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经世之学

——读《中国上访制度史话》

评论当代学人的史学新作，可以从治学体系、方法上去评论。优秀的文学著作应是创新之作、自得之作、经世之作。创新，首先所选的论题应是别人没有讨论过的或讨论不充分的课题。同时作者写史，要尽可能多地占有第一手史料，在考辨之后，加以释读。就如采铜于山，铸出来的钱，才是货真价实的新钱。如果只用二手材料，就如旧钱回炉，铸出来的只能是次品钱。自得，是指作者要不拘泥于旧论成说，要有自己悟出的独立见解，自成一家之言。经世，是指作者治史要关照现实，有益于当今世事，研究是为了“明道救世”。

我读了方强新著的《中国上访制度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8月版），认为这是一部经世之作，也是自得之作、创新之作，值得向读者推荐。这部书的选题新，是别人从未论及的新课题。“上访”是个现代词语，是指老百姓越过基层政府，到上级机关反映问题并求得解决。说“上访”，一般多指当代社会的民众诉冤行为。但方强认为“上访”自古以来就有，历朝历代不断，他对“上访史”作了专门研究，这是填补空白的课题。

方强研究这一课题，首先是出于对当今社会难题的关照。他在这本书的引言“难题当前，以文为鉴”中列举了许多当代中国上访的案例。他说：由于当代中国上访人数众多，但成效较低，极端上访行为不断出现，一些地方政府对访民或堵截，或打击，当代上访制度似乎陷入困境。2004年之前，国内学术界曾讨论过上访制度的“存废”问题。有人主张取消上访制度，认为法律问题，应由法律机构来解决；应当加强司法，取消上访。但不少人认为上访制度不能取消，这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救济制度，与加强法治并不矛盾。方强认为上访制度不能取消，要着眼于改进，改进的路径可以“从本国的上访制度的历史中学习经验和吸取教训”，加以修正。这本专著详细介绍了中国从远古至民国时期上访制度的发展演变。这是“第一部中国上访制度研究专著”，其经世明鉴之义，可谓重要。

初看这本书的论题，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个话题过于枯躁、专门，也许只有党政干部、法律专业人士、信访工作者有兴趣阅读。其实不然，我读后感到这个话题关乎百姓的基本权利、关乎民生与社会公平正义，是每个关心“法治中国”的普通读者都应读的好书。这本书不仅是自古至今的“上访史”，也是“法制史”，涉及丰富的法律沿革掌故，千奇百怪的冤情案例，作者用“史话”的笔法写来，夹叙夹议，可读性还是较好的。如书中讲到朱元璋严惩贪腐，首创对贪官“剥皮实草”示众的酷刑，其实朱元璋并不是一味强调严刑处置，他对法治有不少独到的看法。他认为“法贵简当，使人易晓”，“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他更强调要让官民知法、守法，预防和减少犯罪。他还主张学习唐代法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要让人民知道羞耻而不去犯法，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

方强在书中反复强调用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上访制度，告诉读者古老的上访制度是什么样的；是什么力量促使历朝历代的众多访民不畏险阻、不怕打击、不计成本坚持上访；上访制度是如何逐步完善的；不同时期，统治者是如何对待访民的。他认为几千年的上访史说明：“法治与上访制并不矛盾。”他认为汉朝的“指阙上访制度”与民国北京政府的“平政院”制度对改进当下中国的上访制度都有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是2000年赴美读博士的青年学者，他研究中国法制史，方向对、方法好。但毋庸讳言，书中还有少量硬伤与错漏。如P144“宋高宗赵钩”应为“赵构”；P47说王莽“进行了一系列带有近代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王莽改革是封建统治者为化解社会矛盾进行的改革，因主观武断、食古不化，不符实际，遭到贵族、平民一致反对，这与近代社会主义毫无瓜葛。P332说民国时陈立夫、陈果夫不仅把持“中统”还把持了“军统”这也与史实不符。二陈把持的仅是“中统”，“军统”是直接掌控在蒋介石手中。本书虽为“史话”，但谈古论今亦不能太随意了。但瑕不掩瑜，《中国上访制度史话》仍不失为当代学人的一部创新、自得、经世兼具的史学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