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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收文字,一部分选自《传统的误读》,一部分系从《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中擢拔而出,一律删繁就简,留短裁长。另外一部分则是新近所作,包括“国学与传统文化”、“国学概念的再检讨”、“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大师与传统”、“章太炎与国学”、“我看《于丹<论语>心得》”、“李零的《我读<论语>》”以及一忆旧还寻陶令盟一等,除了“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写于2004年,其余多为2006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所写,也都属于散篇零札一类。
本书分四个单元。卷一新作较多,以阐释国学和传统文化为主。卷二是关于学术思想的随笔,以及对新世纪的文化展望,侧重现代,稍涉明清。卷三是一组谈论古今文事的文化批评,有感而发,即使论古也难掩“今情”。卷四是几篇序跋和讲词。“大师与传统”一文,是作者为一次特殊的演讲写的文本大纲,内容主要围绕中国现代学术的思想和传统,可以见出作者近年关注的问题和研习心得,而且其精神轨迹亦大体能够笼括全书的旨归,因此便以之作为书名。
刘梦溪,1941年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主编。研究方向为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近十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 《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学术思想与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陈寅恪与红楼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情问红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三联书店,2007)。 另有《陈寅恪的学术创获和研究方法》、《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晚清胜流》、《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最后归宿》、《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马一浮的佛禅境界和“方外诸友”》、《论国学》等专题论文多篇。
人生小语
卷一
国学与传统文化
国学概念的再检讨
信仰与传统
传统与记忆
传统的误读
传统的流失和重建
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
《红楼梦》与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发生的奥秘
大师与传统
卷二
陈寅恪与现代性
史学的艺术之境
关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晚年的宁静
王学的意义
明清易代与士人之出处大节
现代学术的理性自觉
章太炎与国学
展望21世纪
21世纪的挑战:亚洲价值的反省
卷三
今天,为什么要阅读经典
我看《于丹(论语)心得》
李零的《我读(论语)》
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
话说梁武帝
古代的男宠
商品经济冲击下的科学与文化
文化意识的觉醒
《楚学文库》与长江文化
王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卷四
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范曾教授莅所迎辞
看余秋雨演讲
在美国讲《红楼梦》
《情问红楼》小引
敬意与温情——《学术思想与人物》后序
《中国文化》创刊词
《世界汉学》发刊寄语
新印《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小引
“忆旧还寻陶令盟”——序龚鹏程《北溟行记》
呓语
跋
国学与传统文化
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做传统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做传统社会。而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
国学则指的是中国的固有学术。我们在谈学理问题的时候,不应把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
近一个时期国学话题得到学术界乃至学术界以外人士的关注,似乎有一点“热”。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小学生有国学班,互联网上在辛苦地遴选“国学大师”,与国学有关的书籍销路也不错。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一个背景,跟近20年来学人以及媒体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传统文化已经减少了陌生感,甚至有了一定的认同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国学成了一个时兴的话题。
但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
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专门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当时大家在使用“国学”一词时,表现得比较审慎。现在讲国学讲得太泛,什么都成为国学了。比较起来我更倾向多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比“国学”更亲切普及,更容易被民众以及外国人所接受。因为每个人都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都有被传统所遮蔽的一面,都需要有对传统的反思能力,都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
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应该是让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必要资源,用现代性批评传统,也用传统批评现代性。在我们国家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新的诠释,使传统成为现代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化的层面。那些历史文化的遗存,那些物化的文化典范,我们需要增加保护意识。此外还有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现在因为有联合国的倡导,各国都很重视,我们国家近年也给予极大的关注,成效良多。
国学所包含的内涵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学术部分。当然就国人的教育而言,我认为国学应成为中小学课程设置的内容之一,这个问题比较大,需要细致探讨。但即使是在教育领域,也不应用“国学”来代替“传统文化”。
“国学”这两个字连起来使用,时间比较早,《周礼》里就有“国学”字样,但那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现在我们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比如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的通信中,黄提到梁有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样我们至少知道1902年国学这个概念就开始使用了。这封信在《黄遵宪全集》能够查到。章太炎先生使用国学的时间也比较早,而且他是最有资格承当国学大师称号的人。
20世纪的20年代,国学最为流行。1922年夏天,章太炎在上海有规模很大的国学演讲,《申报》配合,使国学的名声大震。还有1922年和1923年,胡适和梁启超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分别开了两个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列书籍184种。梁启超不赞成胡适的书目,认为他该列入的没有列入,不该列入的倒列了不少。所以他索性自己重开了一个书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4月26日开列的,收书目141种。试想当时的胡适之和梁任公在思想界是何等影响,他们这样的大举动,对国学的推动能没有作用吗?
其实20世纪更重要的事情,是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国两所地位最高的现代大学,分别成立了国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其影响不言自明。北大国学门聚集了一批学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负责人是吴承仕,也招收了学生。出版的刊物叫(《国学季刊》,胡适写的发刊词。清华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影响比北大国学门还大。后来的许多最著名的文史学者,都是清华国学院毕业。但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4年的时间,到1929年就停办了。无独有偶,北大国学门也存在了4年的时间,1927年停办。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到20年代末大学的学术分科渐趋成熟,文、史、哲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那么综合性的国学,其立足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小了。
国学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学术大家们有的有所保留,连写《国学概论》的钱宾四先生,他都说这个词前无承继,将来恐怕不容易成立。马一浮也说这个词不够恰当。重视国学是好的,但不必一窝蜂地大热起来。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时间并不长,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还不到30年的时间,认真地说还只是处在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时期。因为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传统采取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长时间有人认为传统是现代性的一种阻碍。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对小传统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被毁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改革开放后,不光是知识界,领导者以及民众态度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进入传统的重建过程,首先应该对传统“恢复记忆”。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话,他就讲,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就是说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传统了。金先生是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用通俗的语言所作的概括,我很佩服。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明历史文化的国家,它是一个有传统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是非常之小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认为,我们什么事情做不好都是因为传统在作怪,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现在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千年的经验,百年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它闭上了大门,割断了对外交流的渠道。近三十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承继,则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当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
可是伴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反思。比如小学生设立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要摇头晃脑,此理我实不可解。又比如有人提出应该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我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了。又比如去年圣诞节期间,据说有“十博士”提出要抵制圣诞节,这也是非常荒唐的。如果在西方,在美国,如果有美国人提出来要抵制中国的春节,亚裔和华裔会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允许。最近还有人提出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入场服装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明朝的,还是清朝的?不能不认为是一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的不恰当的思维方式。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但是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北大乐黛云教授开始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时候,他很重视钱锺书先生。虽然钱先生本人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我们从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中看到,书中充满了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他得出的结论是“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一类字眼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出现。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不立异,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当然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它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起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大家觉得不一定是一样的。其实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与美国的也不完全相同。
尽管人类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面前,比如生存的渴望、对灾难的应对等人性的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这不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当前我们重建传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也不可以例外。比如现在有的提出你要改学位服,这不一定是明智的做法。那么你索性连学位也不要,因为学位也是国外的东西,中国以前没有什么硕士、博士。但是学位我们当然要!
这里有一个知识无国界的问题。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一些传统节日应该恢复原来的位置,我对此是完全赞同的。比如春节已经和元宵节连起来了,在元宵节之前,很多单位都不是一个正式上班的状态,有些单位索性在元宵节之后再上班。像端午节、中秋节,这些中国的传统节日是应该放假的。但是切不可“立异”,一切都要与世界文明的形态区分开来,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聪明的,万不可行的。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不间断的文化,我也认可这个说法。前不久去埃及,深为埃及的古文明所震撼。它的法老文字非常美,也是象形文字,但它未能传下来。我想它是太具象了。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在重新检讨、建立传统的今天,文本经典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讲,他们认知传统,有时可以通过看实物,像古代的建筑、兵马俑以及博物馆里存放的展品,但比这些更方便的是,通过文本经典的阅读,来与古人对话,来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我们的古文化和古文明。
因为文本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典范,它里边含着中国文化的众多信息。这些年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古典的含量,这是很好的事情。文本经典的阅读风气也有所提升。不过,有一个问题仍需要我们注意。当我们讲文本经典的时候,作为国学这个概念所辐射的文本经典,并不包括小说、戏曲。当年胡适和梁启超开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把《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都包括进去了,梁启超的书目不包括这些内容。严格来讲,小说算不得国学的经典。国学经典有其特殊的含义,真正的国学经典,主要是六经,连诗词都不包括在内的。
但是,在今天来讲,有些不同,当代人没有那么深厚的古代文化根基,也没有那么多的知识积累,阅读经典必须的文字训诂的条件还不很够。因此,对重建传统和文化传承来讲,诗词和小说的阅读也是不可少的,甚至这也是我们了解历史文化的一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