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笔绘精英

任何一次社会历史的变革，都会迎来一场哲学思想的大纷乱、大裂变、大争论、大繁荣。随之，其社会形态也就变幻纷纭，献身与杀戮并行，为革命理想的奋争与反革命的阴谋权术同进，而知识阶层因其眼界、学问、思想的“先知先觉”，也必然历史地成为变革时代的社会主角。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欧州的文艺复兴、法国的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直至中国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莫不如此。

王朝柱的《辛亥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7月版），就是“以孙中山、黄兴等的革命活动为主线”，以“敬畏之心去描写被时人、后人引为文化大师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杨度等人，公平地评价他们在历史上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批评他们给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抓住了这段历史衍进的核心，也就为展现这幅风云激荡、多姿多彩、撼人心魄的历史画卷奠定了它特有的文化与艺术精髓。

读《辛亥革命》，那批文化精英的浩气齐天、执著追求、凛然大义，为理想的实现不惜以身殉国的胸襟，真是感天动地。国学大师章太炎，即便那时他已是学贯中西、弟子众多的一代宗师，可面对推翻帝制、还我中华的大任，他不惜以笔为枪，与邹容、章行严、张溥泉等办起笔笔直刺清朝要害的《苏报》。为此，他第一次蹲进上海工部局的监狱。在狱中，他从未屈服，始终手摇纸扇，大骂两太后。待到陪他蹲监的邹容被害死后，他顿然猛醒起来，誓言要“推翻满清皇帝，杀尽卖国的二毛子，赶走所有残杀中国人的洋鬼子……”如此，他的思想已从反封建跨入反帝。他第二次坐监是在日本东京。当他听说与满清王朝勾结的日本政府要查封他主编的《民报》，他不但不躲不藏，反而写了一个《不扫倭寇誓不休》的条幅悬于壁上，声言：“我要用日本的法律和日本政府打场官司! ”官司果然来了，他被抓进东京监狱。在狱中，他仍是狂傲不逊，大骂日本帝国为“倭寇”，且嬉笑怒骂说：“寇者，贯贼、大盗，合起来，就是说你们是一群个子矮矮的江洋大盗！”说罢得意大笑。至此，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更深入了一层：他们之所以与清王朝勾勾搭搭、为虎作伥，就是为了窃夺我们的财富国土。第三次蹲的是袁世凯的监狱。他因愤恨于袁氏窃夺大总统位后的独裁与野心，只身北上欲与袁辩理，袁一面假意任他为总顾问，奉月薪500银元，一面又将他关至狱中。章太炎也不含糊，进得狱中就奋笔提诗壁上：“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难道江山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之后，边饮边吃，拿起一粒花生米，随手掐去花生米蒂，大笑说：“我杀了袁贼的头了！”遂将去头花生米，放入嘴中大嚼起来。不光如此，当一名官员为他送去500大洋的月薪时，他一面大骂“谁要你袁贼的臭钱！”一面将其叮叮当当抛至院中……这就是章太炎，其言其行其状虽不免带有几分“章疯子”的“疯气”、幼稚甚至愚腐，但其执著、狂狷、不以权屈、不以财惑、誓死持守大义的风骨，真可谓跃然纸上。徐锡麟已是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可他为了推翻清王朝、杀死安徽总督恩铭，毅然在安庆起义。失败后，他面对剖腹剜心的死路仍是昂首向天大笑而终。侠女秋瑾不惧不怕，反而抱定“如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早五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等以己之死唤醒民众的决心，在绍兴提早起义，结果遭到轩亭口砍头暴尸的酷刑。青年汪精卫、黄复生自制炸弹，慷慨赴京暗杀摄政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广州起义失败后，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其留给他们亲人的遗书又何尝不是留给华夏子孙的遗教和正气歌！烈士方声洞留给其双亲的遗书说：“……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谓身家也”，“旭孙将来长成，乞善导其革命精神，以为将来为国报仇矣！”即使今日读此遗书，其忠其孝其对子孙的期望之殷也如洪钟大吕，其情其理其悲其喜谁能不感奋钦敬!“……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与吾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这篇我们还在中学时代就以之为教科书的林觉民给其妻的遗书，字字都是柔中有刚，情中有理，悲中有喜，死中有生。这就是辛亥精英们的品格、信仰、浩气、胸襟！比照今日一些人们的贪欲妄为、狭促龌龊，岂能不使人艳羡钦敬、感怀良多!从这层意义说，即使今日，这批辛亥先烈先贤们也应是我们学习效仿的楷模，引历史大进的号角。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的主帅是孙中山。如果没有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智慧、胆魄和奋斗，就不可能推翻帝制、缔造共和，正因为此，天下各地的华人子孙和各派政治势力才对其顶礼膜拜，心悦诚服地尊其为“国父”。因此，无论谁写、怎么写辛亥革命，如若塑造不好孙中山先生的艺术形象，都注定不是成功的作品。王朝柱正是抓住这一要害，以史为据，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孙中山先生的艺术形象塑造得真实饱满、栩栩如生。不同于任何革命领袖的是，在维新改革、君主立宪各种主张闹闹嚷嚷的政治背景下，孙中山先生开宗明义，一下子就扯起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大旗。清王朝尽管早已腐朽愚妄得闭目塞听，还是如箭穿心般感到了孙的厉害，于是宣布他为寇，“永不准踏上”大清国土，逼得他只能在世界各地游走。可先生并未屈服，他先是东渡日本，以中国旅日的两万多留学生为对象，礼贤下士，游说联合，先与黄兴一拍即合，之后又将各省留学生自行组织的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实习所、安徽的岳工会、浙江的光复会、上海的爱国协会、四川的公强会和公德会、陕西的励学斋等组合一起，建立起中国同盟会。这批留日学生大多学贯中西，各有主张、信仰和追求，他何以有这样的神力？第一是他的胸怀气度，第二是他成熟在胸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第三是他无私无畏和先天的鼓动力与亲和力。在中山先生面前，哪管是杨度的学富五车、抱负齐天，哪管是刘揆一、宋教仁等的桀骜不驯、地域观念，都一下子显得一为高山一为平地，孙中山领袖地位的艺术形象一下子卓然而起。之后，他就文武兼施，一面指挥《民报》与保皇派梁启超等论战，宣扬民主共和思想，进而提出“三民主义”的主张；一面去东南亚向华侨募捐用以购枪购炮，发动湖南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江苏、湖北、浙江、安徽、广东钦州、廉州、粤东北起义，直至亲自上阵指挥了镇南关起义……八次起义虽屡屡失败，可他又以其钢铁的意志、如山的决心，毫不气馁，反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针对清王朝民心尽失、军心动摇的大势提出将重点从会党转为策动新军的中下层军官，用他们的兵与枪打他们的王朝的方针，直至借袁世凯之力逼清退位、借黎元洪之尸还共和之魂的目的。这个革命途程不可谓不曲折、不艰难，可就在这艰难曲折中，中山先生的精神与贡献昭然纸上，其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与浓重的时代氛围也在先生艰苦卓绝的脚步下绘制而出。

更夺目的是孙中山与同志、友人、爱人的关系。与黄兴虽因制订国旗、军旗和重新建立中华革命党的原则分歧两次争论直至破裂，但两人谁都能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友情日重。与章太炎，虽然章屡屡一意孤行甚至退出同盟会等，可中山先生永远记着他的功劳，临时政府建立后还是力推章做教育总长，其宽阔的胸襟、坦荡的性格不能不催人泪下。对妻子和爱人如卢慕贞、陈翠芬、宋庆龄都写得情深意笃可又各自不同，既有中华传统伦理的遗风，又有现代文明和爱情观的坚守，更有他不同于任何人的文化性情。这样，《辛亥革命》一剧中的孙中山也就既不像有些影视中的造神，更不同于将他写成个“过客”、“大炮”和“搅屎棍”的扭曲，而是有血有肉、伟大而性情独具的艺术形象。

王朝柱以敬畏之心解读塑造着100年前的一代中华精英，可对他们的缺失不足以及囿于时代的局限出现的狂热脆弱及至一些文化人的心口不一、落拓不羁，也给予了善意的批判与热嘲。如戊戌维新的主将康有为、粱启超经过一阵政治风雨就滑落到保皇党的泥淖，后来，他们不但成了阻碍革命的阻力，还敌不过袁世凯金钱地位的诱惑，一下子投入袁的怀抱，成了袁窃夺大总统宝座的帮闲；曾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气概携弹暗杀摄政王的汪精卫，后来竟也投靠袁世凯，且认袁为（义）父；章太炎虽从来刚正不阿、风骨不减，却动不动就疯疯癫癫，骂英、日列强，骂袁世凯，也骂孙中山；杨度虽才高八斗、志向万千，在政治主张上却又跳来跳去，从未与中山先生合作；此外，如革命和尚苏曼殊的激情多情加贪吃，黄侃的落拓不羁竟至从楼上阳台往楼下撒尿，自识甚高的刘师培夫妇敌不过金钱收买终于成了日本右翼的乏走狗……作者都是寥寥数笔即画出了他们的眼睛，戳入他们的心灵，使得这些人物色彩纷纭地朝我们走来。更可喜的是，到了第40集将要全剧结束时，作者按照时序的流淌推出了陈独秀与李大钊。他们虽一个狂傲不羁、放达风流，一个谦和平实、深邃凝重，且是从李大钊撰文批评陈独秀消极情绪入戏，两人却互为仰慕，志同道合，议定高扬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回国办《青年杂志》。作者的匠心所在即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虽尚未成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芽已经萌动，它才是中国的希望。

人人喜欢看风景，岂不知看景人本身往往就是构成这幅风景的核心元素，写戏亦然。每个人都有他(她)的信仰追求、性情色彩，人物性格碰撞融合的轨迹才是经得住品味的戏剧情节和戏剧冲突，而每个剧中人身上都带有不可替代的时代风貌和独特的文化心理。故此，人物写好了，其时代的历史大势、文化氛围、审美诉求也就油然而生。我赞赏《辛亥革命》的人物，我欣赏作者的功力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