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和重构：作家肩上永远放不下的担子

——姜宏敏长篇小说《妻本佳人》读后

姜宏敏是个悲观主义小说家，长篇小说《妻本佳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1月版）让我们既看到作家从人性立场对土改运动以来中国当代历史的阐释，并以悲悯情怀观照和洞悉这一历史情境下人的生存状态和艰辛悲苦的命运，也看到作家以批判的态度对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深度遗憾和迷茫。我们欣赏这部小说的结构严谨，也对其人物塑造感到些许遗憾；我们欣赏小说所提供的历史情景对当代中国社会所构成全景式隐喻，也对其建构意义的不到位感到些许遗憾；我们欣赏姜宏敏出众的小说才华，也对其小说修养的时代高度感到些许遗憾。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文学评论犹如一个拳手的上勾拳，是因为对对手的敬重而施以重拳。我不愿轻巧如碰杯者，程式化内隐含着虚伪和敷衍。《妻本佳人》是一部意蕴丰厚的作品，它突兀如奇异的山峰，我以我的浮浅或者瞭望述说我的关于《妻本佳人》这座山峰的艺术感受和意义释解。

以崭新的人本视角阐释主观化的当代历史

姜宏敏创作《妻本佳人》这部长篇小说的根本动力在于祛除遮蔽，还原社会生活的真实面目。发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主流意识形态已有关于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阐释，以丁玲、周立波为代表亲历土改运动的作家们也有严谨的正面的书写。即便是新时期以降，张炜、刘震云、池莉、苏童和莫言们借助西方新历史主义的认知力量，也有土改运动的重新阐释和批判。

姜宏敏的创作兴奋点在先有曾为地主少奶奶后当做浮财分给长工的核心人物——徐文卿身上。徐文卿善良、坚韧、贤惠与地主阶级的贪婪、欺诈、残酷有着天壤之别，作家要揭去标签化的阶级定性对地主形象所形成的遮蔽，还原历史的真相，对粗鄙化的阶级血统论以艺术否定。作家还从徐文卿身上找到了医治现实创伤的民间力量——善良、坚韧、担当。她的“任性”坚持，使得地主的婆婆能够体面发送出去；她的“任性”坚持，使得地主家少东家吕宇春有活下去的理由；她的“任性”坚持，使得爱她、她却不爱的长工吕宇霆有了提升灵魂的动力；她的“任性”坚持，使得地主分子的儿子吕富国没有再重复“地主儿子”的命运。她身上所体现包容、担当、坚忍的人生价值观取向，是作家发现徐文卿身上代表的能够用隐隐的人性力量纠正社会偏差并维系社会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民间力量。她的人生理想和操守，是做一个有操守、有担当的追求着完美的“人”。这样一个由民间来纠正和维系的当代人心灵史和苦难史，虽然悲苦异常，与被异化或变节的当代副历史或表层历史相比，就显得隐含在民间史之中的人性光彩恒常照耀着世间。

吕宇春人生命运的寓意另有一番滋味。土改运动前，他虽还年少，但已具备成乡绅的精神气质。土改运动不仅没有使其成为实实在在的乡绅，而且就按地主阶级的命运，他被分不仅是土地、房产，还有刚刚过门的媳妇，他的命运由此一落千丈。为了活命，便逃难东北，隐姓埋名在工厂里几乎要成了精英，后来在肃反时被揭露地主成分，被判刑十年。有意思的是，监狱里学到了手艺，出狱后又成为潜在的社会精英，最后他毅然下海，成为“万人敬仰的”企业主、市政协委员，他再度因拥有财富回到精英的行列里。从消灭私有制，到推行公有制，再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不断颠覆着的社会价值观所带来的命运悲凶无常，令我们唏嘘不已。

与吕宇春所走的经济路线不同，长工出身的吕宇霆似乎走的是政治路线。因为以登台控诉地主吕财主为条件，地主儿子吕宇春的媳妇作为胜利果实分给了他，为了拥有徐文卿的真爱，当兵去辽东提干，后来在工厂当了厂长，由长工到厂长，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下彻底翻身做主人。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根红苗壮的新兴精英在“文革”时差不点被打死，此后也一直靠边站。中国当代历史一段时间内，陷入利用民众排挤精英摧残精英的误区。作家深刻动机在于揭示，自土改运动始，我们采取运动式暴力式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所留下的种种遗憾值得我们永久检讨和警惕。

以无畏的批判精神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谬

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反人性就是荒谬的。过去，我们土改运动题材的文学作品重心往往放在历史和阶级的正义性上阐释，有意无意忽略了令人震惊的真相和人间悲剧。

首先，姜宏敏小说具有意义荒诞性特点。《妻本佳人》运用解构和反讽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对土改以降当代历史叙述中充满着荒诞意味的揭示和无情的调侃嘲弄。如地主儿媳徐文卿作为“浮财”分给长工吕宇霆的这个历史事件，就是对土改运动合法性、正义性的荒诞意味的揭示。如果我们站在人性角度分析，《土地法大纲》没有出台剥夺他人婚姻自主的政策，而且明确地主也享受同等土地权、保护地主其他人权的政策。之所以发生了这样啼笑皆非的闹剧，原因在于我们土改运动把对地主经济权的剥夺无限扩大成对地主全部人权的剥夺，越“左”越革命。把地主儿媳妇当做胜利果实分给翻身的长工，是越“左”越革命的思维惯性使然。当然，还与土改运动普遍采取暴力形式有关。地主阶级是打击革命的对象，在公权暴力的逼迫下，他们选择妥协才能减轻革命带来的痛苦，公权暴力使得把地主的儿媳当做“浮财”分给长工才有可能。小说中，吕宇霆的控诉、吕树鑫的威逼、刘区长的贺喜，都具有荒谬的色彩，公权异化得既令人不寒而栗，又令人啼笑皆非。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荒谬且充满理性，这荒诞就在于反人性的剥夺和凌辱。

其次，姜宏敏的小说还有情景荒诞性的特点。吕宇霆娶到梦寐以求的徐文卿，洞房花烛夜的晚上，吕宇霆不敢入洞房睡在外面。睡到炕上，两个人之间中间不仅隔着被，吕宇霆的手又被反绑着，不爱却被“分到”一起，足见此情此景的荒诞。还有秦师傅为女儿秦春荣和吕宇春举行定亲的场面，街坊邻居都请来了，吕宇春不知与自己有干系，竟出去溜达到太阳有点偏过头顶，秦师傅隆重向大家宣布招吕宇春为养老女婿，不想吕宇春支吾半天，终于说出“我家里有媳妇”，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还比如，土改后的春节，吕树成、吕树鑫、刘区长之间的问候语，由“过年好”一律改成“翻身”，其情其节令人回味再三。

再次，姜宏敏小说还有语言荒诞性的特点。语言的荒诞多数情况下运用反讽的表现手法。何为反讽？它是指“语境对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也就是陈述语中隐藏的真意对表义的否定。如土改工作队队员田新对吕宇霆要徐文卿为浮财时说：“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宇霆不就是因为穷吗？不就是因为穷才争不过财主家大少爷吗？这不是阶级仇什么是阶级仇？这不是阶级狠什么是阶级狠？人民政府就是要给咱宇霆做主撑腰。宇霆，我今天就答应你,把徐文卿当做胜利果实分给你，当做浮财分给你！”作家将反讽的意味深埋，越是强化其分徐文卿为浮财的正当性，越是深含调侃谐谑的意味。再比如，吕富国因打人被免职，吕富国愤懑说：“我被免职了，我是被抛弃的‘文革’的最后一批垃圾。但我现在放个屁搁在这儿，我告诉你们，我不是脏垃圾，我永远都不是脏垃圾。”在作家的隐藏真实语义里，吕富国就是“文革”的政治垃圾。解构和反讽的动因来源于批判，无情的批判态度恰恰证明作家存在的意义，因为作家是时代和民族的良心。

以人性的丰富构成塑造真实丰满的人物形象

文学即人学，文学的深度在于作家对人性开掘的程度，呈现的程度。丁玲、周立波们与发动土改运动的国家机器是同构的，自然创作的重心或使命在于证明其合法性，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给地主和农民贴上脸谱化的阶级标签。作为作家，姜宏敏显然不满这种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他要还原人物以现实的人格力量。

首先，祛除关于地主妖魔化的形象，还地主以正面人格的形象。作家敏锐感觉到：“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阶层的形象是被妖魔化了。甚至，地主老财就是恶霸的代名词。其实，地主老财不是抽象的，也是有血有肉并且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普通人，只不过是活在我们前辈们的中间。”应该说，地主阶级存在剥削一面，但是作为过往乡村世界的主导力量，他们勤劳，他们简朴，他们深明大义，他们多以乡绅的身份替代官府行使管理权，为富不仁、作恶多端、欺男霸女是妖魔化后的阶级形象。小说中的吕财主为村长，支持共产党抗日，为人和善，遇到灾荒之年开仓放粮，赶集、饮酒看风景、带着醉意骑马回家是他最大的乐趣，甚至不将汉奸县长王会元“敌产”交公也是为了不殃及凉水湾的老百姓，作家有勇气还地主阶级形象为人格形象，会引起我们更深层次的思索。

其次，以欲望化的低俗人格还普通人物以有血有肉的现实形象。作家不屑所谓“翻身农民做主人”的高大全政治化形象，作家对吕树鑫形象的塑造，既有对其所谓有觉悟是对他人的精神施暴的阐释，也有对行将就木吕财主瞬间的人性发现。塑造早期吕宇霆的形象，既有欲望支配下的畸形演绎，趴墙根、磨刀霍霍、藏“敌产”、登台控诉，都是欲望支配的结果，几乎等同于野兽，不过因为爱，他有变得文明、隐忍、进取。有意思的是，后来他被政治思维掏空了，忏悔与组织三心二意，临终时留遗言将他隐藏的“敌产”留作“党费”。关于农民形象，我觉得作家可贵之处，是为我们塑造一个痞子形象——吕树成。吕树成将慈眉善目的吕财主吊在房梁上用牛皮鞭杆子抽打，审问敌产的下落，痞子此刻支配所有行为的动因就是通过施虐，这种人不光对地主，“文革”中不也这样对待老干部吗？保钓游行中，不也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吗？施虐为乐，想想这种流氓无产阶级多么令人不寒而栗呀！

再次，以失望的心态塑造当下那些扁平化猥琐化的现实人物形象。对于当下，作家表现出深深的失望情绪，他找不到人生的出口，物欲化、空心化使得我们社会发生严重的精神危机。因而，作家笔下的人物既扁平又猥琐不堪。老大吕富国是一个不择手段一心往上爬的势利小人，他是“文革”环境下培养出的政治垃圾。老二吕富家，作家给予无限同情，他是在无爱环境下成长的人格“畸形儿”，他自私、尖酸、除了小家庭外，毫无责任感，也毫无羞耻感。老三吕富军是个有暴力倾向的行侠仗义社会人。吕富党，作家没有倾力塑造，但肯定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作家被这物欲化的纷纭现实迷失了，他找不到人生的希望。

从解构角度来说，这部长篇小说获得中国意味的现代品性，宏大叙事而又真实隽永，锋芒所指刀刀见血。我们知道他所致力解构的对象庞大而纷杂，解构是对现行价值体系的彻底消解和否定。传统和现实是强大的，问题是消解现实价值体系，你所剩下的只有精神迷茫。这是解构对自我精神带来的伤害，作家深陷其中并难以自拔。关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你给了现实的人性力量，却放弃了启蒙和精神引领的职责，所塑造的人物自然扁平无彩。我觉得这是观念化写作的弊端所在，作家需要回到旷野中，不光要汲取观念的力量，还要汲取大地上现实的生命力量，因为作家的肩上挑的，除了解构的责任，还有建构的责任，伟大的作家知道他的使命是解构和建构的同构。这是我对小说家朋友姜宏敏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