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阅读生态”嬗变之后——从傅剑仁读《史记》出发

记  者：2007年1月起，《美文》杂志为傅剑仁开设了一个专栏“从《史记》出发”，收录了傅剑仁先生最新的读史心得。在“稿边笔记”里，穆涛曾这样评价傅剑仁：“穿旧鞋走新路，有职有位的公务员，一路的诸侯，为官而以心读史，以古鉴今，让人敬重。”《美文》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散文刊物之一，与众多国内一流的散文名家相比，并非专业作家的傅剑仁在散文界的知名度要稍显逊色，《美文》选择傅剑仁开设这个专栏的初衷是什么？

穆  涛：这要从《美文》倡导的“大散文”概念谈起。贾平凹早在《美文》创刊初期就提出了“大散文”的口号，究竟什么是大散文呢？贾平凹曾这样说过：“我们办这样一份刊物，目的就是以我们的力量来反对那种甜腻的、花花草草的、小肚鸡肠的一类文风，倡导散文的大气、清正，鼓呼把散文的路子拓开，为越分越细、沉沦为小家子气的散文开大门路，所以我们喊出了‘大散文’的口号。”

可以说，散文到底应该“怎么写”和“写什么”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寻找，并试图解决它。现实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之相比，文学的变化是较为滞后的。比如现在的农村散文，还是多写农村的世俗烟火、田园风光，充满对乡村生活的怀念和对故土的眷恋；但是现在的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情感变得淡了，他们正在越来越多地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在这种背景下还像原来那样写农村散文已经远远不够了。又比如游记散文，也是现今最为常见的题材，古代写游记的多是官员，或是上任途中，或是在任上，有所感而发，有所思而作，但是现在的游记散文多是游客所写游记，更有一些官员公费旅游后写的那一类虚假文字，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高明之处。还有写亲情的散文也不少，但也都很少能突破传统的模式和手法。

说到底，散文还应该是追求精神向度的，是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内核的，但是这个精神向度，这个内核又是什么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而这恰恰是《美文》十几年来所一直寻找的东西。曾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一个财政局长的工作手记》《向农民道歉》《韦君宜：折翅的歌唱》、傅剑仁《从〈史记〉出发》就是在这种寻找中产生。有人可能会觉得文章写得不美，不精致，甚至个别地方还稍显粗糙，但它是有内核、有价值的东西。这个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实的生活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对应，傅剑仁是在用历史观照现实。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们都自觉承担着社会发言人的角色，他们走在了普通百姓的前面，敏锐地捕捉着生活的变化，并及时反映到作品中，对人民进行思想启蒙和指导，但是现在的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理解是滞后于人民的，更不用说超前了，社会生活的变化没能及时反映到作品中去。翻开现在的文学杂志，看看目录，就知道没有多少是老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难怪它们的发行量上不去。傅剑仁的文章是在写历史，但他谈的是当下的问题，这就是我说的“穿旧鞋走新路”。另一方面是他的文章有新意。内容上的新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谈过去的、旧的东西却没有陈腐之气，反而能长出绿芽来，让它们重获生机。选择这类文章，正是我们一贯所主张的反对那种甜腻的、花花草草的、小肚鸡肠的一类文风，反对散文写作的迂腐之气。

黄宾堂：穆涛兄讲得非常好，傅剑仁读《史记》没有陈腐之气，他把“死”的读“活”了，为什么？恰恰因为他不是专家，他不讲考证，也不讲旁征博引，不是钻进文章典籍堆里出不来；他曾经是一名军人，后又跻身政界，并有多部文学著作问世，他的人生经验和阅历极为丰富，他理解的历史与那些专家学者理解的历史自然会有不同，切入的角度就大不相同。他不纠缠于概念，也不讲究学理，甚至不太注重考证史料，但是他从生活经验入手，从《史记》中读出了鲜活的人性，这就抓住了最本质东西，做到了易读、好懂且深刻。比如在《匕首·刺客·荆轲》一文中，他通过对荆轲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当刺客的追问，读出这个历代被推崇为燕赵千古义士的刺客何“义”之有。在《复仇无度非君子》一文中，通过对范雎人性恶劣一面的揭示，把已故的典籍掀掉，把历史人物与现实对接起来，读出了人性，也读活了历史。

穆  涛：是的，傅剑仁最突出的写法，就是把历史当成活的、刚刚发生的事来写，而学者们谈历史多是把它们当成遗存，当成研究对象。

黄宾堂：古人写散文与诗歌一样，都是把它们当成一种载道的工具，是一种载体，但现在成了一种风花雪月。傅剑仁《从〈史记〉出发》虽然文章的篇幅不长，但有内涵，有新意，从历代的思维定势中走了出来。比如《狗烹弓藏自有缘》一文，从“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臣谋亡”这句被视为古代君主帝王不念旧情诛杀功臣的经典名言入手，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分析韩信内心的变化，从而找出韩信被杀的根源竟在于他自己，这就从另一个角度对“狗烹弓藏”做出了解读。再有，傅剑仁读《史记》，能把书中的文化传承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为现实提供镜鉴。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直被作为反面历史，但是傅剑仁没有沿袭前人的看法，在《“焚书坑儒”话儒生》一文中，他大胆提出秦始皇为什么会“焚书”，为什么要“坑儒”的质疑，并从儒生自身的局限性找出其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消极影响，从儒生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得出如果书生不把学问用到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那这样的学问又有什么用处的结论。

记  者：这是一个文学如何直视现实生存的问题。现在人们总觉得很多文字都轻飘飘的，没有什么力量，原因就在于文章缺少现实感，缺少真实性，文章的价值也随之缺失。贾平凹在给傅剑仁《从〈史记〉出发》所作的序中说：“散文写作如何更清醒地抒写现实，是作家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和难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说，对于文学如何直视现实生存的问题，傅剑仁的历史散文提供了一种解决的思路；那么，对于当前整体的文学写作而言，还有没有解决现实性的更为直接的路径呢？

穆  涛：早在10年前，《美文》推出了黄宾堂和龙冬主持的“行动散文”专栏，其目的就是要使散文写作走出书斋，走出圈子，走出固有的心理定势，以此激活我们的想像力。“行动散文”在当时散文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记  者：“行动散文”这个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

黄宾堂：1998年冬天，龙冬和我到西安与穆涛有过一次彻夜长谈，谈话的中心就围绕着如何使散文走出书斋，走出自说自话，走出小我的柔弱和自怜这一问题展开。最后，受到清华大学那块“行胜于言”碑文的启发，我们想出“行动散文”这个概念，并很快在《美文》开辟了专栏。接着，我们策划了七作家走西藏，走进西藏是作家寻找激情的一种形式。后来策划了“走马黄河”，从八个视角看黄河，从经济、民歌、民间艺术、人文……等于是作家重新打造了一条人文黄河。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作家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从一个狭小的空间走向一个广阔的空间，汲取大地的灵气，倡导一种大气的、有内涵的文学，一种心灵与大地相呼应的文学。比如作家林白，她的写作在文坛上是很个性化、私人化的，她的《枕黄记》在《花城》选载后，文学界反响比较好，认为比林白的《玻璃虫》有突破。这次行走实验证明，以不同的方式切入写作，会给作家的文本带来新的影响。

穆  涛：散文的“行动”不能仅仅停留在题材、主题和作家的写作方式等层面，关键是灵魂的内动。写户外生活的作家固然需要行走，但其心智很可能是闭塞的、麻木的，灵魂的“内动”要比肉体的“移动”艰难得多。因此，我们所说的“行动散文”，不仅仅体现在肉体的“行动”上，更体现在灵魂的“行动”上，是心灵和大地的融合。因此，《美文》鼓呼“行动散文”的价值，就在于它使散文界开始思考如何将散文表面的“行动”深化成精神的“内动”。比如说我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文化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文”而不“化”不能叫文化人，那叫书虫。如果说“走进西藏”解决的是文学写作的信仰问题，那么“走马黄河”就是在解决文学写作的生活问题，这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解决文学写作的现实性问题。如今，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从根源上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文学写作自然也应该随之变化，“行动散文”就是在适应这种变化。

记  者：实际上，现在变化的不仅仅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还有人们的读书观念，从前人们读书并没有太多的功利性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和文化修养，所以通常是看到一本好书，只要它有营养，拿起来就读，不管它有没有现实现世的价值。但是现在就不同了，因为书越出越多，而且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所以人们读书也越来越挑剔，专为提高文学素养而读书变成了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大多数人读书都带有某种功利色彩，多选择那些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书来读。这就使纯文学类书籍或报纸杂志受到了冷落，于是出版社在选题策划上也侧重于有市场的纪实类、励志类、保健类等图书。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它们的重点图书也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之类的书，即使是小说《我是保姆》，其作者也选择了一个真正的保姆，带有了半自传体的色彩。
    黄宾堂：读者现在喜欢看真实的东西，散文的读者多了，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读者多了，小说的读者少了，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史记》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基本上全是真实的历史，傅剑仁又结合现在的历史对它作了解读，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
    穆  涛：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叫“新闻调查”，傅剑仁这个《从〈史记〉出发》可以说是“旧闻调查”，它既不同于文学的角度，也不同于史学的角度，是被当成信史去读。可能有人觉得这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散文，但是散文是什么呢？人们总是习惯于用一个既定的标准去评判一件东西，但是时过境迁，这个标准是否还能站得住脚，是否还是标准早已成为一个问题。前段时间，我去上海评选“春申文学奖”，入选者是易中天、马未都、于丹等人，这说明读者的读书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传统的文学观念已经落伍了。其实，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学观念一直以来都是发展变化的，比如汉代以胖为美，所以推崇汉大赋和骈体文，但是到了唐宋时期，又以瘦为美，短小的唐诗宋词达到一个顶峰；又比如原来作为街谈巷议，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在明清以后却逐渐发展成为最为重要的一种文体。我们应该正视文学的这种变化，并努力适应这种变化。
    黄宾堂：作为出版社，出书是要考虑市场的，对小说市场而言有一个判断的难度。一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无法判断一部小说是否能够流芳百世；二是从读者的接受角度看，它不是完全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来判断。市场对纯文学的冲击很大，专家学者推崇的作品和市场上最为流行的图书往往是脱节的，甚至相去甚远。比如余华的《兄弟》，专家基本上一致持批判态度，但是它的市场却很好；比如余秋雨，很多学者也不认可，但是他在读者那里却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又比如职业的评论家一般都不把韩寒的作品纳入他们的批评视野，但是他却受到了读者的追捧。读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投票，这就是他们的判断标准。
    穆  涛：这就是说阅读是一个生态系统，如今下游的很多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读者读书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读者对文学的评判标准也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的批评家和作家们却还站在文学的上游自说自话。
    黄宾堂：对，我们可以打一个形象的比喻，这些人守在一个古老的城堡里，或者说是一个水库，它周围有湿地，有田园，很美，那里曾经是人们向往并追求的精神家园。但是如今，下游的环境已经到处是高楼林立，到处是火车、轮船和飞机，但他们却依然守在自己的城堡里，坚持着自己的终极评判标准。尽管它仍然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城堡，但是人们对它的尊重却已经一去不复返，城堡已经开始从根基上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