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爱》的出版对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于1979年，到今年已经是32年，主要任务是致力于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和传记编辑，同时举办和参与举办一系列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以及党史人物纪念会、展览等活动，还出版了很多党史人物的历史著作和普及读本。比如，《中共党史人物传》一至八十七卷，《中共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一批十二卷等等。研究中共党史人物，就是重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风云，总结、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经验，意义深远。

今年是建党90周年，也是毛泽民诞辰115周年。毛泽民不仅是毛泽东的弟弟，也是1921年就入党的第一代共产党员、老一辈革命家，是今年党中央大力宣传的“双百人物”中的一位先烈。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样一本书，是非常有意义的，是适时的，是对党史人物研究的又一次促进。而党史人物研究会和出版社一并来举办这个首发式，也使我们有机会借此表示对许许多多像毛泽民这样的老一辈革命者的敬仰和怀念，这也是我们研究会使命的应有之题。

这本书我看了，非常好。作者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是毛泽民的外孙曹耘山。从1983年开始，他在新疆接触到外祖父的事迹后，就一直追寻毛泽民的革命踪迹，20多年的寻踪、收集、考证和研究，逐步梳理出毛泽民革命之路的奋斗历程。2004年，他关注到毛泽民在1939年到1940年间在苏联莫斯科治病的一段历史，此后，多次寻访，收集到10万字的来自共产国际解密的档案。前后7年成书，出版了这部《革命与爱》，揭开了尘封的一段过去，也给党史人物研究增添了新的史料和研究角度。

毛泽民1896年生于韶山，比毛泽东小3岁。他是在兄长的指引下，在1921年春节后抛家舍业参加革命的。在这之前，在青年毛泽东求学、寻求革命之路时，毛泽民一直在家务农，任劳任怨，支撑家庭。父母去世后，毛泽民跟随哥哥到长沙，先是在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学习，后来在自修大学任会计襄务。湖南自修大学，实际上就是湖南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党校。此后，毛泽民在安源煤矿初步展示出了他在财经管理方面的天赋。再后来，辗转长沙、武汉、广州、天津、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出版，负责党报党刊的出版、印刷、发行。党中央第一份机关刊物《向导》周刊的发行，就是毛泽民负责的；他的上一任，是中央委员瞿秋白，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这份刊物的灵魂人物，几乎每一期上面都有他的文章。从那时起，“泥腿子”毛泽民就穿起了洋衫，穿行于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为党做白区的地下出版以及财务工作。有趣的对比是：他的哥哥，师范毕业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此后却扛枪上山当“土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去了。

1931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民是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那时，算上行长毛泽民一共5个人，没有启动资金，拨款100万元，80万元是债款，20万元过一道手就转到财政部去了。第一笔钱，还是靠毛泽东带领红军打福建漳州城得来的，毛泽民带挑夫浩浩荡荡地把缴获的物资和银两挑回了瑞金。当时，红色苏维埃纸币（又叫“苏维埃国币”），是毛泽民负责发行的，上面有行长毛泽民的签字；铸币厂是毛泽民筹建起来的；国家银行最初的管理制度，也是毛泽民建立的。毛泽民是个非常务实的人，很有生意头脑，大概这一点很像他的父亲毛顺生。大家知道，毛泽东是不太理解父亲的，对父亲的精明的生意头脑颇有微词，但他的弟弟却用这一特长，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红色苏区，毛泽民曾经把买卖做到了国民党军师长的头上，为革命广开财路。在陕北，毛泽民是国民经济部部长兼贸易总局局长，开采石油，开采食盐，采买布匹，供给前方，有时又用上海滩老板的身份掩护，去上海接洽、周转境外捐助的巨款。毛泽民在财政、金融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使党中央后来把去新疆担任财政厅厅长的重任交给了毛泽民。1943年，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当时只有47岁。

对毛泽民的这些经历，党史界以前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是新中国财政、金融工作的开创人，是一个实干家，无疑，这是有定论的。但这本书中，涉及到的一个主题，就是毛泽民在政治方面的领悟力，以及在这方面的实际表现，过去很少有人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原始资料的有力支撑，没有第一手材料来作为依据。《革命与爱》这本书，首先在第一手的原始材料的提供上意义重大。10万字的有关毛泽民的共产国际档案解密、解读，会给我们以后的研究打开一个很大的空间，里面会有丰富的内容，有些是档案本身已经告诉我们的，有些还待进一步研究。

比如，通过这些档案我们知道，毛泽民在莫斯科受到了共产国际非同寻常的接待和欢迎，共产国际非常希望通过毛泽民更多了解毛泽东的情况，了解中共党内的情况。毛泽民离开后，共产国际有份鉴定，上面写着，毛泽民在莫斯科“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但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在于——那时共产国际新一届领导上任，已经改变了对王明一味信任的态度，而对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和支持，那么，毛泽民在莫斯科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让共产国际下了最后的决心？

比如，有关毛泽民在莫斯科对王明错误路线以及对博古、李德军事路线批判的档案文字很多，分量也很重。那么，这是毛泽民自发自觉的行为，还是早有所准备？换一个角度说，在王明的后方开展这样一个扳倒王明的斗争，是由共产国际主导的，还是国内的党中央主导的？这场斗争，它和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在武汉的王明之间，他们的政治较量中，还有多少需要连接起来但尚未连接的关节点？

比如，毛泽民1939年5月去莫斯科，此时正逢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中共六届六次会议开后，中共七大代表选举开始进入议事日程之际，毛泽民行程的安排是纯属巧合，还是另有玄机？毛泽民为什么能在那时就提出反对王明作七大组织报告？这些问号目前看，档案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给出了许多思考的空间。

再如，毛泽民对党内错误路线的认识，是如何形成的？其中的思想轨迹是怎么样的？这些，有的档案能明确答案，有的，有待进一步研究发掘。
对毛泽民这些方面的研究，我认为，绝非仅仅在毛泽民这个人物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无疑会拓展对毛泽东的深入研究，会拓展对中共党史那段历史的深入研究，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它不是孤立地去写毛泽民，而是把毛泽民放在和毛泽东、放在与党的重大历史关节点的关联中去写。那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的关联就是——毛泽民的这一系列新发现的档案，都在指向一个事实：毛泽民去莫斯科治病，并非单纯治病。无疑，他在共产国际和国内的党中央之间架起了有效沟通的桥梁；他在清除王明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内部的影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正发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与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展开彻底决战的前夜。

我觉得，丰富的档案史料，崭新的研究角度，细致的分析，全方位地展示毛泽东和毛泽民这一对兄弟的革命之路以及手足之路，会使这本书不仅有研究意义，也很有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