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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硕儒1939年生于中国河北省,长于北京市,做过记者,编辑,编剧,导演,大型文学期刊《小说》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作家。与命运相约,终归成了生命旅途的旅人,流落过内蒙古,闯荡过西非洲,终于定居美国旧金山。
总在追寻,耽于笔耕,创作出版过小说集《爱的奔逃》,散文集《红磨坊之夜》、《外面的世界》(曾获全国优秀青年读物奖二等奖),散文随笔集《浮生三影》、《彼岸回眸》等。与人合作创作过长篇电视连续剧《巨人的握手》(曾获电视剧“金鹰奖”二等奖),做过长篇电视连续剧《延安颂》、《冼星海》、《周恩来在上海》的文学顾问。与人合作的50集长篇历史剧《大风唱尽汉时歌》正在筹拍中。
自序
荒原晓月
春残秋清
东去西来
跋语
荒原晓月
那时,我正年轻。那时,曾以为我未来的天空会是一片晴朗。许是因为我不丑,许是因为我有一副健壮的体魄和一份不错的职业,上班写作之余,每当走在街头步入舞场或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都会招来少女们并不嫌恶的注视……于是开始社交,于是接触着一个个资质不凡的男人和女子。万没想到,在一次不经意的春节舞会上,我开始了初恋,以致曲终人散后,我浑身发热终宵难以入睡,刚一闭眼,她清甜而寂寞的声音就在耳边响起,刚要入睡,她迷茫多情的眼睛就刺痛我的神经……其实,她比我坦率,或更确切地说比我勇敢,第三天,她就约我去北海公园。
那是正月初二的上午。雪后初晴。冰封许久的北京散发着少有的潮润,在我眼里,四季常青的冬青似乎青翠欲滴,形容枯槁的杨树柳树古柏,也不再落寞不再枯槁……两个小男孩儿正在冰冻的湖面上滑冰,歪歪咧咧,大声叫闹。突然,个子细高的那个一个趔趄摔倒在冰上,头上那顶两耳晃来晃去的皮帽子甩得老远。看着他的狼狈相,个子矮的男孩儿合掌大笑,一不留神,扑腾一下也摔了个“嘴啃泥”……我禁不住想笑可又没笑出声,反而晃着拳头大喊:
“别丧气,小朋友!起来再滑!”
许是这猝不及防的喊声吓着了她,她下意识地靠拢在我身边,我下意识地搂住了她的肩。她带着温馨的鬓发痒痒地触着我的面颊,一阵羞涩,彼此作倏然离开,彼此倏然红了脸……
我们接着再约、再见,有时相对无语,有时说个没完,见时心里满满的,走后留下无限空洞……那些天我十分敏感,那些天我不知有多少惆怅……
一个大风天,她在我的房间里待得很晚。
“我该走了。”她说。
“我送你。”我说。
从我住的单身宿舍二十四间房胡同走出,经校尉营、王府井,沿东长安街往西,我们信步走到南池子。这里正修自来水地下管道,马路挖成大沟,路旁堆满黄土。
风更大了,路上几无行人。一阵狂风吹来,卷起路边的黄土,一时间,沙尘漫漫直上夜空,高悬在电线杆子上的路灯也狂虐地摇晃。顿时,我们印在地上的影子虚虚渺渺地旋转起来。
“头疼……”她皱起两条好看的眉毛,似是呻吟地说。
“厉害吗?”我盯着她,眼睛穿过旋浮的沙尘黄土。
“没关系……经常的……”她苦笑笑。
“为什么会这样……没去看过?”
也算老病了,不管它……”她又笑,笑出几许沧桑。
一阵悲哀撷走我的心,我想用我的一切安慰她,“……我……”我的心有些乱,满满的,有些痴迷,“我感觉……啊,我感觉我离不开你……”说得十分费力,不知为什么我偏偏在这样的氛围、这样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心在打颤,头脑里一片恐惧,一片空白,我似乎在等待着她的宣判。
“你会后悔的……”迟疑了半晌,她说。
“不,永远不!”
又一阵凶煞的风,裹满沙土的风堵住了我的嘴。
……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预感抓住了我的心……我似乎看到普希金正在与他思慕很久的爱妻站在神父面前,忽然那摇晃的蜡烛灭了,普希金欣喜的脸一片煞白,他恐惧地自语:”难道,难道这是个不祥之兆?”难道这是个不祥之兆?我也自语。难道我的表白是罪恶?难道她的回答是灾难?否则为什么这狂虐的风越刮越大?否则为什么这带腥味的沙土堵住我的嘴?管他,人生本就虚虚渺渺,生命总要被黄土掩埋。这或许意味着我们一生将在风雨中度过,或许意味着我们将共同走完一生,共同被黄土掩埋。与一位我深爱着的姑娘同生同死何尝不是我的福分?我抱住她,第一次疯狂地吻着她……
青春期的恋爱就像入暑的天气,热起来烧得灼痛难忍,冷起来冰得从心底往四肢打颤。反复几年,我有时狂热地提笔成诗,不知写了几百首;有时痛不欲生,几欲早些了结那结满苦涩和思念的生命,终归,我们谁也不明白这是不是爱。我长长地陷入无奈,爱的无奈。
在那些年代,恋爱也是要经组织审查受组织控制的,尽管我不是党员,团员也不是。
“你那个女朋友的确年轻漂亮,可组织认为,你们再交往下去是不适宜的。”领导点起一支香烟,神态温和,开始了那场决定我命运的谈话。
“为什么?”我浑身打颤,不知是愤怒还是感到了受辱。
“她出身不好,自己表现也很差,何况她已经影响了你的工作!”
我紧盯着她那双凄迷的大眼睛。我吞噬着她无力又无奈的啜泣,我告诉她我不怕,别人越歧视我越真心实意地爱,直到永远。我胸闷,血液堵塞,我要大声呐喊,为她也为我的爱,“出身不好是她父母的事,交不交往是我们自己的事!”
我没意识到在那个几近禁欲的年代涉及个人私情时每个人都要戴上一副假面具,更没意识到我的率真会被他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是“政治素质太差”,是为“爱一个资产阶级臭小姐大发歇斯底里”,我只感到自己在受辱,连同我的心、我的爱、我的人格、我情感世界的偶像。我要抗争,要洗清我受到的凌辱,我脱口说出了在当时时尚认为是一句大不讳的话:“何况,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啪!”他拍响了桌子,随之掐灭了他刚吸了一口的香烟,”我为此庆幸。就你的素质说,恐怕永远也成不了共产党员!可你不要忘记,你还是一名国家干部,党报的工作人员!”
“党报的工作人员就不能恋爱?”
“自然可以,但要看你恋爱的对象是什么人,这是党对你的爱护。”说到“爱护”,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于是放缓了声音,面部肌肉也极不自然地松弛了一下,像是发痉挛,“你不想想,一个被杀、关、管的子女,一个仍然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话剧演员,就因为她长得漂亮,就弄得你神魂颠倒,这值得吗?你是在政治上走钢丝!你应该考虑自己的前途,政治前途!”
“请你不要亵渎我们的感情!”我不明白那高深的政治前途与纯洁的爱情会是那么水火不容,我更不理解那所向披靡的政治为什么就不能容纳那可怜可爱的弱女子,我觉得我所有的血管都在肿胀、在燃烧,我甩门走出那个房间。此后,那位领导再没找我谈过话,有时走到对面也视若未见,交臂而过。
一年后,在一次“革命化”运动中,我被列入了批判帮助的对象。那时还不像后来的动不动就开千人大会万人大会,组织一再强调纯属人民内部矛盾,是意识形态问题,要和风细雨,但也要面对面地指着鼻子批判。批判的内容大体是:1.有浓厚的资产阶级名利观点。表现是热衷于在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这自然一为出名,二为拿稿酬;2.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表现是社交面太广,爱跳舞,从来不穿大家都穿的蓝色或灰色制服而是穿西装;3.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恋爱观。表现是恋爱不注意政治,不向组织汇报,虽经组织耐心帮助,却仍执迷不悟,与那个资产阶级臭小姐打得火热……自然,在这种场合我是不能说话的。我能做的只能是做出认真听取批判的姿态,其实,我一点没听清他们的分析批判,更没看到他们是如何义愤填膺疾恶如仇,我只为她的不幸悲哀,为我不能代她抗争而悲叹而自疚。
我执著的爱并未收到顺理成章的回应,一点都没有。那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刚进10月,一场风雨就把院子里的老槐树的叶子刮成枯黄,到处飘飞。那天下午,我应一家电影刊物之约,写一篇影评。尽管文思缕缕,还是不断被窗外树叶擦地的声音打断。我盼着她来,无论风声还是落叶声一响,我就扭头外望,以为是她来了。已近薄暮,仍没她的影子,我只好沉下心来写作。
“笃笃笃……”有人敲门。
我打开门,果然是她。
我抱住她,她的吻却十分落寞,落寞得发冷。
“你怎么了?”我手足无措。
“……我在街上走了很久,”她推开我。
“一个人?”我望着她。
“我想,我今天要不要来……”
“为什么?你……”激跳的心在下沉。
“因为我不可能带给你快乐……我不愿这样……”她背向我,低着头。挺秀的背在抽动,那条长而粗的发辫也透着凄苦和无奈。
我抚着那背,揉着那发辫……“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我十分焦虑十分急切。
她蓦然回身,泪眼莹莹:“你今年24了吧?”
“这还要问?”我被她抛人五里雾中。
“该结婚了……”她攥住我的手,可眼睛并没看我,像是自言自语。
“要是你愿意……”我更加懵懂。要是她愿意,我自然愿意接受,可看她的神态,又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不,”她苦笑笑,“我是说,你该找个好女孩儿,你该结婚了……”她哭了,哀哀嘤嘤地,好久好久,劝也劝不止。
“……怎么回事?……”我抱着她,吻着她咸涩的泪,“你不爱我?”
她急切地摇头。
“那你说呀,到底怎么回事?”
天已完全暗下来,夜幕遮蔽了我们的空间,我们没想到开灯。“……我要走了,剧团已经下了调令……”她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为什么?”
“还用问?当然是因为家庭出身。”
“调哪儿?”
“西安。”
“我也去,我明天就申请调西安,那儿也有报纸。”不知是为安慰她,还是以为这样我们的爱更有保障,我甚至感到一阵轻松。
“不不,”她捂住我的嘴。
“为什么?”
“我不要你的怜悯,更不要你为我牺牲。”她十分绝断。
“这是我情愿的。”我也十分坚决。
“……我命不好,生在这样的家庭就不可能有好命……”她又啜泣,嘤嘤的。
“只要有爱,什么命不命的!我愿意承担你的一切。”
“不,”她擦了擦眼泪,“我想好了。今天来就是跟你告别的……我们,分开吧……要认命……”她趴在我肩上,再也抑不住地哭起来。
我安慰她很久也争了很久,可仍未能说服她。半个月左右,她走了,没再告别,也没给我电话,只说到西安安顿下之后她会来信的。我不知打过多少电话,去找过她多少次,始终没见她的踪影。她真的走了,剧团和家里都这样证实。
可我还是天天寻找,在我们一起走过的大街小巷、公园剧场、电影院、饭店……每一处我都走了一遍又一遍。开始的几个星期,我几乎每天下午去我们常去的正义路街心公园。当时,那里还是使馆区,有一种独有的风情与雅静。我坐在我们常坐的那张绿色长椅上,回忆着这张长椅上曾经有过的旖旎和气息,盯视着周围一切走过的女人……那天,绿荫深处有一个貌似她的背影,我急奔过去,正要呼叫,却见那长长的发辫是深栗色,那扭头斜视的脸是白种人……我盼着的奇迹终未发生,除了织补那些甜蜜又苦涩的回忆,我什么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