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苛刻的道德主义者吗？

——鲍鹏山《孔子传》新读

孔子是怎样一个人？很多读者说，如果他们读《孔子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1月版），这是他们最想了解的。

在鲍鹏山新著《孔子传》的后记中，提及他写作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感慨近百年来对孔子思想出于无知的误解乃至出于恶意的曲解，“天下滔滔皆是也”，而“误解会导致误导，误导会导致误会，对思想的误会会导致行为的失误”，因此这本《孔子传》试图告诉人们的，第一，是真相问题——孔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第二，是比揭示真相更重要的——价值问题、判断是非问题：对百年来“被误解的孔子”予以澄清。唯如此，才能判断孔子对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以来，孔子曾经遭遇过两场大批判：第一次，是近百年前“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第二次，是70年代初的“批林批孔”。两场运动，孔子都成了否定与声讨的对象。直至今天，对孔子的批判余波未平，普遍存在于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中，对孔子之恶言，俯拾皆是，几乎人人能脱口而出。其思路往往是这样的：为什么在一个新世界面前，我们总是失败？因为文化落后。为什么文化落后？因为西方文化基因里比我们多民主、科学、自由。由此再追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民主、自由、科学？因为有孔子，所以就要打倒孔子。由此把一切问题都上溯到孔子，归罪于孔子，似乎不打倒孔子，中国就不能前进。

其实，人们批判的很多东西，比如“吃人的礼教”、“奴隶道德”、“三纲五常”等等，并非孔子思想，甚至是孔子非常警惕和严厉抵制的。“孔家店”里摆的，也并不都是孔子的东西。20世纪初“五四”先贤们喊出的“打倒孔家店”，实际上只是把孔子当成一个“文化箭垛”，是出于传播学的需要：这样的口号生动、形象，直接付诸于人们的感觉，让普通人也能一下子就明白知识阶层思想解放的指向。所以，孔子实际上是为那些文化史上的黑暗部分背了罪名而已。

举当下社会十分关注的“道德”问题而论，就存在对孔子这样的误解：由于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信念都指向孔子，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孔子是一个苛刻的“唯道德主义者”，是一个让人面对他，不胜道德颤栗的人。

果真如此吗？

看《论语•泰伯》中孔子的话：“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对不仁的人，恨得太过分，也是祸乱。

有个故事：孔子学生公伯寮在鲁国政改“堕三都”的关键时刻，在执政贵族季氏那里说师兄子路的坏话，导致子路丢了季氏家臣的职务，对“堕三都”的失败以及孔子出走鲁国，都负有相当的责任。鲁国大夫子服景伯表示可以杀了他，但孔子拒绝了：“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我的道能不能行得通，命啊，他公伯寮能怎么样呢？

孔子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对道德义愤保持有一份警惕。对不道德的人和事有道德义愤，是一般人容易作出的价值判断；而对道德义愤保持警惕，则是圣人才有的价值判断：一旦把道德绝对化，就会用绝对化的手段去惩戒那些不道德的人，而绝对化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犹如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对不仁者的极端仇恨和不择手段的报复，反而会把道德拖下水，让人变得更加麻木不仁。

极端的道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要好人极端地好；二是对坏人极端地坏。孔子为什么不赞成用极端方式履行道德，反对用极端手段来实现正义维护道德？因为一切极端手段必隐含着对另一种价值的破坏，其破坏性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价值。人类的恐怖主义，就是极端道德主义的产物。

这就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孔子故事背后的思想价值。

在《孔子传》中，作者用孔子生平故事、对《论语》等典籍的阐释，以建立在严谨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平实通俗的语言，一解人们对孔子的大量误解、曲解。说孔子是“唯道德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

首先，孔子并不认为单一的道德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其次，孔子更不认为对人做严格的道德要求就能改变人的品行。在孔子看来，道德只是人的一种修养，人是一种道德存在，但是，人并不为道德而存在。相反，是道德助成人的存在——道德使人的存在有尊严、有价值，而不是人为道德而存在。

孔子一生，倡导“克己复礼”，并且把恢复周礼、严格执行周礼看作是他终身追求的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他甚至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就是这样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到具体的人那里，孔子却是通融的，从来不在对人的道德要求上走极端。有个故事：子路的姐姐去世了，丧期已过，子路还把丧服穿在身上。孔子告诉子路，应该回归正常生活了，但子路说实在不忍心。孔子说：“谁会忍心呢？人人都不忍心。但任何事情都要有分寸，感情也要有节制。”接着，子曰：“先王制礼，过之者附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意思是，先王制礼，不是按照最高标准制定的，也不是按照最低标准制定，而是取中间。境界高的人，俯就一些；境界低的人，努力一些。这就是中庸之道。

具体到对人做道德要求的时候，孔子是有两条原则，或者说是前提的：

第一，道德要求对己不对人。《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是说：君子总是磨砺自己，小人总是算计别人；《论语•卫灵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这是说：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就可以避开怨恨了。当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呢？”孔子毫不犹豫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第二，道德要求对上不对下。《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认为：君子的道德就像风一样，人民的道德就像草一样，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像哪个方向倒，所以草往哪个方向倒，责任不在草，而在风。孔子并不强调弱者的道德，而是强调强者的道德在先。

这里关联到人们对孔子的另一个误解：“三纲五常”。这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旧文化”中最为人们所愤怒不满，遭最多炮轰的。作者认为，其实，五常，无论是指“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种基本人伦社会关系，还是指“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基本道德规范，都无法批判或无从批判。因为前者是对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五种基本社会关系的客观描述，后者是对一个人的基本道德要求。客观描述的东西当然无从批判也无须批判，因为它只是一个事实。而“仁义礼智信”，无论作为个人的私德，还是作为政治的道德属性，由于其普适性，谁也无法否定。事实上，那些倡导新文化运动者，对于“仁义礼智信”所代表的“旧道德”，往往是身体力行的，甚至还是典范，比如胡适就被誉为“旧道德的楷模”。所以，真正受严厉批判并且确实罪有应得的，是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其实，“三纲”一词出自后来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基义》；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出于《白虎通疏证》卷八：“三纲六纪”所引之的汉代纬书《含文嘉》，与孔子无关。有关的，是如何理解孔子说的这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很多人以此认为，这是“三纲”思想的源头。

但，即使从字面上解释，也看不出他有单向服从的“忠君”思想：国君做得像国君的样子，臣子做得像臣子的样子，父亲做得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做得像儿子的样子——这是非常明白的双向平等观念，毫无单向臣服的意思。

其实孔子表达的观点，恰恰是相反的。考虑到古汉语常常省略关联词语（以语气来表达语法），这八个字更为准确的意思是：国君先得像国君的样子，然后才有资格要求臣子尽臣子的职分；父亲首先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然后才能有资格得到子女的孝顺。其逻辑关系是：国君尽责任在前，臣子尽义务于后；父亲尽责任在前，子女尽义务于后，于是才有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孔子的道德要求，一直是针对强者和在上者的。执政者先做到，才能要求人民做到；上面的人做到了，才能要求下面的人做到。这是孔子的良知。

诸如此类的辟谬之思，书中着墨颇多，也是作者用心良苦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