“我年轻的时候，也觉得总理太可怜了，本来能治的病为什么不治呢？但是写了这么多领袖题材之后，明白了他在总理位置上的那种忘我，把自己全部奉献给党的精神。他知道领导人的命运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我们没有到那个层次，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的情怀。”她用六个词来总结总理的一生：奉献，无私，忘我。

在女儿王飞宁看来总理反倒是亲切的。这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飞宁高中时寄宿在自己姑父家的书房里，和她一起分享这间房的，是周总理的画像和画册。她的姑父杜修贤，是周总理的专职摄影师，也是这本书的图片提供人。“总理的照片就挂在我床头、桌前。写作业的间隙一抬头就能看到他，自然生出一种亲切，从来也没把他当成谁。”飞宁说，小时候她听长辈们讲起领导人的事，也会提一些问题，“答案跟书中课本并不太一样。”

在决定做母亲这本书的编辑之前，她又仔细想了很久，觉得没有必要给领袖题材加上“伟光正”的注解。“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根本不懂政治，也不是谁的崇拜者，更不存在左左右右的立场。但是我看母亲的手稿，觉得阅读毫无障碍，而且也跟着感动。我看毛泽东，包括周恩来，还有那个时代的很多人，有一个感觉，他们都是真正的‘人’，现在有很多说法，一会儿把他们神化，一会儿又把他们妖魔化，我觉得这都是不正常的。”想清楚了这些，她忽然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对‘人’感兴趣，尤其是身处困难境地的人，我想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

但顾保孜认为，她的书写责任并不应该是让领袖变成凡人。总理的最后600天，是异常沉重的，他所处的恰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局面，“我这么多年写领袖题材，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认知中，我知道周总理在生命最后的时候，承受着一般人所不能想象的东西。作为一个和病魔作斗争的政坛高层人物，在夕阳快落山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她理解的周总理生命中最后的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他身后谁来接国务院总理的权力移交问题。第二件，是他用有限的生命，将‘文革’‘左倾’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这也是她写作这本书的主题，她写每个字的时候，都带着内心的沉重。

如何做一本年轻人愿意看的领袖书

“母亲写的很多段落，我每次看都会掉眼泪。在他身上有很伟大的品质，这是无可否认的，能做到的人凤毛麟角。”飞宁说，但她不想让这本书这么深重，“尤其是，不想让年轻人不愿意翻开。”

她和母亲就这件事讨论过，甚至是争论。“我本来觉得这本书写的是总理最后的日子，悲情就应该是这本书的基调。”顾保孜说。但王飞宁否决了母亲把邓颖超独身一人站在西花厅的照片做结尾的想法，选了一张总理1973年的照片，甚至还从姑父的相片中遴选了总理盛年时意气风发的照片做成明信片放在书的最后。她想借此缓冲这种压抑。

“后来她和我说，你不懂年轻人。”顾保孜说，女儿以电影《1942》和《泰囧》为例来说服她，也许从意义上说前者要高于后者，但是后者受欢迎，大家都是追求轻松，逃避沉重。“如果想让年轻人来看，就要做一点改变。”

母亲最后同意了，打量着这几张明信片，似乎还读出了一点别的感觉，“看着他盛年时的辉煌，再看他的暮年时承受的东西，就会被他的命运打动。”

“我修改了一些她的表达。”王飞宁说，过度描写是不必要的。“我删掉了一些她煽情的部分，这种东西老年人爱看，但是打动不了我。事实就是事实，我们要靠真实的东西打动别人。”她说，她不想渲染总理的老态，于是她翻看很多资料，在周恩来秘书纪东的访问里发现了一个细节。“总理到最后体重只有60斤，就是这种情况下，他还在拼命工作。我把这个发现告诉妈妈，她找来资料证实了这件事。”

最终，她和母亲以及设计师达成一个共识，把这本书做得“时尚”一点。在女儿和设计师策划的篇章页上，一条归于寂静的生命线，上方是总理的病情发展，下方是这段时间他的工作成就。“我觉得这就足够有力量了，不用多说什么。这是我想做的。”王飞宁说。

读者都是总理的忠实粉丝

作者和编辑想贴近年轻读者的用心，从目前来看，效果还是没有达到。王飞宁在几次讲座上看到的依然是年纪很大的忠实粉丝抱着缅怀和揭秘的心态来和母亲探讨。她的同龄朋友为了支持她买了几本书回家，起初她还挺开心的，“但她们都真诚地告诉我，买完书转手就送给父母了。”飞宁说自己并不算失望，“人以群分，我本身也不是关注政治的人，我的朋友们也不是。”

不过她坦言，一些年长崇拜者的行为，她也着实吓了一跳：“很多人给我的微博发私信，想多了解一些细节。点开他们的微博，会发现他们把很多东西寄托在总理身上。总理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一个动力。”

对于母亲来说，对领导人怀有强烈感情的读者她见过很多，她觉得崇拜总理无可厚非：“周总理是少有的‘男神’，几乎无人对他有非议。有读者在活动现场亲口和我说，他是总理的脑残粉。”顾保孜也很希望能和这些忠实粉丝多点交流，她换掉了“脑残”这个词，因为他们是群众中雪亮的眼睛，能帮她找出一些表达上的漏洞。

北京的老魏向顾保孜指出书中记录总理1973年到龙门石窟视察时“看到一些文物在‘文革’中遭到洗劫很痛心”这段的错误，据他了解，“那都是1935年前毁的。‘文革’时期，洛阳的市委书记还派人去保护了。”随后他又指出，1974年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的两张照片，颜色好像不一样。“是不是弄错了，得好好查一下”。

老魏说自己家里有很多关于总理的书，他都仔细看过，他是认真研究过总理的人。他也经常在网上搜集对总理的评价，如果别人曲解总理的意思，他会和这些网友论战。“网上总是有人糟蹋总理，质问主席为什么不给总理治病，总理为什么不支持‘文革’。网友总是拿现在的东西来曲解当时的背景。”他提到最近网上流传较广的刘亚洲写总理的文章，很生气地说：“其实这些人什么都不懂”。他是50后，比顾保孜年纪还要大一些，他说自己这么多年都是以总理为榜样，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严格要求自己，“既要敢想敢干，又要脚踏实地”。他也用这样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我的儿子是80后，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想，但我记得他小时候写作文，《最敬仰的一个人》写的就是周总理。”老魏自豪地说。

几天前的发布会上，顾保孜还遇到一位名叫洪斌的读者。他说：“总理是我们70后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样一段无比朴素而又深情的记忆是我们行至人生暮年时都不能忘却的一种情怀。总理的人格、品行、操守，不仅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他还必将以一种道德的、文化的力量继续发挥着他的价值，证明着他的存在。”

“我是90后，周总理，我永远的男神”

把视线移出《周恩来最后600天》这本书之外，我们会发现，当今年轻人对周总理的关注和崇敬其实并不少见。

在年轻人聚集的网络文学世界，各种拿古今名人来YY的小说大行其道：著名将军可以为爱情背叛大汉帝国，明君可以和大臣大谈同性之爱。但如果一旦涉及周恩来总理，则几乎是一个不容亵渎的存在。一位80后网络作家告诉青阅读记者，如果有人拿周总理来YY，“基本会被掐死”。另一位90后的网络作者则讲了一个实例：有作者把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编进一个“玛丽苏”故事，所有男人都深深爱上女主，于是评论楼里一下子炸开锅：“看到我们亲爱的周总理说爱她，我就吐了好嘛！不要侮辱我们周总理。”“作者的脑子里都是糨糊吗？？完了！中国的未来没希望了！！”还有人用更激烈的言辞抨击楼主，“简直是毫无下限的想象力”。

这位90后说，她并没有把总理奉为偶像，“但是觉得他是真正值得爱戴和尊敬的人”。

 一位高学历的网络作者在接受青阅读记者采访时说，很多年轻人都崇拜周恩来，她自己就是其中一位：“每一代人，可能都有政治偶像崇拜，在我这里，就是总理。他是那种完美的士大夫形象。”这些崇敬的印象有的来自上一辈：她还记得小时候学《十里长街送总理》，平时极其严肃的班主任突然落下泪来，“这种感情很难不给学生留下印象”；而更多的崇敬，则无关长辈或意识形态的灌输，源自于她自己从阅读经验中提纯的判断：“我至今都记得第一次读《西行漫记》时埃德加•斯诺写到周总理的出场：一个人骑在马上，问他是否需要帮助，用的是英语。”她手头并没有书，却记得很清楚，“事实上我读到的每一个文字记录，对于总理，都有非常鲜活的、有趣的细节描写。”

而在粉丝大本营百度贴吧里，活跃在“百年周恩来吧”中的就有不少青少年粉丝。2015年1月7日，一则老帖子又被顶上首页，标题是“谁说咱们90后不记得周爷爷，让我们盖10000楼证明给人看”。这个帖子聚集了很多90后甚至00后，翻看这些青年人的简介资料，他们来自祖国不同地区，玩不同的网络游戏，崇拜不同的歌星，追不同的动漫。然而这些年轻人相聚在这里，用一句句“向周总理鞠躬”“我是90后，周总理，永远的男神”，将这个评论的高楼盖起。在怀念声里，这条帖子的评论已真的突破了12000条。在此之后，一个“默默为敬爱的总理盖100000000楼”的新楼正在被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