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最后600天》编后记

《周恩来最后600天》跟我曾经编辑过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一样，原因有一，本书的作者顾保孜是我的母亲。其实我做编辑已经十余年，我母亲从事写作已经三十多年，但作为编辑与作者，我们从来没有过任何的交集。她写她的文章，我编我的书，她会翻看我编辑的书，我也会阅读她写的书，但都是站在读者的角度。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可我这“近水”却没有“先得月”。我这些年把多数的心思放在我个人比较喜爱的文化艺术类选题上。

回忆起往事，我刚上高中时，母亲整天在家写作，晚上她不写了，我就在她的书桌上写作业，常常把她的手稿压在作业本下翻看，就这样，我看完了《红墙里的瞬间》《铁血N4A》等书的手稿。我觉得真好看，跟我翻过的其他领袖题材的书籍不太一样，亲切、通俗、活生生的，其实这就是我母亲的写作风格。

就在我从事编辑职业的第十个年头，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些年我阅读的母亲所写的书籍，曾经感动过、流过泪，这种阅读锻炼了我对人对事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让我学会尽量跳出条条框框来理解人性。我有了要给母亲做一回责编的冲动。我跟母亲说：“我们之间为什么不能合作一本书呢？这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呀。”

当时，母亲的《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是我们决定做一本关于周总理晚年的书，这也是母亲一直想写的选题。她还为即将写作的书起了个暂定名——“周恩来最后600天”， 我一听这个书名便非常有编辑冲动。这个选题一经确定，就被国家“十二五”规划选定为重点图书，于是这样一个被我母亲戏称为小名的书名，也就变成了堂堂的大名。尽管这个书名不够准确，但它在我心里，一直是无可替代的。

写作与编辑《周恩来最后600天》这本书，过程是艰辛的、繁杂的，甚至是漫长的。

这里我首先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本书图片的摄影者、著名的红墙摄影师杜修贤。他是我的堂姑父，我母亲当年走上写作“红墙”这条道路，跟他那些精彩照片背后更加精彩的“红墙故事”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在这本书进入最后编辑阶段，堂姑父因病去世了，没能看见这本书的出版，这给这本带有悲情色彩的图书又平添几许悲凉。

我小时候曾经从堂姑父家拿过一本由他拍摄的《人民的总理》画册，里面是周总理各个时期的照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本画册，那时候真的是天天翻看。当时我太小，不懂得什么伟人、领袖、政治事件，就是觉得周总理风度翩翩、英俊潇洒，那么好看。如今想来，幼稚得可笑，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本画册带给我的感受，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如刀刻一般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这本书的编辑过程，我有两点特别感受，一是和作者交流别有一番滋味，二是翻阅照片内心格外酸楚。

先说和作者交流。每一次编辑（我）和作者（母亲）之间的正常沟通和交流，往往会演变成一场带有家庭琐碎的对话。母亲常常会用我小时候干的某一件蠢事来解释我的某个要求是荒唐的，是不可以的。最后交流变成了交锋，纠错变成了纠风（我母亲认为她是作家，不可以给我当小编的）。从女儿催促母亲写作到母亲催促女儿送审，再到最后为一张照片取舍的争执，“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再说内心酸楚。《周恩来最后600天》这本书记录了周总理生命最后的岁月，不言而喻，书里的照片也是周总理生命后期的照片，他消瘦、疲惫、隐忍……跟我脑海中的神采奕奕的总理形象判若两人。总是想起周总理以前的模样，再看他最后的岁月，所承受的精神折磨、身体病痛，这样的编辑过程，真是伤感。书中有些场景、有些对话，每次读到，必然泪下。

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漫长的，这期间也充满了波折，我也想对社领导和部门主任说声感谢。他们为了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努力，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甚至连章节页里的篇章语都是改了又改，力求严谨、准确和简洁。每当我因为这本书遇到波折和困难而意志消沉时，他们的鼓励和帮助都是那么及时和有力。

最后，我想告诉亲爱的读者，《周恩来最后600天》会出一个平装版本和一个精装版本，在精装版本中会赠送一套由杜修贤拍摄的周恩来照片图卡，跟书中所收录的照片不同的是，这套图卡选取了周总理一生中最精彩、最俊朗的瞬间，以满足每一个热爱周总理的读者的收藏愿望。

作为编辑，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作为女儿，这是我送给母亲的一份礼物。作为晚辈，这是我对逝者的一份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