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不解之缘 -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

登录|注册 |关于我们|

当前位置:中国青年出版总社 >> 资讯 >> 出版动态 >> 柳青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不解之缘

柳青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不解之缘

来源: 各界      作者:李光泽      2017年12月27日 09:21      字体:

1958年4月底,著名作家杜鹏程同志到北京出差,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去驻地拜访他。闲聊中,杜鹏程谈到,柳青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当时,柳青已出版了《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两部长篇小说,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了,而中国青年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红旗谱》《红日》等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计划在一两年内接着出版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这样,柳青的这部小说就机缘巧合地进入了编辑的视野。5月12日,中国青年出版社“二编室”给柳青写信,希望能得到柳青的支持,待这部长篇小说定稿后,交由他们出版。“二编室”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6月25日,柳青回信,婉言谢绝了出版社的请求。他觉得,小说第三稿还没有写完,写完后,还要发表,发表以后才能谈到出版问题,出书估计要在一年以后,甚至更迟。所以,不想过早地做出承诺,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压力。他让出版社到时候再联系。

为了尽快把这部小说“抓”到手,出版社安排社里“唯一科班出身”、最会跟作者打交道的文学编辑黄伊专程到长安县皇甫村去拜访柳青。临行前,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叮嘱黄伊说:“这次到长安,只要能约到柳青的长篇小说,就是胜利,就应记大功!”黄伊见到柳青之后,还未开口,柳青就知道了他的来意。柳青在家里招待了他,还斟了两杯酒,两人边吃边聊,交谈甚欢,顺理成章地达成了合作意向,可谓一顿家常饭,两杯知己酒,成就了一桩“好姻缘”。当然,这和柳青曾在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社工作过也许有一定的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团中央的下属单位,和中国青年报社是兄弟单位。有一份老感情垫底,话就好说了,事儿也就相对好办了。

8月7日,柳青和出版社签订了《约稿合同》。这是一份制式合同,出版方盖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出版合同专用章”。柳青在约稿内容的空白处填写了“长篇小说”几个字,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填写了具体的年月日。这份合同的签订,标志着柳青把长篇小说《创业史》正式许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10月初,中国作协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安排了国庆十周年献礼工作。会后,各出版社都准备献大礼,中国青年出版社也不例外,将柳青的长篇小说作为献礼的重点之一,列入了1959年的出版计划,希望柳青函告书稿名称、大约字数及交稿时间;同时,还郑重地告诉柳青,出版社领导近期准备到西北各省走一圈,到时候会去长安县拜访他,以便进一步商谈出书事宜。当时,柳青正准备重写小说的部分章节,就给出版社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第一部草率从事,出版后遗憾很多,就很难写好以后的主要部分,这样对读者也是不负责任的,不尊重的。至于‘献礼’,在刊物上发表就够了。”柳青请出版社把这部小说从1959年的出版计划里抹掉,改在1960年第一季度出版。

《创业史》在《延河》连载以后,为了更好地修改,柳青请出版社把社会各界对《创业史》的批评意见收集起来,最好能剪贴起来。出版社安排资料室认真收集整理以后,安排王维玲同志去长安亲自交给了柳青。

1960年1月23日,柳青把小说上卷的修改稿寄给出版社,同时告诉出版社,下卷的修改稿要迟一些,争取2月底3月初寄出。一是因为二十二章要推倒重写,二是因为哮喘病发作,如果住院了,寄稿时间还要更晚一些。出版社非常体谅柳青,说时间由柳青自己安排,并表示,收稿后,出版社会尽量抓紧,争取又好又快地出版。3月初,出版社一收到小说的下卷,就按急件付排了。为了抓紧时间,力争在7月份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之前出版这部小说,文学编辑室和计划、印刷部门还开了个会,大家达成共识,力争每个环节都不拖延时间。

《创业史》正式出版之前,为了配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宣传,出版社想发一条新书出版消息,柳青本来不愿意在出书前过早地宣传,但考虑到出版社的需要,就勉强答应了,但是要求出版社只做“简单的介绍或公开的宣布就可以了”。

《创业史》清样出来以后,出版社对几个地方的用词提出了修改意见,并陈述了修改理由。之后,柳青就《创业史》出版的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关于封面设计,美编室设计了几个草图,柳青认为“天蓝色较佳”,“米黄色和橘黄色配在一起比较好看”。关于《创业史》内文用纸,柳青希望采用像《风雨的黎明》那样的薄纸,担心纸厚了难看,也不方便携带。出版社给柳青邮寄了《我们播种爱情》《草原烽火》等不同小说的不同版本,供柳青参考。柳青希望《创业史》用36开的小开本,说这样可以装在衣兜里,便于读者携带。36开本是非常罕见的开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尚无先例,但既然柳青有这个要求,出版社就满足了。关于书脊的格式、颜色、字体以及“出版说明”应该放的位置,柳青都做了详细的交代。最后,柳青叮嘱出版社,付印前,书的封面、内封面、引言、出版说明、内文,他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寄大样时,希望从扉页到最后一页全部寄给他。他还说,书付印时,真想亲自到北京去一趟,可惜因为家中要修理院墙,时间上有冲突,实在去不成。

为了避免出现差错,柳青发电报,要求出版社“两卷一同付印”。出版社为了赶进度,寄大样时用的是航寄,柳青亲自审定以后,就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印刷厂。

这样,由黄伊拿回版权,因故由陈碧芳负责过一段联络和编辑工作,最后由王维玲担任责任编辑的《创业史》第一部普及本就于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首印10万册,定价1.54元,这就是《创业史》的初版本。

《创业史》初版本是没有插图的。事实上,出版社从一开始就想加入插图,并且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先后找了北京师范艺术学院装帧系主任阿老和《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的苗地,两人都是大家,都愿意为《创业史》画插图,但是因为手头工作任务很重,时间紧,不敢贸然答应。出版社希望柳青通过个人关系,请求华君武给部下苗地匀出来一些时间,以便绘制插图。但是,柳青更希望用有才气的年轻画家。于是,出版社又找了几位年轻画家,分别画了插图,其中有一位于姓画家的插图,柳青觉得很好,说如果政治上没什么问题,就用他的插图。但同时,他又说,如果时间匆忙,初版可以不插画。到最后,《创业史》出版时,终究还是没来得及把插图加进去。

在1960年3月28日柳青给出版社的信中,他还说他个人需要100部《创业史》精装本(上卷和下卷)用于赠送友人,赠送名单等出书以后寄去,希望出版社能够代寄。同时,他还想要一部分普及本,送给农村的人。6月24日,柳青给出版社开了一个赠书名单,共70多部,他让出版社把书钱和邮费记好账,以后一并结算,剩余的20多部暂时存放在出版社,还特别交代说,兄弟亲戚,赠书上什么都不要写,其余的统一写“某某同志指正,柳青,某年某月”。柳青的赠书名单中,除了习仲勋、刘澜涛、马文瑞、胡乔木、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等同志外,还有陕西省委、西安市委以及哈尔滨、鞍山、沈阳、大连、雅安、长安等地的友人和亲属。他在名单中特别注明,哈尔滨松江地委的六弟刘毓华和沈阳市的内弟马湛溪,要用挂号寄,由此可以看出柳青对刘毓华和马湛溪的特殊情感。

柳青在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后,觉得普及本封面的“黄带太细,字小,和上边不对称”,对布面精装本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来,装布面的,是柳青提出来的。出版社考虑到布面的在市场上销售恐怕有困难,但柳青个人喜欢,就装了一些。柳青本来想用布面精装本送人,但是看到成书后,他改变了主意,想把尚未寄出去的小开本布面精装本换成大开本的纸面精装本。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觉得布面颜色太沉,不如原书颜色好,另一个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出版社考虑到封面设计过于简单,就在“创业史”三个字的背景处烫了一块金,柳青觉得太豪华了,怕给大家留下不好的印象。7月4日,柳青给出版社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赠书改纸面精装可否”,随后,又专门写了一封信,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信寄出去以后,又怕出版社为难,7月9日他又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如不便仍赠布面请勿作难”。出版社给柳青回信说“工厂送来布面精装本290部、纸面精装本240部”,就按照柳青的意思对赠书进行了调换。后来,柳青觉得自己给出版社添麻烦了,感到很不安,专门就这件事对出版社表示了歉意。他说,给出版社发信时,妻子马葳坚决反对,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信发出去了。柳青诚恳地说,他和出版社之间已有那么多的协作,他相信出版社不会认为他是百般挑剔的,请出版社原谅他。

出版社代柳青赠送给巴金的书,没有写名字,巴金回过头来,又叫柳青写。当时,巴金已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柳青感到很不好意思,觉得对前辈不够尊重。但他并没有责怪出版社,只是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人总是谨谨慎慎的,而在日常琐事上,特别是在事务性的程序性的事情上,人有时并不那么细心,这是人之常情,对文学工作者来说,应该注意。”

因为一部《创业史》,柳青和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

柳青长期住在长安乡下,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好多报刊看不到,想要的书也买不到,他就请出版社的编辑帮忙买了寄给他,编辑总会想办法满足他的要求。柳青想要一本1961年一月号的《文艺哨兵》杂志,出版社就写信给杂志编辑部,让编辑部直接寄给柳青。柳青想要一套《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和英国、法国、俄国的文学史,编辑跑遍了北京,虽然没有买全,但还是让柳青十分感动,这些书大多有头无尾,破破烂烂,柳青知道他们是跑书摊买的!

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和儿子刘长风在北京上学期间,柳青因为离得太远,没法照顾他们,就把他们托付给了出版社的编辑。刘长风不满意原来的学校,想转学,编辑先后联系了好几所学校,最后找了北京团市委的工作人员出面,帮助刘长风转到了满意的学校。当时,刘长风想留级一年,柳青不了解情况,拿不定主意,就让刘长风跟王维玲商量,让王维玲给当参谋。柳青托出版社给姐弟俩找个合适的住宿地方,找了好久,找不到适合的,出版社就把西总布胡同的职工宿舍腾出两间来,让姐弟俩暂住。柳青在给编辑的信中说,成年以来,他大部分时间在基层,文艺界朋友不多,所以,既然和出版社发生了较密切的工作关系,就理所当然地把编辑同志们当作朋友来麻烦。同时,他又先后四次在信中叮嘱编辑,仅限于帮助解决转学和找房子两个问题,其他方面不要照顾。他怕孩子们不能正确理解,对他们反而没有什么好处。他告诉编辑,他对世界的要求不高,写完《创业史》,孩子们成好人,对社会有用就对了。

柳青患有哮喘病,每年五六月关中小麦扬花时节是哮喘的发作期,这个时候,他就得出去“躲病”。1960年4月26日,柳青给出版社写信说,准备五月去北京“躲病”,做出版社的客人。为了躲避报纸记者和文学期刊编辑拉稿和一般性应酬,他让出版社找了一个与外界联系很少的地方,无拘无束地住了下来。他说,这样做绝不是显示大作家的神气,而是实际需要。从此以后,柳青每次到北京“躲病”,或者到北京去开会,中国青年出版社几乎都“包揽”了他的食宿问题。

柳青和中青社编辑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用柳青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是为了我国文学事业的联合努力,而不是买卖关系,我很满意这种关系”。他们之间,的确不是买卖关系,但也不仅仅是同志关系,他们还是朋友,是亲人!事实上,柳青也没有把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当外人。甚至到了临终前,他仍然给儿女们交代:“我不在人世后,有事还可以找中青社的同志帮助。”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怎样的一种信任啊!出版社对柳青的无私帮助,在柳青女儿刘可风的心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叫编辑,是出书的,他们都是热心肠的好人。”

柳青去世以后,出版社的编辑帮助他的儿女们料理了后事,还协助安排了几个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作为知己,王维玲为柳青做了最后一件事,就是按照柳青的遗愿,一捧一捧把他的骨灰分放到两个骨灰盒里,一个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个葬在了长安县皇甫村。

顶:30 踩:39
对本文中的事件或人物打分:
当前平均分:-0.28 (86次打分)
对本篇资讯内容的质量打分:
当前平均分:0.32 (87次打分)
【已经有0人表态】

读者服务|经销商服务 |作者服务|人才招聘|站点地图|友情链接
Copyright 2006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 12031540 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总)网出证(京)字第08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26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