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元命案，谁为悲剧担责？

作者：红孩

上海市闵行区吴翟路。

来自江苏农村的26岁青年王峥就死在这里。他是被人打死的。

不久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致死王峥的安徽农民李贵海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两个本该同舟共济的人，为什么突然变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黑职介”为何屡禁不绝？

这起案件再度刺痛社会的神经。人们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他们——像王峥和李贵海一样的进城农民工……

吴翟路上相遇

眼泪不断地从王峥父亲的脸上流下来。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孙女的纠缠。“爷爷，爸爸为什么还不回家？”每当孙女问一次，他的心就颤抖一次。“她那么小，不能让她受刺激。”他和老伴都这样想。可是，这件事情能对孙女瞒多久？

眼泪也不断地从李贵海亲属的眼中流出来。“他是三兄弟当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没结婚的。为了两个哥哥的婚事，家里早已欠了一屁股债。他去上海，是想挣点钱回来替家里还债的。可是，钱没挣到，却出了这样的事情。”李贵海的叔叔说。

到上海打工挣钱，原本是王峥和李贵海共同的梦想，尽管他们素不相识。

但是，当两个人在上海吴翟路上认识以后，这个梦想破灭了。

时间：2005年9月。地点：一家无名小店。

李贵海：安徽省颍上县农民，26岁，初中肄业。到上海的原因：“老乡们都说，在上海，钱很好赚。”

可是，李贵海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感到赚钱并非那么容易，因为像他一样的外地农民工在上海简直太多了。

9月14日下午，他和同乡杨连军路过吴翟路1605号门口时，看见一则招工启事。由于求职心切，他俩不假思索地走了进去。

这是一家经营日用杂货的无名小店，虽然貌不起眼，但时常有人光顾，因为店主还兼营“职业介绍”的生意。在上海的一些街区，尤其靠近火车站、汽车站等人流比较集中的地方和城区的边缘地带，类似自称可以帮人“推荐工作”的小店有不少，一般门脸上都或写或贴着醒目的招人工种，比如“钟点工”“保姆”“保洁员”“保安”“司机”等。

接待李贵海的人介绍说：有保安工作可以去面试，录用以后每月工资一千多元。李贵海相信了，当场交了350元押金。随后，他得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招聘单位的电话和面试的地址。

第二天，他费尽周折找到“面试”地点，“挺远的，在莘庄地铁站附近，花了半天多时间，看上去像一个卖瓷砖的小市场”。接待他的妇女没有多问什么，让他先交30元钱“报名费”，说是复印材料用。李贵海又信以为真，老老实实地把钱交了。接着，那个妇女记下他的电话，让他“回去等通知”。

李贵海：“当天下午5点多钟，对方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健康证。我说没有。对方说，那就不能落实我的工作，并且还说30元报名费也不能退。”

李贵海当时就急了，他根本没有想到找活干还要办什么健康证，而且也不知道健康证应该怎么办，在哪里办。他央求对方：“我说先上班行吗？如果你看我身体不行，我连钱都可以不要。”对方非常干脆地拒绝：“不行！”李贵海急忙又问：“我现在去办这个证是不是来得及？”对方回答：“你是不是来得及我不管，反正你现在没有，那就不能来上班！”

李贵海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骗了。等他回过神来，立刻想起押在人家手里的350元钱。那一刻，他的心狂跳起来：工作有没有无所谓，押金可不能白扔了，得赶紧要回来！

这一夜，李贵海没有睡好。

9月16日上午7点多钟，心急如火的李贵海赶到吴翟路那家小店。让他放心的是，收押金的那个人正好在。然而，没说上两句话，他的心再次沉下去。

他记得很清楚，对方在向他推荐工作时曾经保证：如果介绍不成，350元全部退还。可当他真的来要钱时，对方却告诉他：“老板不在，没有钱！”

李贵海后来才知道，前后两次接待他的这个人叫王峥，是个跟他一样由外地来上海的打工仔。

双方大打出手

与李贵海一起去要钱的除了同乡杨连军以外，还有李贵海的大哥李贵波。

“对方说老板不在，没有钱。我坐在边上没有吭声，而我弟弟跟他吵起来。”李贵波事后回忆。

争吵的结果是李贵海拿到王峥写的一张“保证书”：保证三天以后归还350元。

回到住处不久，李贵海接到王峥打来的电话，叫他马上去拿钱。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李贵海很吃惊也很紧张。他急忙同李贵波、杨连军商量怎么办。听弟弟讲王峥在电话里说话的语气很凶，李贵波担心有什么“阴谋”，提议“那个钱干脆不要了”。可是李贵海和杨连军都不同意，心疼地说：“毕竟几百元呐！”

最后，李贵海的叔叔帮助拿主意。“叔叔叫我们五个人都过去，万一打起来不会吃亏。”李贵海后来说。

当天中午11点多，李贵海叔侄三人以及同乡杨连军、李涛来到吴翟路，随身带着几根铁管。李贵海事后解释带铁管的原因是：“我估计他们要动武，带铁管是为了防身。”

李贵海和大哥径直走进王峥所在的小店，其他人则在店外的不远处守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李贵海的叔叔看见李贵波从小店里跑出来，头上流着血。果然出事了！他立即招呼一同守在外面的杨连军和李涛，三个人握紧铁管朝小店里冲去。

小店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李贵海在后来的供述中这样说：“我和哥哥进去以后，王峥打电话叫来很多人。他们对我们很凶，说‘退什么钱’‘退个屁’。说着说着，他们就动手打我哥。我哥就往外逃，有几个人追出去，而我在里面也跟对方打起来。”

事情是不是真像李贵海描述的那样？两个当天在场并被李贵海看作是王峥打手的人否认李贵海的说法，认为先动手的是李家兄弟。

王峥怎么说？

王峥已经永远无法说话了。记录当天情况的有关材料这样写道：

“发生冲突时，王峥叫来的朋友蒋伟和刘达等人也在场。在李贵海看来，他们是王峥喊来的‘打手’。混战中，这几个人被打得四散奔逃，蒋伟甚至跳进了河里，而刘达下肢骨折。

“几分钟的冲突过后，职介所已是一片狼藉，地上满是血迹和散落的玻璃瓶碎片。在职介所南面20米远的地方，王峥的脸埋在沙堆里，身体一动不动。

“9月22日，王峥因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再过三天，就是他的27岁生日……”

两家共同的痛

王峥死了。而李贵海以及他的大哥李贵波等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警方逮捕。

“真没想到，他刚到上海一个多月就出事了。”提起儿子，王峥的父亲老泪纵横。

这样的后果也让李贵海等人始料不及。在接受审讯时，李贵波说：“如果拿到了钱，根本不会和他们打架。”

作为李贵海的叔叔，身为长辈的李付彬更是悔恨不已。事发以后，他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交待犯罪事实，并且积极协助警方抓捕自己的两个侄儿。当得知王峥上有年老的父母，下有3岁的女儿，妻子没有工作，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时，他表示哪怕变卖家当、四处举债也要给予赔偿。

尽管警方查明王铮所在的小店是家没有营业执照的“黑店”，从事职业介绍是非法的。并且，王峥写给李贵海的还钱“保证书”，落款处用的是假名，说明王峥根本没有诚意退钱。但是，这些情况都不是王峥可以被伤害的理由。当李贵海等人走上被告席，他们的辩护律师指出“王峥也有过错”时，受害方的辩护律师这样反驳：“如果被告人认为中介所不合法，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如果被告人认为被害人有违法行为，可以报警。中介所是否合法，并不是被告人伤害被害人的原因！”

2006年12月，被告人李付彬和他家人想尽办法凑够15万元民事赔偿金。

王峥的父亲经过长途跋涉由江苏农村赶到正在审理这起案件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从法官手中领到这笔钱。老人含着眼泪说，为抢救和安葬儿子，家里欠下十多万元债务，他将用这笔钱还债。

在王峥父亲领到赔偿金的第二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李贵波、李贵海、李付彬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对危害结果应当依法承担共同的刑事责任。“鉴于李付彬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并且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故依法对其适用缓刑。”据此，法院判处李贵波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李贵海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李付彬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一方入土；一方入狱。为了找份工作，不论是王峥，还是李贵海，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就具体案件而言，犯下故意伤害罪的李贵海等人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李贵海等人也是受害者。那么，“祸首”到底是谁？

李贵海等人为何犯法？也许像李贵波所说的那样：如果王铮退了钱，根本就不会打架，他们兄弟二人也不会领刑。

舆论并没有因为法院的判决而平息。普遍的心态是：期待有关部门对王铮身前所在的那家“黑职介”进行严惩，以显示政府打击这种违法行为的决心。然而，十分遗憾，那家小店早就关门大吉，老板逃得不知去向，至今无法对他“追责”。

“黑职介”为何“凶”？

让我们看几组情况和数字：

“全国进城务工人员已达1.2亿人左右，并且正以每年1000万人的速度增加。”

“2005年上半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职业介绍违法案件1.9万件，取缔非法职介7200多家，责令非法职介退还求职者的款项为1200多万元。”

“上海是我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根据2006年的统计，进入上海市的流动人口总数已达581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9个区县中，有3个区的流动人口数量超过户籍人口数；在有的街、镇，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已经达到5

：1。并且，每年还有40万左右的人涌入上海寻找工作。与此相对应，有关部门查获的‘黑职介’数目不断增加。2004年，上海共查处‘黑职介’690户；而2005年前3个月，被查处的‘黑职介’竟达到1106户。”

“来自上海劳动监察部门的调查显示：‘黑职介’的‘繁殖’速度惊人，闵行、浦东等部分区域已经从原先的‘黑职介一条街’演变成‘黑职介镇’。‘黑职介’往往孽生在一些工商企业密集区和流动人口集散地。王铮殒命的华漕镇正是违法职介机构‘扎堆’的区域之一。华漕镇东邻虹桥开发区，西与青浦区接壤，南贴318国道，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这个小镇充满活力并跻身全国千强镇前100名。蓬勃发展的经济和低门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使许许多多打工仔趋之若鹜。因而，在其21.2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容纳了十多万外来人口。”

“上海的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层次的劳动力市场已经非常饱和。‘僧多粥少’的必然结果是待工，一心求职的打工者为此变得有些饥不择食。‘我当时一心想找活干，一看那份工作的工资挺高，就心动了。我不管它是什么店，只要介绍成功就行。’李贵海的话反映了许多求职者的心情。”

“由于没有技能，举目无亲，很多时候，求职者不知道如何维权，甚至为了尽快有份工作而甘愿‘上钩’。上当受骗以后，超过30%的人‘自认倒霉’；有的因为举证难、告状难、维权成本高而‘忍气吞声’；有的则像李贵海一样采取极端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上海劳动力市场发布的求职信息几乎都带有技术性，招聘会、人才市场需要的也多是高学历的技术人才。因而，农民工的选择范围和机会均很少。”

“一边是巨大的求职欲望，一边是公益性职介机构的匮乏，这使‘黑职介’有了生存的土壤。一张桌子，一部电话，租个门脸就可以招揽生意。由于投入不多，成本低廉，机动性强，随时能跟劳动监察和工商等部门玩‘猫鼠游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大盖帽’一走，其生意又是一片兴旺。”

“‘黑职介’不怕官，不怕管；‘仲裁人’缺位，使得维权行为成为农民工与‘黑职介’之间的‘个人博弈’。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有你没我’‘你死我活’的失控局面。”

专家看法：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骏：

王峥之死是不规范的职介市场造成的悲剧。“在一个有秩序的职介市场中，农民工不需要通过打人来讨回中介费。”

“我们不应一味责怪农民工为什么没有举报‘黑职介’，而是要反思，我们有没有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服务？”

值得欣慰的是，上海已在农民工输入比较集中的闵行、松江和嘉定三区试点开展为来沪人员提供公益性免费职介的服务。但是，对于遭遇不幸的王铮和李贵海而言，他们已经无法享受这样的“阳光服务”了。

在全国一亿多流动人口中，“80%以上是农民工”。

我国正经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人口发展趋势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农民为主体的人口流动现象将继续存在。

为此，希望王铮和李贵海的悲剧不要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