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用工荒”中寻找农民工

２０１０年初春，地处“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地区”的浙江华章制衣有限公司停产了。消息传开，众人皆惊。

昔日机声轰鸣的车间，这时一片寂静。工厂门口，虽然保安仍在值班，但再也见不到热热闹闹的上班景象了。听说８００多员工已经全部集体遣散，附近的百姓扼腕叹息。

当地人认为，“华章制衣”是被“招工难”击倒的。几乎同时，中国最大的节能灯生产企业浙江阳光集团人力资源部经理也喊招工难：“我们今年要招两千工人，可是难招啊！”与阳光集团一样，另一家公司也缺两千员工，可想尽办法只招到５００多人。

与上述公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宁波桑泰制衣有限公司在度过春节以后，不仅接回全部老员工，还迎来不少新面孔，整个企业活力四射，生机勃勃。

从２００９年下半年开始，“用工荒”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许多媒体在竞相报道“企业招人困难重重”的同时，纷纷发问：“农民工哪里去了？”

农民工究竟去了哪里？为什么“华章制衣”因缺工关门，“桑泰制衣”却“人丁兴旺”？

浙江：“用工荒”中寻找农民工

刘朱婴

综合２００９年下半年报道：１０月份正是各地用工旺季，但和逐渐回升的经济数据几乎同步，沿海地区“民工荒”不断加剧。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７月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６０．３万人，求职总人数３５．４万人，用工缺口达２５万人。深圳市４月用工缺口２．３万人，到６月用工缺口超过６万人。不仅沿海地区，就连受金融危机影响有１３７万农民工返乡的劳务输出省份云南，以及传统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眼下招工也是困难重重……

上虞：“招工难”击倒“华章制衣”

浙江阳光集团是家老牌灯具企业，共有员工５０００多人。由于经济复苏，订单增加，该集团又开了一个分公司，需要大量一线工人。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以往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就好像“海市蜃楼”一般转眼即逝。尽管人力资源部经理一再表示用工“不讲条件、没有要求、只要肯做就行，这种活学起来很快”，但仍然招不够人。

１６年前，国际服装巨头香港联亚制衣集团之所以投资“华章制衣”，主要因为上虞有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公司高管秦灿林回忆说，上世纪８０年代，联亚集团在深圳创办了两家来料加工型企业：“华建制衣”和“华深制衣”。在这两家港资企业中，有大批南下打工的上虞籍缝纫工。后来，到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由于珠三角地区劳动力成本上扬，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大举北迁，上虞籍缝纫工纷纷返乡。为了留住这批熟练工，联亚集团关掉了“华建制衣”和“华深制衣”，到上虞投资５００万美元创办了“华章制衣”。于是，大批返乡的缝纫工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华章制衣”既没有品牌，也没有研发能力，但并未影响它成为当时具有一流制造能力和产品交付能力的企业，因为它拥有大批本地熟练工。２０００年前后是“华章制衣”发展的鼎盛时期，产品源源不断出口美国等国际市场，年销售额突破２．５亿元，连续三年被授予绍兴市外贸先进单位。秦灿林说：“我们的企业只需按照订货方提供的图纸和规格要求，靠低廉的劳动力和产品制造工艺等优势，利润就滚滚而来。”

然而，谁能想到，世事变迁，好景不再。从２００３年底开始，“招工难”在“华章制衣”显露端倪。到２００７年，企业一线工人几乎流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务工人员。到２００８年，“招工难”更加严重，企业竟然出现介绍一名熟练工要给“人头费”的尴尬状况。“一开始是每介绍一名熟练工，企业给付１００元‘人头费’。后来涨到每人５００元，即使这样也难以招到足够的熟练工。”

由于招不到一线工人，因此出现管理人员、辅助工与一线车间缝纫工人数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万般无奈之下，“华章制衣”开始裁员，短短时间里裁掉近４００人。一方面招不到熟练工，一方面又大幅度裁员，加上随着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华章制衣”最终停产！

那么“华章制衣”原有的“大批本地熟练工”都上哪里去了？为什么出现“招工难”局面？答案其实并不难找。与“华章制衣”同处一地的一些制伞龙头企业，在其他同行苦苦支撑甚至停产关门之际，却靠“转型升级”增强了企业活力，提高了岗位待遇，不但稳定了老员工队伍，还吸引了大批新员工。“天玮雨具”曾是一家传统制伞企业，也曾面临“招工难”。“一方面，本地工很难招到，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涨，制伞业的利润已经很薄很薄！”面对困境，“天玮雨具”果断决定淘汰塑料、尼龙布等传统制伞面料，用可以降解回收的环保面料取而代之，投资９０００万元，上马“年产２５０万打环保伞技改项目”。总经理潘伟说：“环保伞在日本市场很受欢迎，项目建成后，我们在日本的市场占有率可以达到２０％！”

企业依靠转型升级重获生机，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保障自然吸引大批技术型打工人才纷至沓来。而不管以前是否辉煌，如今却工艺落后、产能低下、效益不好、前景黯淡的企业，谁又愿意去呢？这样的企业不但会被时代抛弃，也会被打工者抛弃。

“成是廉价劳动力，败也是廉价劳动力。企业如果不迅速转型升级，用优厚的待遇和健全的保障制度重新吸引打工者，只能面临灭亡。而加大转型升级力度，前面就是一片艳阳天！”秦灿林深有感触。

绍兴：招聘单位当场改“待遇”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７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谈到“用工荒”出现的原因时说：“对部分地区缺工现象，我还没做深入调查，但可能是由以下几种情况引起的。第一是我们整个经济回升向好，企业生产状况明显改善，订单增多，因此需要更多的用工。第二是企业用工和待业人员找工作常常在专业上不相吻合，有些企业需要高水平的技工，但这是目前我们普遍所缺乏的。第三是这些年来，工人维护自己的利益更加自觉了，他们即使是普通工种，也在为最低工资而挑选。我还注意到一个报道，就是今年农民工出来打工的比往年减少６％。如果由于农村经济形势好，生活条件有所改善，这种现象也是我们盼望的。我常讲两句话：既要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也要让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更加幸福。”

关于农民工的去向，社会上议论纷纷，普遍看法是：缺乏稳定性，没有安全感，多元化选择等因素使农民工不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任人驱遣”。绍兴市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说：老一代农民工正在逐渐退出打工行列，“落叶归根”。中年农民工上有老、下有小，赚钱和家庭都要兼顾，这种“一心挂两头”的状况让他们感到压力非常大。加上在外没有安全感，工作不稳定，因而很多人经过金融危机冲击，最终选择就近就业。这几年，地方经济迅速发展，创业环境得到优化，在家门口就业和创业对中年农民工很有吸引力。由于赚钱、家庭可以“两头兼顾”，因此不少人打消了外出奔波的念头。目前，务工市场的主体已经被８０后、９０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取代，“用工荒”在很大程度上“荒”的就是这批人。由于和父辈有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跟生活环境，因此他们进城不是来“讨生活”的，而是来寻找发展机会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有着远远高于“填饱肚子”的要求。他们聪明好学，更加注重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不少人不但没有经济负担，还能从父辈那里得到资助。所以，如果就业条件不好，待遇较差，权益没有保障，他们宁愿继续选择和等待也不草率屈就。

一个年轻的打工者被问及如何看待“用工荒”时，直截了当地说：工资待遇是核心问题！他让记者到招聘会现场看看。

３月初的浙东，连绵阴雨取代了本应艳阳高照的天气。尽管乍暖还寒，但招聘会却一场接着一场。

３月２日上午，绍兴市２２０多家单位参加在城市广场举行的大型人力资源交流会。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许多招聘单位在现场忙着改写工资待遇，因为大家听说浙江省刚刚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浙江友谊菲诺伞业有限公司的招聘人员一大早就赶到广场设摊，没想到一个多小时无人问津。情急之下，他们对自己的招聘启事下起功夫。“上面写的还不很清楚，要增加一些内容。”增加什么呢？招聘主管在不少销售岗位原有的工资说明旁边，补上了“＋提成”等字样。

见他们改了工资说明，其他几家招聘单位也如法炮制，对“提成”给予明确。有的干脆直接在原有基础上提高标准，上涨幅度从１００元到５００元不等。绍兴市汽运集团招“危货押运员”，底薪从１０００元提高到１５００元。绍兴温馨港湾大酒店招客房服务员，把“月薪８００元以上”改为“１２００元至１６００元”。

“再不能按照老标准招人了，不然肯定招不到！”一个求职者告诉记者，他做了５年操作工，今天来应聘就是想在去年的基础上多拿些工资。他刚刚从报纸上读到浙江省上调最低月工资标准的消息，非常兴奋。“这对我们求职者来说，的确是个好消息！”

能引起求职者关注的摊位，一般给出的工资最高值都很诱人。比如，有家工贸有限公司给出的岗位月工资在１８００元到４５００元之间，最高值是最低值的两倍多。另一家保健品经营部对业务主管开出的月薪是２０００元到１万元。但是，求职者也只是上前问一问，不敢轻易应聘。有人认为：“这些工种一般较辛苦，压力大，干得好很有前途，干得不好收入就很低。”不少求职者在考虑钱多钱少的同时，也考虑企业能否提供更好的待遇和更多的保障。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有家企业以用工关系和谐而闻名，这次来招电工、操作工、机修工和清洁工，共要５０多人，尽管给出的工资标准不算很高，月薪在１２００元到１５００元之间，但是很多求职者早早就到摊位前等候。准备应聘机修工的一个务工人员说，她既希望工资高些，也更希望“稳定些，有保障”。

招聘单位最缺的大都是一线工人，而这类求职者对工资待遇等要求都比较高。一家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的招聘负责人说，公司的招聘启事上，工资水平不断往上调，就是希望多招些有经验的熟练工。为了尽快填补用人缺口，服务业尤其是酒店业对服务员的“优待”甚至达到“宠爱”的程度。在一家大酒店的招聘启事上，餐饮服务员的月工资达到２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元，其他十多个岗位的月工资也分别为１１００元至２０００元不等。另一家大酒店为招服务员不但开出１８００元至２３００元的月工资，还承诺给予双休。招聘主管说：“在餐饮酒店行业，服务人员是员工主体之一，为了尽量减少流失，我们要保证他们有良好的待遇和优越的工作环境……”

“用工荒年年有，今年尤其严重。如何破解招工难，这对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务工主体，企业如果不顺应变化，坚持老一套，工资低，待遇差，无保障，没尊严，用工荒就会继续存在。其实，用工荒并不是绝对的，有的企业荒，有的企业却不荒，这就要看你是把农民工继续当成廉价劳动力，还是当成企业的财富，让他们工作、生活得有尊严。只有让农民工不慌，你企业用人才不荒。”绍兴市有关负责人说。

宁波：“好企业”不存在“招工难”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２日下午１点４５分，随着从安徽阜阳开来的Ｌ８４３９次列车徐徐进站，宁波火车南站１号站台霎时热闹起来。在“欢迎回宁波的外来工兄弟姐妹”“欢迎新老员工平安返厂”等大红横幅衬映下，在激动人心的鼓乐声中，早已等候的人群拥到车厢门口，把一束束鲜花献给从安徽阜阳赶回宁波上班的农民工。

这是一趟农民工专列，其中７节车厢里乘坐的全部是宁波桑泰制衣有限公司的员工。让公司领导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不但迎回一个个老员工，还看到一副副新面孔。“这是我表妹，刚刚初中毕业，在家里没事就跟着一起来了。”１９岁的张丽娟指着身边一个腼腆的女孩子说。而张丽娟本人，也是在两年前被大姐张玲利从阜阳带到宁波的。再往前数，张玲利也是被朋友带来的。“听说这里薪水高，又有专车接送，一个个的就都过来了。”

和张丽娟一样，２２岁的杨爱芹这次也带来一个新人，不同的是，这个新人是她的男朋友。

“桑泰制衣”坐落在宁波市鄞州区洞桥镇鱼山头村，虽然并非国字头企业，规模也不算很大，但与处在“招工难”困境里的企业相比，这里却是一派繁忙景象：车间里机声隆隆，每张工作台的后面都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面孔，好像许多用人单位到处寻找的农民工，此刻都集中在这里。

“都到齐啦！总共１１６０人，光安徽阜阳的就将近７００人！”厂长盛国义抑制不住兴奋，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从２００４年开始，每逢春节，我们都想方设法做好外地员工‘送去接来’工作，一方面是确保他们平安返乡和回来上班，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样做来稳定员工队伍，方便招工，留人留心。我们公司本来就很缺人，特别是业务方面的人。这次不但老员工全部回来，还带来这么多新员工，我们真的很高兴！”

盛国义说，过去每当临近春节的时候，员工就人心惶惶，担心买不到回家的车票。“厂子腊月二十五放假，可是一到腊月二十，车间里的人就没了。哪去了？都跑出去买票了。这哪行啊？为了让他们安心上完最后一天班，我们就和运输公司联系，包下１０辆大巴车，尼奥普兰，５０多个座位的那种，票价每人２６１元，全部由公司报销。上车那天，厂领导不但帮助提行李，还安排办公室的人事干部跟车照顾，一直把他们送到阜阳长途汽车站。”

走的问题解决了，可回来怎么办？“桑泰制衣”在宁波市总工会支持下，派人赶到阜阳，请阜阳市总工会帮忙，买火车票、开通农民工专列，然后迅速回到宁波，赶在员工离厂之前把提前买好的返程车票发到他们手上。员工返回那天，公司又组织１０辆大巴车到火车站迎接。

连续７年，每年春节来回接送员工。特别是今年，在许多企业招不到人的情况下，“桑泰制衣”不但让老员工心甘情愿回厂，还迎来新生力量。他们的做法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也给其他用人单位一个启示：企业用心，员工才能倾心。

“不能在订单多时才想到关心员工，平时就应该下功夫。”公司总经理王安友说，针织行业的生产有旺季和淡季之分，一线员工工资以计件制形式兑现。即使在淡季工资收入不高时，桑泰公司也会考虑给予补助，使员工能安心工作。新员工由于技术不熟练，计件收入较少，公司就会在当月给新员工每人补贴３００元，使他们达到宁波市最低劳动保障工资收入标准。视员工为财富，积极解决他们最关心、最需要、最实际的问题，努力保障他们的权益，让他们感受到温暖，体会到尊重，“这样，老员工才不会流失，新员工才愿意来，大家才会更加热爱企业。”

“桑泰制衣”的员工，尤其是外来务工青年，每人都有一段自己和公司的故事。

来自阜阳临泉的彭礼，２３岁，在厂里上班将近４年了，年年春节回家都享受公司车送车接的待遇。他的妻子陈玉娇也在厂里，上衣二车间的。今年春节，他们过得有些不寻常，因为女儿刚刚出生。一晃，该回厂上班了，返程车票就在身上。可是，谁都不忍心离开孩子。想来想去，两人最终作出决定：孩子放在老家。

想到孩子，彭礼的眼睛有些湿润。讲起厂子，彭礼同样心情激动。他说，回厂上班既是为了企业，也是为了孩子。夫妻两人之所以决定回来，是因为厂子待他们不错，他们在这里做得很开心。彭礼在４车间“上袖”，这是流水线的一道工序。制衣企业女工多，厂里的女工占到百分之七八十，为数不多的男工自然属于技术比较好的。技术好，收入就相对高一些。彭礼和妻子的月工资加起来有５０００多元。他们月月都打钱回家。彭礼不抽烟，不喝酒，陈玉娇也省吃俭用。虽然休息日小两口喜欢到宁波市区逛逛街，可总是什么也舍不得买。彭礼说，多攒些钱，到时候把父母和孩子接到宁波来，这样也好更安心地工作。

杨爱芹把男朋友带过来，也是觉得这边收入高，条件不错，企业对员工很关心。她笑着说：“即使老家的工资有１８００元，我也会来宁波。”她是个很有进取心的女孩，在上衣一车间做“流动工”，就是哪个地方、哪道工序缺人了，她就上哪里做。记者采访时，她的同伴说：“做流动工的人都是技术最全面的！”她谦虚地回答：“不算吧？”

杨爱芹的理想是做“技术师傅”，她的同伴又替她解释：“就是做车间主任！”问到她和男朋友的关系，她说：“认识还不到一年，他住男宿舍，我住女宿舍！”听同伴讲起厂里有夫妻房，不要员工花钱，她身边的女工害羞得把脸埋进臂弯里。

在厂里做出口贸易的卢全荣，刚开始时没有工作经验，遇到很多困难。后来，公司对他进行培训，并且不断给他提供机会，“广交会一年两次都叫我去参加”，客户逐渐积累起来，他的工作也打开了局面。２００７年，他享受了一套公司奖励好职工的“人才房”，１０４平方米，优惠价２６万元左右。“顺利的话，２０１１年就办喜事了！”他幸福地说。“女朋友是（浙江）丽水人，嫁过来的话，我们就都是宁波人了！”

见回家的员工全部回厂，还把老乡、朋友带过来，总经理王安友高兴地表示：今年公司要给员工涨工资，平均１０％！这个举动也许又让很多招人单位震惊不已，也可能吸引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流向“桑泰制衣”这样的“好企业”。

宁波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陈勇说，作为劳务输入大市，宁波已经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生活的首选城市之一。截至２００９年２月底，全市外来人口总数达到３９０万，外来劳动力达到３４３万；外来务工人员在宁波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经占到全市企业员工的５６％，有些行业的一线工人中，外来务工人员占到８０％以上。今年宁波不存在“用工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宁波为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环境，开出了一系列“政策大单”。在宁波，几乎没有人喊“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被亲切地称为“新宁波人”，有人甚至直呼他们“兄弟”。这样的氛围，让宁波在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心目中有种“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