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第一枪》——家乡的贲张

张港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第一枪——马占山和江桥抗战》（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3月版）面世了，531页，48.6万字，厚厚的一本，引人瞩目。

2011年春节期间听说张港要写一本关于江桥抗战的长篇小说，不想几个月之后，书就写成了，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其实，他酝酿写这本书已有20年之久。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江桥抗战的研究，阅读了大量书刊，搜集了许多资料，所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文学样式呈现出来是因为，2011年是九一八事变80周年，江桥抗战80周年，作为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英雄城市——齐齐哈尔理应有所动作，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齐齐哈尔人，他自觉有这个责任。小说前言写就的时间特意标明“2011年8月15日”，八一五，这也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不可忘记的日子。

虽然小说的出版比80周年晚了几个月，略有遗憾，但也无须像某些“献礼工程”那样为了赶日子、抢进度而忽视了质量。我们应该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们，正是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严谨负责的敬业精神才使得这部书能够与读者见面。在他们看来，抗日战争这个题材，许多重大事件、战役都有了相应的文学、影视作品，而唯独缺少了江桥抗战这个“第一枪”，这是说不过去的。张港的这部小说正可弥补抗日战争文学长廊中的这一空白，正可给对这段历史陌生的青年人以形象感性的认识，正可给致力于研究抗日战争的专家学者提供宝贵的佐证与史料。这种严肃、严谨的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出版社，也令广大读者感佩与尊重。

文学的功能是什么？不少处于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已经发生嬗变的读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似乎只剩下“娱乐”二字。诚然，我们反对那种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简单公式化的“文学说教”，但凡事不能矫枉过正，不能连正常的文学固有的“教化、激励、审美、记录、传承”等功能也都全部丢弃。
小说尤其是历史小说，还应该担负起一个“认识功能”。《抗日第一枪》就有鲜明的还原、认知历史的作用。张港认为，既然是历史就不能玩戏说，就不能搞穿越，必须忠实于历史。不应该让我们的孩子仅仅通过“小燕子”来了解清朝宫廷，仅仅从“小凤仙”来认识蔡锷将军。张港这部作品中的地名、时间、战斗过程及人物几乎完全出于史料，当时的武器、服装、部队番号也都经过了反复的核实。

小说中说：“江桥阻击战是中日军队之间一次大规模战斗，是中日战争中极少的敌众我寡战役，以杀伤计，日伪伤亡并不少于我军。此役，日军投入一个师团加两个旅团以上主力，计3万余人，中国军队只有5个地方旅的15个团部分部队”，而且因马占山等是“抗命作战”得不到上面的支持，“江桥抗战”注定是一场且壮且悲的战斗。江桥阻击战失利后，黑龙江省军主动进攻，意欲收复哈尔滨、齐齐哈尔这样的大城市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宏愿，直逼得日军又增兵两三个师团，在富拉尔基展开鏖战，一日之内三次毙伤日军指挥官。因而，直至1933年初，在江桥抗战的鼓舞下，黑龙江省中国政权一直支撑并控制着黑龙江省大片的国土，向世界宣示：中国人在抵抗！小说以铁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有组织、有领导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枪，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作品以马占山为人物主线，围绕江桥战役展开情节，讲述了战争的过程、战争的国际背景、双方决策者和参与者的心理轨迹，全景式地展示了江桥抗战的历史。除着力刻画了马占山、谢珂、苏炳文等一批抗日名将气壮山河的形象之外，还描述了参加江桥抗战的许多共产党员的英勇事迹，发掘出江桥抗战为日后八路军培育出李钟奇、王溥、王墉、陈大凡、宁匡烈等名将的事实；描画了韩国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奭当年参加江桥抗战、转战白山黑水的心路历程。这些史实许多都鲜为人知，散见于一些书刊之中，是张港将这些散落的、珍贵的“珠子”用“江桥抗战”这根红线串联在了一起，让人们得以对这些湮没在浩瀚史海中的史实有了更明晰、更完整的认识。

与其说张港是在用文字述说这段泣血的历史，不如说他是在用赤子之心讴歌那些逝去的英雄。张港差不多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与其他许许多多同龄人一样，英雄主义是心中抹不去的情结。一个时期以来，张港对于文学、影视作品中出现的种种“软骨、缺钙”现象也多有疑惑。对一些文学、文艺作品仅仅是“生产快乐”而且是生产廉价、浅薄的快乐表示愤懑，面对“娱乐至死”的泛娱乐化的荧屏，他曾喊出“银幕需要钢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观后》）的心声。于是，张港在他的作品中，努力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抗日第一枪》中就处处体现着他的英雄情结，读着这样的文字，一股凛然正义油然而生：

马占山赴任黑龙江省主席途中，吟诵娄师爷的歌词：“黑水凝，马哀鸣，天地暗，敌横行，向刀丛，唱大风，杀日寇，祭亡灵，怒发冲冠从军行，看我龙江英雄。”字字铿锵，豪气冲天！

途经瑷珲老城，面对江东六十四屯，娄师爷又一次慷慨袒露心迹：“同天同云同江风，共山共水共秋红。一水之隔分两界，唯有云鸥任西东。东洋如今起兵戎，北国男儿又出征。留得龙城英雄气，谁能丹心照汗青。”慷慨悲歌，忠心可鉴！

为掩护马占山，少将韩家麟、中校李继渊、少校佟玉衡、少校刘景芳、少校于俊海等二十余人等悉数殉国，无一投降。气壮山河，流芳千古！
尤其令人血脉贲张的是，作品中描写马占山1931年11月10日的通电全国的电报的诞生经过。这份电报被张港誉为史上继陈琳、骆宾王、曾国藩之后的第四篇气势磅礴的檄文。

以保祖国江土，以存华族人格，誓抛热血头颅，弗顾敌我强弱。援田横五百之义，本少康一旅之诚，谨先我同胞而赴国难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必败而战之，明知有死而赴之。写得酣畅淋漓，勾魂摄魄。凡我中华儿女，强者读之不能安坐，弱者读之亦得高呼；日寇闻之，胆寒心战，骄横收敛，士气消减。

而这篇彪炳千秋的檄文是在战场上一挥而就的。作品中描写了起草者，马占山的机要秘书韩树业在前沿阵地上起草电文的画面：

韩树业驱车到最前沿，解开手上绷带，擦好眼镜，搬个弹药箱铺开纸笔。对着尚未掩埋的战友，看着焦糊破烂的军旗，听着隆隆的炮声，写出的第一个字就是“慨”。写下几字时，钢笔不出水了，是结冻了。韩树业将笔揣到怀里，面对枪林弹雨，文思泉涌。笔暖之后，汩汩滔滔，行云流水，最后是“先我同胞而赴国难”。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揩汗，收笔而藏之。

什么是英雄？这就是英雄！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些千千万万不畏强敌，勇赴国难、前仆后继的英雄，才有了我们民族的今天。我们不该忘记他们！

军旅作家王树增前不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提出，要崇尚英雄主义，因为英雄主义就是一个民族的气节，一个民族精神的本质，一个民族想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柱。一个人也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不崇拜英雄，不高举英雄主义的大旗，人生就能够成功，民族就能够兴旺发达，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前辈不能侮辱，祖宗不能戏说，英雄不容恶搞。张海迪近来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质疑和恶意诋毁过去时代的英模，是网络时代的一种怪现象。那些曾经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贡献的英雄，有的只剩下远去的背影，还有很多被无情地解构。更有人专门找英雄的所谓“破绽”，然后群起而攻之，让人悲从心来。张海迪说，英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和象征。人们一味地否定英雄，其实也是在否定我们自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80年前的一幕幕，一直有人希望我们忘记。今年2月20日，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竟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如此论调让人气愤填膺。只是，如果听任漠视英雄、恶搞英雄的现象继续下去，会不会有朝一日我们自己也完全忘记了那场民族灾难，忘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

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的张港为我们奉献的《抗日第一枪》提醒我们，历史不能忘！马占山、谢珂、苏炳文这些祖国、民族的赤子们，在提醒后人，历史不能忘！清清嫩水，汩汩流淌，你还能听出那秋风易水、鼓角悲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