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殇》的十一张照片

那个时刻令人激动并终生难忘。

12月12日从昆明赶来北京，最急迫想见的是自己的新书。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一间办公室里，双手拿着刚从印刷厂出来的《女殇——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仿佛与封面上的何玉珍大娘再度重逢、紧紧拥抱，不禁热泪滚滚而出。

小心撕开塑封，轻轻翻动书页，3年来认识、采访的27位大娘定格在照片上，一一和我相见。纸页上的铅字，记下了她们生命的故事和她们与我的故事。而在我的身旁，一位年轻的编辑正在电脑上为第二天的首发式赶做演示文稿。

我们选择了书中的11张照片。

12月13日，首都北京阳光灿烂却刺骨寒冷。这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女殇》首发式于上午10点30分在西单北京图书大厦举行。

我根据11张图片讲述本书采访和写作的故事：

对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正式采访从一张黑白照片开始——4个女人赤脚、头发散乱、神情沮丧，衣裙潮湿肮脏。山脚下一处土坡旁，她们或坐或站，像一场奔逃之后的狼狈急喘刚刚平息。

画面最右边的那个女人，看上去还很年轻，圆脸、短发，裙子宽大，斜靠身后的土坡，双手稍稍向后支撑疲累的身体。她低头，眼光垂落在自己隆起的腹部……她是孕妇！

拍照的时间，是1944年9月3日。

二战研究专家戈叔亚告诉我，她叫朴永心，朝鲜人。1938年，她才17岁。日本人把她从平壤附近的南浦骗来，带到南京的慰安所。她的名字，被改成“歌丸”。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又把她带到缅甸，从缅甸带来龙陵和腾冲，最后她从松山日军阵地的大垭口慰安所逃跑出来。

这张照片是美军摄影记者瓦尔特•乌勒在腊勐街上远征军医院门外拍的。那个时候，她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死了。因为感染，她的子宫被摘除，回国以后没有结婚，和养子一起生活到去世。

第二张照片是老去的李连春大妈。她说，在大垭口慰安所，自己被迫穿上日本和服，拖上木屐，学日本话和日本礼仪，还学唱歌、跳舞。管理慰安所的日本女人，强迫她们做“实习训练”，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为日军“慰安”。日军还把朝鲜和缅甸的女人带来松山，和当地抓来的妇女一起服务。

第三张照片上是一对母子。她们的家离村口不远，就在进村的水泥路右边。土坯建盖的两层瓦房被周围几家崭新的红砖楼房包围着、映衬着，显出它的破旧和孤僻，还有几分不易察觉的卑微和苍凉。

母亲韦绍兰坐在门口一个小矮凳上，刚刚擦干眼泪，儿子罗善学坐在门槛上。我们说起了1944年的某一天，几把亮晃晃的刺刀将韦绍兰围住，她看见了传说中的日本兵。

从马岭日军慰安所里逃出来的时候，韦绍兰已经孕育着儿子罗善学。

罗善学完全不是我猜想的样子！他赤脚、苍老，已经68岁，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他哭着说：“现在我想明白了，我的那个日本爹，他就是一个畜生！他害了我妈妈，他也害了我啊！”

第五张照片上的何大娘五官端正、鼻梁挺直，保存着可以追寻她年轻时候容貌美丽的几丝线索。深陷的眼窝里，眼光疲倦而浑浊，抬头看我们，有些费力。看得出，她已有老年痴呆的症状。

“您见过日本人吗？”

“见过。抓我。打我。”我很吃惊，这个已经忘记自己年龄的老人，并没有忘记改变自己生命的劫难。

第六张照片上是李美金阿婆，她正在一棵大榕树下和村里3位阿婆玩一种叫“十行”的牌。每次输赢，以一毛钱计。

阿婆在红黄绿白的纸牌中，抽出一张绿色的“象”，笑着伸到我面前，读出上面的字。

看李阿婆这么开心，我心里一阵感动，从不染指棋牌麻将的我，马上从钱包里抽出几张红色的纸币给她当“赌资”。阿婆大笑，指指自己的胸口说：“谢谢你！你给我钱，我打牌安心啊！”

传说中的美人林爱兰在第七张照片上。她坐在粉红色的塑料扶手椅上看着我们进门，尽管93岁，身板依然挺直，微笑着向我伸出右手，是首长接见战士的那种神色和姿态。我也伸出右手，被她紧紧一握，干脆、有力，放开，指指旁边一个木头方凳，“坐！”

感觉奇特又新鲜，我一边坐下一边观察林爱兰。

第八张照片是南京利济巷2号。这里就是朴永心住过的慰安所。

比我想象中大得多也破败得多，四面可见几十层的玻璃幕墙商住楼，几步之外，就是繁华气派的新南京。

2003年，82岁的朴永心再次来到南京，指认出当年自己被迫充当侵华日军慰安妇时住过的房间，她穿着和服，脚踏木屐，接待日军军官和士兵。

第九张照片上的毛大娘，92岁，头发雪白、身材瘦小、行动灵活、性格开朗。知道她是朝鲜人，就很注意她的长相，其实和身边的老人差别不大，只是脸扁长、眼也细长，耳朵很大，鼻子和人中也长。她笑着说：“92了，还不死。活得都不好意思了！”

采访中她告诉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国黄包车夫救了她。之后她留在中国生活，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祖国。

第十张照片是山头上的进圭村。站在公路上，抬头看曾经的据点。“炮楼”早就没有了，只有进圭村庄，道路却依然在。

这条路上，被日军用骡子和毛驴拖进“炮楼”的小脚闺女，张双兵老师和几个农夫就找到30多个。

最后一张照片尤其令人心酸，黑龙江省东宁县的李凤云大娘，手里抱着一个60厘米长的塑胶光头娃娃，身穿一件大人剪去袖子的旧针织半高领衫，脖子上系着果绿色的围巾，贴身是一件小孩儿的紧身T恤，带着紫色和蓝色的横条。大娘的头发剪得很短，像冬天的白雪一样耀眼，额头的发际处，有一块蚕豆大的黑色老年斑。

她的义子高大哥说他娘：“傻了，神经分裂（精神分裂）。”

我愣住了，没想到大娘是这个病。

1941年她19岁，日本人正在朝鲜招募女青年到中国做工，可以先付480元钱。为了给妈妈治病，她和村里4个姑娘跟着那个朝鲜男人坐上火车，来到中国哈尔滨的阿城县进了慰安所。

那个时候，老板给她取了个新名字，叫作“西多咪”。

有姑娘逃出去又被抓回来，被打得半死。日本老板问李寿段（李凤云原名），是想死呢，还是想跑？

历时800多天大跨度大范围的调查采访，整整100天写作成书，都超出了我个人的经验和想象。当我长途跋涉，数次抵达她们生命现场的时候，那些久久埋藏的惊恐、痛哭、妥协、苟安、反抗、逃离、疯狂、绝望，甚至某种难以启齿的疼痛一点一点苏醒，缓慢而细碎地进入了我的录音笔和笔记本，并在心里堆积下来。

与此同时，我惊讶于这种历史的悄无声息和即将被完全埋没。

从某种角度来说，27名女性被强奸、轮奸，已经足够说明战争的疯狂和残酷。然而，以“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归类的女性却有40万之多。

如今，她们已经老去并逐渐告别这个世界，《女殇》当是献给她们的祭奠和送行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