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每一年的高考就不断地改变着一些人的命运。发源于中国古代科举选拔制度的当代中国考试模式，有人诟病，也有人肯定。无论怎样，其生命力现在看来都是十分强大而旺盛的。
80后的人们很难完整地回顾这30年的“知识改变命运”的历史，不过，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就有着这样的亲身经历。从父辈的故事中，似乎可以让我们窥见这场改革进程中的一斑。
父亲时常和我谈起他小时候的故事：初中毕业，15岁下乡，只身一人从武汉去了鄂西北的那个小山村，两年后进厂当了工人。相信很多那个时代的人们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当然，现在可能也有着类似的想法：那就是父亲一直都耿耿于怀的：“你爷爷当初如果让我念高中，我考上武汉大学肯定没问题。那个×××他当时就是我们班的倒数几名，后来都上了武大，当了老师。你爷爷当时再等两年也好啊，等两年就恢复高考了。”这个时候如果爷爷在场，爷爷多半会沉默不语。最多也就是说一句话：“那个时候谁想得到呢，都巴不得赶紧把孩子送到工厂去当工人。
现在呢，爷爷奶奶的两个孙子（包括我）一个外孙都考上了大学。两个姐姐已经参加了工作——当然，她们都不再去当工人，而是成为了自己所在城市里的白领一族中的一员。最小的我则继续深造读研。从“知识无用论”到“知识改变命运”，再到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中国30年的教育改革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的大解放的过程。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教育还存在很大的弊端。可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它扭转了人们的观念。同时，培养的众多人才，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无数个这样的家庭的变迁，汇聚而成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变迁。这些点滴展示着这场改革的巨大成功，许多人的命运的确被改变了。可是，时过境迁，今天的我们又需要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问题呢？
父亲青年时代的人们的想法是“巴不得送孩子去当工人”，现在呢,人们的想法是“巴不得送孩子考上重点大学”。我想已经没有多少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去当工人了吧，即使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再严峻，大学生的身份一降再降，家长们还是想方设法把孩子们送到重点大学中去深造。高考这座独木桥，也正在向“考高”这座独木桥转变，非重点大学不上，至于职业技术学校，更是乏人问津。成千上万的复读大军成了各个中学保证升学率的关键。因为在在家长们的观念里，工人属于体力劳动者，是收入低，又累又苦的代名词，哪里比得上白领好。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高校扩招（尤其是重点优质大学），师生比严重失调，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能力下降，无法和社会需求相接轨，以至于用人单位喊他们缺人才，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毕业生们喊待遇低，专业不对口，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更有大学生“回炉”中专的报道引发社会讨论。其实人们往往还忽略了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人专业素质普遍不高。因为只有实在没办法了，考大学无望，人们才会选择去读技术学校当工人。更为普遍的情况是，一个新的庞大群体——农民工，似乎成为了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当然，这并不是指农民工朋友们的素质不高，只不过是反映一种现实罢了。
“世界工厂”，“GDP感英超德”并不能掩盖经济发展地区不均匀，贫富差距拉大，经济的质量不高的问题，在这里不讨论经济发展本身所遵循的规律问题。就从教育方面，教育的评判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而人们的观念又反过来引导着教育的评判机制。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尽管中国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充斥全球，可产品品质普遍不高，附加值低。这让中国制造始终处在产业链的底层。从而使得中国难以从容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我们同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只是一个方面，比如说，中国能在西方国家的封锁下搞出两弹一星，现在搞出个大飞机来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但问题是，和掌握尖端科技或者仅凭国家意志不同，我们需要的是社会化大生产，是量产这样的产品，并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得到经济效益。毕竟从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两回事，这里面涉及到一系列的产业链，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和对应举措。自然，高素质，高技能的工人也必定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中国的大飞机项目不也是几经周折，才在最近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有了眉目的吗？
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听说过国际技能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国际赛事就是各个行业的员工职业技能的比拼，比如车工，铣工，电焊工比手艺比精细度，汽车流水线上的工人比谁装得又快又好，精密仪器组装工人比谁组装的精细而迅速。比赛涉及制造业的各个行业，不仅限于制造业，也包括服务业，比如理发师比拼理发技能，美容师比拼美容技能等等。实际上，这就是在比一个国家的工人或者说是各个行业的员工的专业素养，敬业程度，制造水平，每两年举办一次。自1950年在西班牙首次举办以来，这个运动会的奖牌榜的前几位的常客包括北欧国家和西德。60年代以后，日本和西德都成为了奖牌榜上的主角。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奖牌榜首位成为了韩国的天下，中国的台湾也有不俗的表现。不难发现，这个运动会的奖牌榜排名和实际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尤其是制造业的发达程度惊人地相似。60年代，正是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80年代，也正是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中国台湾崭露头脚的时候。技能奥林匹克与其说是体现工人的能力高低，倒不如说是体现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的强弱。日本国内对于此项运动也是十分积极的，不管是政府组织还是民间组织，都是高度重视的，这也足以显示，日本不只是一个制造大国，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去年在日本福冈举办的39届国际技能奥运会上，韩国又拔得头筹。另人遗憾的是，直到去年那一届技能奥运会，中国才第一次派选手参加。如果诸位没有听说过这个运动会，那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如果人们都不愿意当工人，或者只有技能低下的人才去当产业工人，工人的专业素质得不到保证，我们将如何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
国家似乎有了改变现状的意识，教育改革的重点也已经开始由本科教育向职业教育倾斜（与高校扩招形成对比，许多地方的职业技术学校是生源严重不足的）。加强工人尤其是那些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技能的培训，从而为中国制造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作为普通民众，是不是也应该转变一下思想，摆脱老观念的束缚，再一次思想解放呢？如果自己的孩子的志向是当一名汽车修理工，做家长的是不是也应该做到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呢？毕竟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化的社会。光有国家的倡导显然是不够的，在一些地方，由于高素质的蓝领技术工人缺乏，企业给这些技能人才提供了优厚的待遇，甚至超过了白领，即使这样，人们仍然趋向于去争夺那些坐办公室的位子。一种职业导向或者人们的心态变化必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上大学并非最好的选择，很多人去了技术学校后也有着很好的前途。人们的思想观念就是如此，这个社会本来就不是只有脑力劳动者才最重要。即使在德国的大学里，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课程的比例也是1：1。这些都奠定了德国制造业以及整个工业乃至综合国力的强盛。
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另世界瞩目，历史经验表明，这必将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甚至于几乎不可能。
放眼全球，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的明星。是的，中国正在崛起，可是，中国能够顺利地和平崛起吗？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近代史上世界大国的兴衰：17世纪的英国，帝国初兴，而当时的海上强国是西班牙，英国正是在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才奠定了其海上霸主地位的基础。其后又与法国在殖民地的争夺上展开了长期的对抗，最终英国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一战后期，社会主义苏联的诞生令西方世界惊恐万分，他们都希望将这个异类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苏联在内忧外患中求得生存。而其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却给了苏联一个缩小与西方列强实力的差距的机会，1929年开始，苏联已经成功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型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西方列强无不惊羡神奇的“苏联模式”。而后来的二战，又重新划分了世界的格局，苏联凭借自身的实力在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战后终成世界一级。尽管它所奉行的那一套东西有着致命的缺陷，可它成功崛起的事实却无法否认。至于美国，更是充分借助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谋取了巨大的利益，自身在战争中损失甚少，却借机确立了新的世界体系。英国也正是通过二战，结束了其辉煌的日不落帝国的历史。
从中我们发现了什么呢？大国的发迹史几乎与和平无缘（所谓的大国是指综合实力上的强大，而不是就某一方面）。无论是故意挑起战争，还是无意之中借助战争，抑或是对手实力被其他原因所削弱（）。总之，新的潜在大国总会利用非正常状态下的契机实现崛起。这也十分正常，现有的世界强国们不会允许新的国家来破坏他们已经建成的世界体系，当然更不会允许新的国家超越自己。所以，中国的和平崛起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难度是十分巨大的，当然，也并非没有可能。中国的选择是加入到这个既成的世界体系之中，遵循着同样的游戏规则，努力成为这个游戏中的赢家。现在看来，30年来的成功似乎得到了大家（包括国际社会）的认可。如果说30年前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具体表现仅仅是对外开放，引进资金，引进技术，以廉价的劳动力为优势，建立以“量”取胜的贸易模式，那么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自己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产业工人，自己发展技术，从以“量”为优势转换到以“质”为优势。大势已明，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急剧减弱。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不易。所谓的走出去，同样，不是说依靠国家意志与行为，因为这样的走出去是没有竞争力与生命力的；也不是说只有个别的大公司，大企业走出去；更不是说形如跨国巨头们在中国建立他们的代工工厂，中国生产出来后再贴上他们的品牌走出国门，由高附加值所得利润全进了别人的腰包式的假走出去。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是要具有普遍意义的，建立利于走出去的机制，培养有潜力，有自己技术的企业走出去。现在中小企业面临的重重困难，还可以依靠产业转移等措施来克服，可是，廉价劳动力不会总是廉价，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沿海还是内地都一样。低素质，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又怎么能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保障？这样只会让我们表面上风光无限，一派繁荣景象，实际上却经不起一丝的风吹草动，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败下阵来。没有话语权，总是任由别人来制定游戏规则，自己仅仅充当游戏者，永远无法成为最终的赢家。必须努力使自己也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定中来。倘若在各个领域的核心技术，整体制造水平上受制于人，很难想象我们如何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和其他游戏规则制定者对话。
30年前，伟人邓小平告诉我们“要打破精神枷锁，来个思想上的大解放。”这句话之所以放在今天来讲其重要性仍然不减当年就是因为时代剧变的速度比30年前更快了，思想解放正是告诉我们如果最广大的群体的思维观念不发生变化，领导者们决策者们即使思路清晰目的明确，恐怕也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
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