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的“羌寨”

一个摄影人，他的一生似乎注定在路上。路上才有风景，才有人文，才有故事。摄影人可以不必读万卷书，但必须行万里路。

摄影人不像作家。作家可以在自己的书房，一边喝咖啡，一边创作；灵感来时，他甚至在洗手间也能写上一段精彩的句子。而摄影人必须坚定地、义无反顾地走出书房，走出客厅，走向丰饶或贫瘠的大地、丰收或荒凉的田野、炊烟袅袅的村庄、繁华的城市、车水马龙的街道……

作为摄影人，徐献一直天命般地实践着“行万里路”的古训。而且，他甚至走得更远，从喧嚣的汉地一直深入寂静的羌区。每次都是一个人上路，每次都开着那辆Jeep，从成都到阿坝州羌人的主要聚居地——汶川、理县和茂县。

阿坝州地广人稀，面积八万多平方公里，是成都的七倍；而人口却不足百万，只有成都的十四分之一。徐献熟悉那里的河流与山川、草木与四季。他是有心人。为了有计划地拍摄羌族，他选择了中国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的汶川，作为主要拍摄地，又以汶川龙溪乡作为主要拍摄点。这样一来，从拍摄之初，“羌寨”作为影像人类学的概念便自然生成了。

作为摄影人，徐献的心中有两个偶像：一个是庄学本（1909—1984），一个是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1876—1964) 。前者是中国影像人类学的拓荒者、纪实摄影大师，后者是被摄影界奉为“使用镜头的巴尔扎克”的德国杰出的影像人类学大师、20世纪的见证者。

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拍摄“羌寨”之初，徐献便决心以两位中外纪实摄影大师为榜样，开始自己的“羌寨”拍摄之旅。他深知大师之路不可重复。21世纪的羌寨，既不是桑德当年拍摄的故乡威斯特伍德(Westerwald) ，也不是庄学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拍摄的“边地民族”，其风貌早已不复存在。

庄学本的十年考察，穿越了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的广大地区。徐献则希望自己用十年时间，深入一个地方，只拍摄一个民族——羌族。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啊！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怎样的勇气？我在想，如果让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的两鬓或许马上就会生出华发。

就这样，从2001年12 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徐献“带着相机进入了地处大山深处的理县蒲溪羌寨，不经意间叩开了那片古老的土地”起，十多年来，徐献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几乎有些固执地一直把镜头对准羌寨，努力实践自己对影像人类学的理解。他在《拍摄手记》中写道：“我试图通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原生态羌区的影像纪录，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古老民族灿烂的文明。通过一个个朴实的羌民的形象，展现现实场景中羌人朴实勤劳的风采。”

作为多神崇拜的边地民族，从三千年前逐水草而栖，到如今依山谷而居，羌人的生活无疑是朴素的、寂静的，同时也是欢乐的：那温暖的火塘，那细腻的羌绣，那力与美的“布兹拉”(羊皮鼓舞) ，那将神性植入日常生活的释比……

多年来在羌区，为了让自己的影像尽可能具有艺术与人类学的双重价值，徐献的镜头一直穿越在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与不同性格的羌人之中：绣制羌绣的妇女，上学的孩童，在田间劳动的青年，安享晚年的老人，直通神灵的释比……他的镜头渐渐地攫取到了同一血源里所蕴藏着的精神内涵。那一副副看似不一样的面孔、不一样的眼神、不一样的照相姿势和不一样的画面构图，呈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

我们看到，在这部《羌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1月版）影像作品中，有部分家庭合影，甚至是一个村庄人数众多的村民合影。这些犹如交响曲的合影，对于经历了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羌人，尤为珍贵。

当然，这种拍摄手法，并非徐献首创。那是桑德开创的全新的肖像摄影方式。这一摄影方式早在当年对故乡威斯特伍德村民的拍摄中，这位“使用镜头的巴尔扎克”就应用了。“我在多年的羌地拍摄生涯中，其中部分影像也采用了这种仪式般的拍摄方式，对羌族家庭做了人文式的拍摄。这种拍摄方式对我而言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尊重被拍摄的羌族朋友，就需要用一种仪式般的礼仪去记录他们。”徐献这样解释他的拍摄手法。可以说，徐献在羌区的影像实践，正是他向桑德与庄学本两位大师的回眸与致敬。

作为摄影人，十多年来，徐献把自己的创作激情和对摄影的热爱全部献给了“云朵上的民族”——羌族。如今，他仍然在路上。我不知道他还将遭遇怎样的风景，感受怎样的人文，将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作为徐献多年的朋友和本书的主编，我深信，他未来的影像会同样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