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当代最畅销长篇小说的最后一人走了

记得《红岩》吗？当政知君向朋友抛出这个问题时，这位“90后”竟然唱出了歌剧《江姐》中的一句歌词——“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显然，《红岩》这部讲述了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渣滓洞和白公馆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作品，不仅陪伴了数代人的成长，由其改编的歌剧《江姐》和电影《烈火中永生》更是家喻户晓。

可对于《红岩》的作者，许多人可能并不十分了解。注意到，这本书的作者有三位，其中两位罗广斌、刘德彬早先已经去世。而5月19日10点25分，《红岩》最后一位作者杨益言逝世，享年92岁。

被囚于渣滓洞

杨益言1925年生于重庆，不同于学中文出身的作家，他是一名工科生，毕业于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抗战胜利后不久，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运动。因为在1948年同济大学“一•二九”事件中负责宣传工作并任《快报》总编辑，杨益言遭到迫害和追捕，被学校开除并遭缉捕。释放后回到重庆，执教于重庆中国铅笔厂职工夜校。

但是杨益言并没有放弃抗争。他不仅在重庆进步刊物上发表《一二•九真相》等文章，而且与重庆大学地下党联系上，准备利用手头的照片、资料编本书《控诉》。而这时，他已经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国民党认定他是中共从香港派回重庆恢复《挺进报》的，把他逮捕。

据杨益言回忆，那是盛夏的一个下午，他正独自一人在楼上的小屋里看书，有人敲门。他刚把门打开，涌进四个人，便装，但有枪。杨益言没有说话，更没有挣扎，他坦然地下楼。楼下，还有几个全副武装的特务，杨益言唯一没想到的是抓他这样的书生居然也要动用这么多人。

彼时尚不满23岁的杨益言，被囚禁于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集中营。狱中的生活，杨益言只记得坐过老虎凳，人坐在长条凳上，膝盖处绑着，两手的大拇指分别跟脚拇指捆在一起。有人用小棒不停地敲脚踝，不停地问：“说不说，你说不说？”不说，便在脚后跟处垫砖头，一块一块慢慢地加，加到四块，人的膝盖骨便会粉碎。1948年春节，监狱里开联欢会，杨益言表演的是拉二胡，《红岩》的另一位作者罗广斌的节目是洋派十足的踢踏舞，“演出”时，他的脚上还带着铁镣。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在白公馆、渣滓洞杀害近300名革命志士。而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等35人在特务的枪口下侥幸脱险。1950年4月起，杨益言在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工作，先后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委等职。同时，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写作，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从1951年开始发表小说《大后方》《世界》等文学作品，1957年与罗广斌、刘德彬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

下半夜的馒头

此前没有文学基础的杨益言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并不容易，而小说一经面世，也改变了包括杨益言在内的三位作者的命运。

1958年底，中国青年出版社派人到重庆向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约稿，让他们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将重庆集中营斗争这一题材更充分地反映给读者。为什么邀请的是这三位呢？注意到，不仅仅因为他们亲身体验过集中营的生活，还因为三人此前已经结成了一个宣讲集中营革命烈士英勇斗争事迹的工作小组。

除了去学校、工厂、党政机关去讲渣滓洞和白公馆烈士的事迹之外，他们还做了一些文字工作，类似于领导安排的公文写作，有零星几篇字数不多的小作品发表在重庆的报刊上。在做报告的过程中，为了支持他们的工作，一些大屠杀事件的当事者和烈士家属们给他们提供了许多原来没有掌握的材料和情况。

据杨益言回忆，写作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前后三年。他和罗广斌分住在重庆市委安排的两间平房里，白天走访革命前辈、看材料，写作经常从傍晚开始，有时写到半夜，有时写到凌晨，但多数时候都写一个通宵。任务很紧，40万字的长篇，有时一天要写一万字。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没有东西吃，他们算是享受特殊照顾的，每晚每人能分到一个小黑馒头。馒头每天傍晚时发给他们，杨益言领了就放到一边，不去看它，也努力不去想。写到下半夜，饿得不行了，便掰一小片，再掰一小片，一个馒头居然很耐吃。

他还记得1960年的冬天，正是写作进入最关键的时候。那年的冬天很冷。有时候，凌晨两三点或三四点钟的时候，写作有些疲倦了，手也冻得有些发白发僵，渐渐拿不住笔了。罗广斌就来敲他的窗户，腋下夹着稿子，拼命搓着双手，嘴里呵着白白的热气。进来也不多说什么，就念草稿给杨益言听，互相提神。

当然，三位作者事先便做了分工，罗广斌写陈然、刘思扬、小萝卜头，刘德彬写江姐、老大哥、云雾山和蔡梦慰，杨益言写龙光章和水的斗争。

“这本小说像一部机器”

“这本小说像一部机器，每一个零件都经过敲打，每一个细节都被议论过”，杨益言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红岩》。在问世之后，这部小说和创作者的命运也几经变化。

杨益言曾向老友讲述过一段往事。1968年，他被押离成都四川大学武斗队的私设监狱，转而被押回重庆。武斗队长吼道：“向你提问题必须马上回答，不准停一秒钟！”其中的问题便包括“是谁指使你炮制《红岩》这株大毒草”？后来，杨益言被划入所谓“牛鬼蛇神劳改队”，在贵州与四川交界处的山区种茶采茶，春节几年都未获准回家。一次好不容易请到假回家，杨益言立即给周总理写信、申诉。

继1957年“反右”运动中刘德彬被剥夺了《红岩》的署名权后，“文革”时期，杨益言《红岩》的署名权也险些被剥夺。据他透露，“胡耀邦几次打电话到重庆，要那些整我的人拿出证据来，但他们拿不出……胡耀邦说‘作者名字拿掉，责任你们负’，他们才未敢”。

“文革”后，《红岩》像以前一样受到欢迎。先后被译成英、法、德、日、朝、越等10余种文字。1961年至今，《红岩》累计再版两次，重印113次，印数超过1000万册，高居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发行之首。

而杨益言的生命也浸透在了《红岩》里。《红岩》出版后，杨益言曾立过一条“家规”：儿女不能随便接受媒体采访，更不能随便谈《红岩》。

对于杨益言的去世，重庆市作协名誉主席黄济人感慨地说：“他的去世，我个人的看法是，象征着他们的文学时代结束了，那个年代的文学结束了。”他认为，以《红岩》为代表，可以说是创造了重庆文学的辉煌，“那些文学界前辈，他们制造了神奇，是被人们记得住的作家”。

92岁杨益言的人生画卷合上，《红岩》则永存。

（邢颖，转载自政知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