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是一个整体——《想得很美》写作阐释

也许，你只是偶然地读过一本乌托邦小说，比如《回顾——公元2000年—1887年》，却可能并没有把它当作乌托邦作品来看，因为它的名子并不叫“乌托邦”。也许，你读过一些科幻小说，比如凡尔纳的《蓓根的五亿法郎》，却对其中关于“法兰西城”的乌托邦因素未加留意，因为这些故事细节也并没有加注“乌托邦”的标记。也许，你读过一本被人们称作“反乌托邦”的小说，比如奥威尔的《1984》、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却并不一定能够在“反乌托邦”的意义上理解它，因为你不了解他们要“反”的乌托邦是什么，也不理解乌托邦为什么会被“反”。

乌托邦是一个整体，它却在千年百代的思考着的头脑中分散地构筑着。而我自己接近这个整体，并向读者呈现出这个整体的方法，就是“接通”这些被时间和空间分割开的大脑和它们产生的著作。

“接通”，在我的这本《想得真美——乌托邦的细节设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4月版）中，正是一种基本的结构方法。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打破时空的界限，我们会发现，在一个头脑中产生的乌托邦思想，会在另一个头脑中同样出现或者得到发展，尽管它们相距几个世纪和万里之遥。对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在不同的头脑和不同的作品之间悄然延续着、交流着，无论这些作者是否相互知道彼此的存在。如果我们只是偶然接触到其中一位作者、一篇文章、一部作品，我们就对他们“分散思考，合作完成”的乌托邦世界的整体，只能是“管中窥豹”。比如，取消家庭的乌托邦空想，我们可以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一直谈到中国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有关“共食制度”——“公共食堂”的乌托邦空想，我们可以从16世纪英国人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的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经过19世纪的法国人德萨米的《公有法典》、中国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一直谈到中国大跃进年代里河南省遂平县的“龙沟食堂”。

实际上，一个细节的意义，也需要整体中才能够得到理解。比如，我在书中介绍乌托邦的规划与建筑的一节中提到当代中国南街村的遮风挡雨的廊桥和华西村的“万米长廊”，这个建筑细节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只有当我们发现从17世纪德国人安德里亚的乌托邦著作《基督城》起，其间17世纪法国人维拉斯的《萨瓦兰人的历史》、19世纪中期法国人德萨米的《公有法典》、傅立叶的《经济的新世界或符合本性的行为方式》，以及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19世纪末的美国人贝拉米的《回顾》、英国人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这些以小说、政论或城市规划的形式写作的乌托邦作品，都刻意描写了这个建筑细节之后，我们才会理解这个建筑细节正是乌托邦思想的一个标记。它在几个世纪、不同国家的乌托邦作者的头脑中悄然传递着，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无论他们是几百年前的一位外国小说作家，还是当代中国的一位“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