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

——对《国槐》作者张承光的访谈

编者按：《国槐》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13年1月出版。这部小说涉及大大小小的人物50多人，他们是生活在与世无争的中学校园中一群小人物。小说展示出他们作为常人，在国家政治潮流中的那种惊恐、矛盾、痛苦、挣扎。不是完全揭露当时那段历史的伤疤，重在回首往昔，反思历史。小说中的慕超然、李国泰、程锋，还有那个尽管文化不高的传达工友老贺，这些人心地是善良的，尽管他们对“文革”也有彷徨、不解，但是他们人生是向善的。当然出卖灵魂的人也有。

本文是烟台经济广播《财富人生》烟台文化名人系列访谈栏目主持人靖雯对小说《国槐》作者张承光的访谈实录（内容有部分删节）。

靖  雯：张承光1955年生于山东烟台，从事过教育工作，后来又进入政府机关，担任过烟台市芝罘区团委书记、文化局长、镇长、教委主任、副区长、区人大副主任等职。曾在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出版《德源智泉》《白发红巾》《抚今追昔》等著作，其中《抚今追昔》和散文《迭经风雨自菁菁》分获烟台市文学创作二等奖和特别奖。近期，他的长篇小说反映“文革”时期事态人心的《国槐》，由中国青年社出版社出版。

张承光有着怎样的创作经历，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又为何选择了比较敏感的“文革”题材，近期他又有哪些创作计划？

张承光：我在教育上干教师12年，二中是八年半，那时候我做团的工作，后来在烟台一中四年，这期间我上了两年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在烟台一中教的就是英语。1983年毕业调到芝罘区机关工作，干过团的工作、文化工作、乡镇工作、教育工作，再到政府，之后又到人大工作。

我真正开始创作应该是从2005年开始，在这之前我主要是写一些小的通讯报导，一些典型材料比较多。2005年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当时山东大学教授张景芬他说：“你干过教师，现在又分管教育，你是不是应该写点东西？把教育的那些东西写一写，也可以留给后人。”当时他说的时候给我触动很大，当天晚上我就宣布我戒酒了，用了一年的时间，几乎可应酬不可应酬的基本上都推掉了。每天晚上九点钟准时坐下来开始写第一本书，第一本书写了接近一年，主要记述了对我一生成长有过教育、帮助的老师，所以取名叫《德源智泉》。

靖  雯：这本书其实也奠定了你后来创作的基础。

张承光：是的，写完之后很多人看了这书，说我应该继续写下去。那要写什么呢？当时又有个冲动，我就写了第二本书《白发红巾》、第三本书《抚今追昔》。

靖  雯：张承光之前创作的三本书《德源智泉》《白发红巾》《抚今追昔》都是在岗位时忙里偷闲利用业余时间减少应酬创作完成的。近日，他退居二线之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国槐》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正面描写“文革”时期事态人心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一所中学为背景，采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展现了“文革”时期社会的动荡、人性善恶的交锋，折射出社会人生的沧桑巨变。整部小说高扬人间正义，鞭挞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人性的畸变。这部小说不是简单地复述“文革”的伤痕，而是回首往昔，反思历史，作了许多理性的思考。另外重在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讴歌真善美，批判假丑恶。

张承光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为什么选择了“文革”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这部小说从酝酿到完成，背后又有哪些故事？

张承光：《国槐》这部小说41万字，从正面描写“文革”时期事态人心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应该说酝酿的时间比较长，要写这部小说的动因是《抚今追昔》这本书出版以后就开始酝酿要写一本小说。我没有写小说的基础，但是很多人看了我前面几本书之后说我比较擅长描写细节，“你应该尝试一下写写小说。”所以我就开始酝酿写一部小说。酝酿大概二年多的时间，这期间也搜集了很多的材料，写了初稿，反反复复大概来回写了有80多万字。关于这个题材，其实我对生活中很多的熟悉生活也可以写，比如我在芝罘区政府工作时间，我分管了十年的城建工作，这方面就有很多素材可以写，再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官场小说，我在政府工作这么多年，这个环境也不是太陌生，我为什么选择“文革”这个题材呢？我是这么想的，历史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应当经常的擦洗，而不能忘记。目前电视剧也好，书店的书架上也好，有琳琅满目、眼花缭乱、林林总总的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都基本充斥着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慈禧太后，这些写的都很好，但却极少见到正面反映“文革”那段历史的作品。即便有也大多数是不正规的，或是打擦边球，甚至我们的教科书当中对“文革”只字未提，好像在我们泱泱大国当中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文革”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也是一个荒唐的时代。可以说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有切肤之痛，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淡化它，更不能忘却它。可现在我觉得有些人非常忌讳提“文革”，应该说各种人的感情比较复杂，有些人不堪回首，不愿意提，比如说我在写《德源智泉》这本书的时候，曾经写过一个老师，其中有一个故事片段我要再核实一下当时的老师，那个老师听了以后就呜呜哭了说：“你不要再提了，一提我的病就要犯了，就要犯病。”说着“文革”的事情就痛哭流涕。

我觉得忌讳“文革”，这起码不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另外我还觉得对“文革”的那段历史，不仅我们亲身经历“文革”的人不能忘记，而且应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解“文革”真相，汲取历史的教训。我在写这本小说一多半的时候，我“80后”的女儿看了这本书，她就瞪大眼问我，“‘文革’就这个样子啊？谁会相信。”“文革”发生的时候我才11岁，但是我们家包括我本人和很多人一样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比如我在这本书当中写了抄家、批斗等场景，当时我们家也被抄家了，我的父亲也带过高帽子、被批斗过，刻骨铭心。所以现在我觉得女儿的话让我生出一种莫名的悲哀，而那种悲哀由来已久。每当和他们这个年代的孩子提起“文革”，讲一些故事给他们听，他们就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我以为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悲哀，这也是促使我要加快完成这部小说的一种动力。

我真正要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是从前年年底，从岗位退到二线之后，去年一年时间基本全身心投入这部小说的创作当中。

靖  雯：其实一触动那段历史的话，就像您说的经历的人肯定不愿意去揭这个伤疤，而您在描写的时候要回忆这些事情要进行创作对您来说也是一种煎熬，是吧？

张承光：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应该是痛苦的，有时候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特别在写马志坚之死那段的时候，我是流着泪写的。

解  说：小说中的马志坚老师被抄了家，珍藏的书籍被焚毁，他被侮辱殴打后不肯忍受屈辱，上吊而死。他后背上的血书写着：“上天给了每个人一次生命，我多少希望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像天空中的鸟儿一样自由、平等、和谐地飞翔在同一个蓝天，天赋人权，我以我血捍卫它。”在小说《国槐》的后记中张承光写道：“写作是一种自我教育、自我升华的过程，我常常或仰天长笑或泪如泉涌或义愤填膺或长夜不眠。”他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读懂历史才会更深透地体验今天、把握明天！”

张承光：这段历史又不能不写，不能回避，对“文革”那段历史的根源我们要挖掘，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不充分地挖掘它，根子没有挖掉，同样悲剧还会在某种情况下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而那种形式可能是更暴烈，后果可能更是不堪设想。所以我觉得在这写这本书的时候，不是很愉悦地在创作，就是痛苦，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像我们现在经历“文革”年龄大的人都慢慢很多去世了，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文革”沾过一些边的，有责任把这个东西写出来，让后人汲取教训，不要忘记历史，不让历史悲剧重演，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写作靠的是灵感，有时候不是你念书越多你的文章就能写好。

靖  雯：在这本小说创作过程当中感觉到您个人的文学修养还是比较高的。

张承光：因为我比较喜欢看书，在创作过程当中有好多朋友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比如讲我的班主任老师、我们红学专家张春树老师，我还有一个学长，我们的军旅作家李培顺先生，从这本小说的构思、策划、包括创作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靖  雯：这本书在出版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点周折的？

张承光：是的。这本书最早是中国作家出版社准备要出版，把样书都寄给我了，后来据说是某种原因上面管事总编说不要出了，不能出。后来又转到中国文联出版社，一审二审都通过了，后来总编看了以后，主要写正面反映“文革”的事情，觉得这个题材太敏感，他们当时也不敢出。后来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而且出版社的领导对这本书评价很高，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希望以后有这样的作品他们还给出。

靖  雯：创作《国槐》之后下一步还有什么样的创作打算呢？

张承光：下一步打算还想写一部反映“文革”题材的书。这部书主要显示“文革”初期1966年到1967的事情，下一步我还想写关于我到中学念书的时候，我们那代人的历史，1969、1970、1971，算是“文革”中期吧，反映我们当时中学生活那段历史，那段历史因为受“文革”的影响，基本上也是人性的扭曲，灵魂的变态也很多。想把那段历史写一写，现在可以说正在酝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