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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来源: 濮阳学报      作者:王帅      2021年12月14日 11:05      字体: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看梁晓声小说《人世间》

现实主义传统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大支柱,无论是欧洲早期的批判现实主义,还是19世纪30年代苏联兴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到后来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都曾为各个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所解读。现实主义的传统在中国也曾长期占据正统地位,但高楠教授在《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中指出:“上世纪后叶,现实主义被冲击、被拆解,主要是对它的主流地位、权力话语地位的冲击与拆解,这种冲击与拆解在实践上体现为非现实主义的多元化写作的展开及一批有价值的作品生产。这样的实践集中见于80年代所谓先锋派文学的群体性崛起……经由这类冲击,写作与接受的兴趣重心被从现实主义权力话语中释放出来……”可以说,在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裹挟之下,现实主义传统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以至于在近些年的文化市场中,从小说到影视再到最为流行的网络文学,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这部115万字的鸿篇巨制摆在读者面前时,人们看到了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归,看到了“巴尔扎克式”的写作。中国作协在给梁晓声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中说到:“他坚持和光大现实主义传统,重申理想主义价值,气象正大而情感深沉,显示了审美与历史的统一、艺术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可以这样说,百余万字的《人世间》既是梁晓声个人创作生涯的巅峰,也是近些年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力作。

一、时代的书记员

巴尔扎克曾说“我只是法国历史的书记员”,从此“书记员”也成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代称。提到梁晓声,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他身上的标签——知青作家。梁晓声与共和国同龄,亲身经历了新中国70年的沧桑巨变,这70年间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并对他和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长期处在社会底层,他也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平民情怀和知青身份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先后创作了《今夜有暴风雪》《雪城》《返城年代》等知青文学作品,梁晓声也成为了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梁晓声说:“我的小说创作,从内容上基本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知青文学……我的另一部分小说大抵属于‘当下’题材……小说家应该成为时代的文学性的书记员,这是我的文学理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强调现实主义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1888年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中肯地评论了《城市姑娘》的创作,肯定《城市姑娘》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它的真实性在于“如实”地描写了伦敦东头女工的悲惨命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要求作家积极深入现实生活,感受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展现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列宁针对高尔基思想激情偏颇的情况,批评并告诫高尔基应“走出彼得堡”、走出大城市,深入到工农红军的伟大革命中去,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有类似的、更系统的表述。

梁晓声在谈到《人世间》的创作动机时说到:“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更了解城市底层百姓生活。我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我想将从前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有所帮助。”可以说,梁晓声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创作理论对作家的要求,他始终用自己的双眼观察着这个时代的众生万象,以一名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写作的方式表达对社会变迁的思考与理解。他始终认为,文艺作品应该引导人向善、社会向好发展。梁晓声的理想信念随着创作经验的丰富与现实生活更紧密地融合,呈现在《人世间》之中。

二、北方平民生活图景

《人世间》分为上中下三部,上部从1972 年写起,至1976 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长篇小说的开头往往最见功力,故事戏剧性地以周秉昆观看了一场“文革”中公审、游街、行刑的经历开场,对周秉昆来说这段挥之不去的经历为他今后的人生经历埋下了伏笔。恩格斯在评论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时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梁晓声在对典型人物的设置上可谓别出心裁,他并没有选择他熟悉的知青,而选择了留在城里的弟弟。根据当时的政策,子女多的家庭可以有一位不去上山下乡留在城里,而以往的文学作品大多将目光投向了“广阔天地”中的知青,而忽略了在城里的“留守儿童”,他们的情感、心理、生活往往被大的历史洪流所裹挟掉了。正如《人世间》中所讲述的,留城的往往是家里最小的弟弟妹妹,他们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角度。

经典马克思主义创作理论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应立志把社会、历史、人生境遇,尤其是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从里到外完整、全面地反映出来。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指出:“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他在‘人的滑稽戏’那部大著作里给了我们一部最好的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用纪录‘风尚’的方式……他描写着这个对于他是模范的社会:怎么样在庸俗的铜臭的暴发户的逼迫之下灭亡下去,或者自己转变成为这种人物……从这个历史里,我才知道了更多的经济上的详细细节。这里,甚至于比一切职业的历史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在这时期里的著作合拢起来的材料还要多些。”作为马恩始终推崇的作家的巴尔扎克,一直被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而梁晓声与巴尔扎克的相同点在于《人世间》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北方平民生活图景(从作品中可以准确判断出故事发生在梁晓声的故乡——哈尔滨),塑造了一个普通工人阶级家庭的三个子女:周秉义、周蓉、周秉昆以及他们身边的人50年间的经历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社会巨变,“上山下乡运动”“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下岗潮、出国热、反腐倡廉等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和思潮都可以在小说里找到。当宏大的历史经过普通人的演绎转变为“微历史”,这其中的细节与人物切身的遭遇、纠葛往往更具说服力,更能深入人心。这是《人世间》成为现实主义经典之作的基础与根基。

梁晓声与巴尔扎克的不同之处在于,巴尔扎克的小说主要在于揭露和批判,表现人性的丑恶和堕落。梁晓声则是秉持他的“好人文化观”,《人世间》主要在于弘扬正能量与善良美好。正如梁晓声自己所说:“《人世间》没有太坏的人,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总是干坏事。我总是在作品中挖掘、表现人物好的一面。这也是我对文学的理解。创作《人世间》时我要求自己,应表现出多数人本能地希望做好人的心愿。”他的确在作品中实践了他的这一理念,在小说中,作者积极开掘和表现人物身上善良正义的一面。即使生活困苦,即使身处逆境也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也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社会如何进步完善,人始终应该向善、向好,不怨天尤人,要自信自立自强。这种人性的光辉与美好表现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比如全书的线索人物周秉昆,他是成千上万劳苦大众的缩影,在他的人生经历中遭遇过很多次意外陷入磨难的事件:1976 年因为参加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入狱,为楠楠又身陷囹圄12年,与他的哥哥姐姐不同,他一直身处社会底层打拼,经常处在需要别人帮助的生活状态。但正是在这一个一个人生的沟沟坎坎中,彰显出了周秉昆的人性光辉,成为梁晓声“好人文化观”的践行者。他孝顺父母、善待妻子,对楠楠视如己出。这个父母和哥哥姐姐口中“缺心眼”“一根筋”的弟弟,却能够在自己尚身处困境的情况下在每一个家人和朋友需要支持的时候伸出援手,令人敬佩。在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千千万万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不断努力进取改变生活处境的愿望。这是《人世间》创新现实主义表达方式,进而达到新高度的标志。

《人世间》是梁晓声几十年创作生涯所积淀的人生阅历、创作经验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达到现实主义新高度的经典作品。一方面,它坚守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创作理论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界定和要求:客观、真实、深入生活、全景展现;另一方面,梁晓声以其独特的“好人文化观”和平民情怀,完成了对现实主义表达方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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