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殇：人性的羞耻

如果说，在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集体行为中，还没有什么灾难比战争更为惨烈，那么附着于战争而产生的形形色色、名称各异的“慰安所”和“慰安妇”，无疑才是战争给人类留下的最难以抹灭的梦魇和创伤。如果说战争是各种社会和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尚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出某种“无可避免”的论据，那么对“慰安妇”的摧残，就只能昭示人性中的兽性之恶。从这个意义上说，云南女作家瑞秋的《女殇——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11月版，以下简称《女殇》）一书，着实令人胆颤肝裂地展示了人性的羞耻，它“记录并凝固了人类羞耻的历史，以及这种暴行对生命的伤害和希望的粉碎”。

抛开所有虚假的吹捧和浮夸的包装，至少我个人觉得，2014年云南文学创作最重大的收获，之一是范稳以西南联大学子投笔从戎英勇抗日为主线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之二就是瑞秋的《女殇》，没有之三。巧合的是，这两本书都在2014年7月被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列为重点扶持项目。这当然不能说明什么，但瑞秋自己的话，或可成为《女殇》文学、文化价值的某种注解：“从2012年的3月17日，为了寻找一个传说中的‘慰安妇’，我登上飞往腾冲的飞机，到2014年6月30日从桂林飞回昆明长水机场，留下一大堆机票、长途客车、动车、出租车票。除此之外，还坐过没有票的面包车、无证经营的黑车、摩托车、助力车、拖拉机和马车。从云南中缅边境的畹町，到黑龙江中俄边境的东宁；从海南保亭县叫什齐的苗族山寨，到山西盂县叫七东的乡村窑洞，找到了27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

《女殇》是一本非虚构文学作品，成就于作者历时800多天、大跨度大范围的实地调查和采访。用作家杨昭推荐其参评高黎贡文学奖的话说，它“既富于文学的理想，又秉持田野调查的态度，较好地还原了时间的质感与一个特殊人群生命的痛感”。当然，读罢《女殇》全稿，除了心灵震颤和失语，我的直观感觉和作家甫跃辉完全一样：“瑞秋做了一件很多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儿。那么多地方，那么多人，那么多往事，只需要最简单最质朴的文字，就已经足够动人了。”因此难以遏制，我约了瑞秋面谈——《春城晚报》悦读周刊（以下简称“悦读”）：“2012年，初春。我在空气干冷的家中，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走遍中国，找到幸存的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这是《女殇》的开篇。我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你做出了这个决定？

瑞秋：这个说来有点意外。2012年的某个星期六，一位来自北京的女性朋友说，她5年前去腾冲采访见到一位老大娘，故事很传奇，本想拍成电影，但后来不了了之……那是一个类似于杜拉斯《广岛之恋》中法国少女与德国士兵的爱情故事。但是，在我经由电影和小说所获得的记忆中，战争中的女性，更多的是被占领地骑马握枪的军人放肆粗暴地追逐和强奸，甚至杀戮。人类的战争，使得无法统计的女性无辜牺牲和成为替罪的羔羊。只是悲剧落在每一位女性的头上，就有了不同的故事和结局。我想找到她所讲述的故事中的“女主角”，就只有自己去调查……没想到，我的日常生活形态，从此改变。

在后来的采访调查中，我看到了2007年6月25日的《桂林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所描绘的这个场景：从东京到桂林调查的独立电视节目制作人朱弘，在身高不足150厘米的韦绍兰面前双膝跪下，说：“勾起您60年前的痛苦和耻辱，为此，我们向您道歉，向您说声对不起！”他还说：“妈妈，我今天来见您，是想为您讨回公道，找回公平，但是必须得到您的配合，才能得到足够的证据。完成这个工作很不容易，我问您的问题会勾起您最痛苦最羞耻的记忆，让您伤心和难堪。我先给您道歉，说声对不起，然后由您来决定说与不说。您要不愿意，我马上离开，永远不来打扰您。”他继续跪着，等待瘦小的韦绍兰给出答案。

朱弘足足跪了15分钟。韦绍兰惊呆了，接着失声痛哭。那些久藏心底的无奈与屈辱统统化为泪水和哭声，母亲与被叫做“日本仔”的儿子相拥而泣……

终于，我欲罢不能。

悦读：云南的李连春、广西的韦绍兰、海南的林爱兰、湖北的朴次顺、山西的侯冬娥……你的访谈，无疑像引领她们回到曾经的噩梦，再度撕裂她们已经结痂了70年、不堪回首的创伤。她们怎么还都愿意对你讲述？

瑞秋：并不是每一位受害者都愿意讲述自己关于受害的往事，虽然这种记忆永远不会消失，但把它公布于世绝非易事，这涉及到性的隐秘和性伤害的隐秘，这也就是受害者在战后漫长的岁月里忍气吞声的重要原因，所以更多的受害者是带着这种惨痛的记忆默默离开人世的。我采访的27位女性，尽管看上去是苍老羸弱的老妇，但内心都具有非凡的勇气，才敢于公开自己这段特殊而黑暗的经历。她们说出了历史的真相，是想得到一份终身渴望的公正。

尽管如此，诉说依然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支离破碎的。我在聆听她们的话语时非常费力，除了这个问题本身的难以启齿，还有方言的隔阂和年老记忆的丧失。很少有一次就可以完成的采访，基本上都得重复拜访，最后再来整理。有的大娘，今天愿意说，明天又不愿意了。有的今天不愿意，明天又愿意讲。这个过程让我深刻感受到这种伤害的惨重和无法释放的痛楚。也有个别大娘可以清晰和基本完整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委屈，但都是在与我熟悉并有了很高的信任度之后才做到的。

还有一点，应该是性别的缘由，女性与女性的天然亲近与同情会带来很多交流的可能，甚至可以直达内心。

悦读：书中那27个在那场战争中惨遭凌辱的女性，你历时800多天对她们调查采访，跨度和范围可谓庞大，包括旅途和心情，其艰难与酸楚可想而知。你是怎么挺过来的？面对她们时，你最刻骨铭心的感触是什么？

瑞秋：我并不是一直有勇气和力量在做这件事，中间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但每一次放弃之后，都会因为不能忘记而自责，又重新鼓足勇气背上相机、采访本、录音笔和换洗的衣服出门。我想，每一位老人的故事都充满让人无法轻视的悲伤，如果世人无从知晓，应该怪罪于我，因为我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面对她们凄惨的往事，我记不清自己哭过多少次，即使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时也忍不住停下来擦眼泪，甚至放声痛哭。她们是人类罪恶的牺牲，也是阴暗历史的证据。我最大最深的愿望就是能够将作为人的尊严还给她们。
至于说到刻骨铭心的感触，还是这些花样年华的少女和少妇被残酷的战争和丑恶的人性摧残和葬送的幸福和希望。一旦被欺骗离乡背井，一旦路遇性欲饥渴的日军士兵，一旦被强掳进炮楼和据点，她们的生活就开始尊严扫地、生不如死。即使战争结束，她们依然得背负深深的羞耻低头残喘，谁也救不了她们。再就是丧失女儿的母亲们，面对突然而至的灾难，她们拼死保护自己年幼的女儿，因此被毒打甚至杀戮。面对被带走的孩子，她们悲愤、痛苦、绝望，却无力改变残酷的现实，以至于发疯、上吊、吐血而亡。母女的离别撕心裂肺，让人不忍联想。这是人间最为惊心和凄凉的离别，或许就是永别。这种场景，是我无法面对的，让我惊恐、慌乱、虚弱。

悦读：你觉得写作《女殇》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瑞秋：如果我们对每一个经历了战争灾难的幸存者进行调查和采访，就会发现不论男女都是一份特殊的苦难，同样充满奇异的伤痛和无尽的悲哀。个人的悲剧，重大而深刻。其他类型的战争受害者，比如亲人死亡、自我伤残、丧失财产，都可以昂首挺胸、义正词严控诉战争的罪恶，唯有性暴力受害者忍气吞声、沉默寡言，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正视。

性暴力是特殊的伤害，更为特殊的是人们对这种历史的轻视、回避和缺失反省。战争结束之后的多年，那些数次跨入慰安所大门的日军才有人感到后悔和羞耻，才觉得战时公开设立的慰安所如同当众拉开裤子拉链暴露的私处。

公开受害经历的困难造成了调查统计的困难，也让这段历史保持了长久的沉默。仅就我见到的27位，她们不得不生活在偏僻闭塞的乡村和城镇背静的街道，永远蒙受难以摆脱的羞耻和苦涩，甚至是来自同胞和亲人的冷淡和鄙夷。她们简陋的居所、困顿的生活、惨痛的记忆、悲伤的内心、多病的身体、落寞的神情总是让我不安和难忘。

除了态度之外还有资料收集的困难。当年慰安妇和慰安所的相关资料多数被日军销毁和遗失，日军强奸轮奸的受害者数目无法统计，因而活着的当事人证言尤其重要。27位幸存者的证言，让我得以记录并凝固人类羞耻的历史，以及这种暴行对生命的伤害和希望的粉碎。对40万性暴力受害者，除了对她们孤苦的灵魂献上我的同情和悲悯，还希望她们的悲惨遭遇能成为人类永别武器走向和平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