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灵魂的决战，一部特别的历史
三十年前出版上部，轰动海内外，被誉为“参与了思想解放的大合唱”；
三十年后续写下部，还历史一份完整的答案，给人性一次完整的诠释。
三十年前，《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完全本的上部）名动海内外的时候，我还是个未识字的稚子。所以，说起当年的风云人物和事件，看着我一脸迷茫的表情，作者黄济人老师总会善解人意地问：“小李呀，像你这样的年纪，你知不知道……？”
这样的句式让我感受到两个特别明晰的信号：一是黄老师观察入微体贴备至，他对那些把他视为子侄的国民党将军们一定充满了深刻的理解和悲悯，他笔下的那场不见硝烟却至为残酷炽烈的灵魂决战，一定撼人心魄，发人深省；二是时代毕竟划过了清晰的年轮，“像我这样的年纪”，“不知道”的恐怕是大多数。
随着编辑的深入，这两个信号在我脑子里不断地加强。我一面感动于书中历史的多味、人性的复杂，以及其关于信仰、关于命运的深刻思考，一面焦虑于如何把这好些的感动传递给“不知道”的读者。
首先让人费思量的是书名，《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将军是谁？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共产党的国民党的？决战不在战场，又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沿用这个书名可以唤起这本书曾经的拥趸的追忆的话，那么对于新读者而言，会不会因为费解而缺乏吸引？我纠结于新老读者的取舍，直到了解了这个书名产生的背景，才决定保留它——是这本书称这些主人公们为“将军”，而此前，他们被叫作“国民党战犯”。从把他们视作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到还原他们本来的面目，这是拨乱反正的结果，是一个新时代的乳莺初啼！而类似“国民党战犯改造揭秘”“功德林监狱内幕曝光”的字眼虽然吸引眼球，却丢掉了原有的历史内涵，削弱了这本书的价值。当然，为了关照“不知道”的读者，我在保留原书名的基础上，加了“原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始末”这个副标题，一方面用“始末”点明完全本与之前出版的同名旧作的区别——旧作，即完全本的上部，只写到首批“战犯”获赦，而新书续写了二十余万字，一直写到新世纪仅剩的一名“战犯”离世，完整交代了这批特殊公民在大陆的命运沉浮；一方面用腰封加以配合，明确将军何人、决战何处。
其次不得不考虑的是书的部头，洋洋洒洒四十多万字，在碎片化阅读盛行的当下，会不会让人望而生畏？好在作者通过章节控制了阅读节奏，那么我就把章节的目录细化，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到大名鼎鼎的人和他们鲜为人知的事，从而生出一探究竟的欲望，比如杜聿明给女婿杨振宁写信、比如黄维突然放下致毛泽东的感恩信发表即兴演说等。然而，这只是满足了人们猎奇的需要，可对于这本书而言，“猎奇”不过是个药引。
因此，剩下的问题便是，即便封面、目录的信息已经足够清晰，我又如何保证读者愿意真正进入那段历史？或者，换言之，读者凭什么要对那段历史感兴趣？那些尘埃落定的往事，与现实到底还有什么关联？这与其说是我要给读者解答的问题，不如说是我要先回答自己。幸好，完全本的下部，亦即将军们获赦后的经历，给了我满意的答案。特殊的身份、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境遇，本来就够荒诞离奇令人唏嘘，然而，已经宠辱不惊的他们还是竭力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如果我们追求历史真相，就应记得他们在“多说并存”的宗旨下秉笔直书，如实记录了他们亲历的抗日正面战场的烽火，让我们对历史进程的因果，有了更加全面的判断；如果我们期盼两岸和平统一，就不该忘记他们发起成立黄埔同学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所付出的辛劳，哪怕他们衰弱得就像一根麻绳，仍然是维系两岸关系不致决裂的纽带。修复历史、促进统一，他们蹚了道，我们还在走。而支撑他们走出败将阴影重建人生价值的背后的各种力量，是多么值得现实去思考和借鉴！
是人道主义的关怀让他们知恩图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让他们心悦诚服？还是民族的利益让他们终于缴械？或许只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又或许确为“投降的是人民，追随的是真理”？书中的将军们就有过相关的大辩论：孙中山先生是否接受了共产主义？黄埔学生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民族气节？那是他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为寻找出路所做的思考，而今人所审视的，自然已不是当初的命题。时代变了，观念变了，三十年前因思想解放而洛阳纸贵的盛况不可复制，但对历史的反思、对大义的追求、对人性的关怀，成了我们捧起这本书更充分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了三十年的积淀，本书下部的语言较之上部平和而从容，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自由解读的空间。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不管你持有哪种史观，不管你会生出怎样的感怀，那有滋有味的历史、有善有恶的人性、有喜有悲的境遇、有笑有泪的人生，如果没读过《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完全本，像你这样的年纪，你知不知道？
他们是因主义而信服还是为仁义而动情？是成王败寇还是不以成败论英雄？这些原国民党将军弃武从文，是华丽转身，还是被动生活？他们的晚景是幸，还是不幸？曾经的对手，真的可以一笑泯恩仇吗？
本书通过描述一大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及至获赦后复杂跌宕的思想嬗变和人生况味，富有说服力地展现了我党博大的胸襟，以及真理的力量、胜败的必然，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一本集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好书。
独家披露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王耀武、沈醉、文强等一大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及至获赦后复杂跌宕的思想嬗变和人生况味。堪称一部完整的“改造”史，也是一部真实的人性史。
这是一部积淀了三十年才最终完成的作品。上部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生动描述了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务头子、党政要员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处的“改造”经过。因突破了题材的禁区，写出了国民党人对民族的贡献，轰动海内外，影响深远。累计销售逾百万册。并于1991年改编拍成电影《决战之后》。
新增的下部，就从他们获赦后写起。身体上的自由并没有同时带来精神上的解脱，“新生”后的他们遭遇了“文革”的冲击，又经受了改革开放的洗礼，命运沉浮令人唏嘘。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在撰写文史资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为两岸和平统一呼喊奔走上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如果说上部从他们被俘写到获赦，体现了共产党在“战犯改造”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么下部从他们出狱写到最后一名“战犯”离世，重点就是还原他们本性的善良和道德的高尚。然而，回头再看，他们的命运并不因其个人的品格和才能而决定或逆转，他们的悲剧印证了一个无情的历史规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如此，本书才耐人寻味，叫人在感慨万端之余掩卷深思。
黄济人，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律贴获得者，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原国民党将领后裔，本书主人公之一的黄剑夫的儿子、邱行湘的外甥，被杜聿明、黄维、沈醉等视为子侄，因而得天独厚地进入了这个特殊的题材，写出了原国民党人真实的面目和心声。
提心吊胆的是沈醉，现在至少有两件事情让他惶惶不可终日。一件事关杜雪洁。他与这位新婚妻子刚刚度完蜜月，杜雪洁在医院上班时便遭到同事以及领导的抱怨。同事说，你嫁给“严醉”不要紧，我们全院的护士都成了“特务婆”；领导说，拜托你换一家医院工作吧，我院是全区十多年红旗不倒的先进单位，现在被你男人的名声抹成“锅底黑”了！杜雪洁回到家里，向沈醉哭诉了发生在医院的一切。沈醉欲哭无泪，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我一人犯法一人当，关你什么事？走，我们找你的领导去！”诚然，沈醉有自知之明，带着老婆去医院之前，他先去找了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的领导。该领导亲自陪同沈醉夫妇找到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向对方重申了党的统战政策，以及有悖这项政策所必须承担的领导责任之后，对方同意杜雪洁继续留在本院工作，并且愿意对那些思想不通的护士们进行教育与帮助。“不过，我们有言在先！”医院领导最后强调指出，“护士们憎恨特务的阶级立场是没有错的，不仅没有错，而且值得表扬。所以，今后如果有人对杜雪洁说三道四、冷嘲热讽，我们将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另一件事关沈美娟。她从长沙转学到北京，转眼就高中毕业了。由于她平日学习刻苦，成绩优良，高考也发挥正常，考得不错，沈醉满心以为女儿可以如愿以偿，考上清华大学。可是事与愿违，沈美娟连普通的院校也没有考上。高考落榜，女儿哭了几场，父亲痛了几夜。虽然杜雪洁的遭遇极有可能在沈美娟身上重演，但是，沈醉没有死心，他径自跑到北京市招生办公室，询问女儿落榜的原因。“如果她今年没有考好，我准备让孩子复习一年，明年再考。”沈醉满脸堆笑地说。对方只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是阴沉着脸，俨然一位公事公办的领导：“招生工作是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的，今年如此，明年亦然。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了，你还有什么事吗？”沈醉脸色铁青，据理力争：“党的政策不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我的女儿五岁就离开她的母亲，由长沙的亲戚抚养成人，她何曾享受过我剥削得来的东西？又何曾接受过我反动思想的影响？……”对方听得不耐烦了，打断沈醉的话说：“这里不是诉苦的地方，你还是到别处碰碰运气吧。”
别处？沈醉想到了火葬场。倘若自己的死亡能给女儿开脱“罪责”，那么他会立刻给自己抹脖子的。当然，沈醉心里明白，即便自己不复存在，女儿的“原罪”依然铁板钉钉。所以回到家里，他只有心如刀绞地对女儿说：“对不起了，爸爸不该把你带到这个世界里来。”沈美娟不再哭泣，反而安慰父亲说：“我们班上没有考取大学的同学大都分配了工作，我也快了吧，反正我要求不高，不管什么工作我都可以接受。”
依然事与愿违，当沈美娟的全部同学，包括几个右派、资本家子女都有了赖以生存的工作时，她却不在分配之列。沈美娟找到街道办事处主任，用试探的口吻询问在发放就业登记表时，是否把她的家庭地址弄错了。主任回答说：“是你投胎投错了，国民党战犯，大特务，刽子手，这样的家庭出身，听起来都吓人！”沈美娟继续询问：“那，我该怎么办呢？主任行行好，给我一条活路吧！”主任想了想：“我成全你，看你这个大丫头也怪可怜的。你写份申请来，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报名去宁夏安家落户，你看行么？”沈美娟使劲点了点头，眼眶里浮动着感激的泪水。在她想来，离开北京，离开家庭，就能够摆脱出身不好的阴影，只要能够摆脱出身不好的阴影，上刀山、下火海，她也在所不辞！
主意已定，沈美娟才把背着父亲到街道办事处的事情告诉了父亲。当沈醉觉得被人当头打了一棒，继而由昏迷转为清醒，急匆匆拉着女儿的手赶去办事处，要求收回沈美娟的申请的时候，主任告诉他，申请已获批准，并报上级安置办公室备案，剩下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让他回家取出户口簿，再去派出所户籍民警那里，办理沈美娟由北京迁往宁夏的手续。
女儿就这样走了，与女儿相依为命的沈醉大病一场。大病初愈，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学习座谈会上，沈醉发言说，他对女儿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种田，实在想不通。“我女儿是无辜的，我是有罪的。我不仅对人民犯罪，而且对女儿犯罪，是我的原因把女儿逼上了这座独木桥。”沈醉话锋一转，“其实，她是有条阳光道的。我与女儿的妈妈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她妈妈提出要让女儿回趟香港，当时我怕女儿去了以后不再回来，所以没有同意。早知道情况是这样，我真不如让女儿回到香港在那边读书，在那边发展，依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去赢得她的远大前程。”沈醉原本说的是老实话，可是如同惹火烧身一般，他的发言立即遭到了其他文史专员的批判。
董益三首先说：“你我都是军统系统的人，我还好，干的是电台通讯，不像你过去杀了那么多人！我说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要改恶从善；第二，要知恩图报。看来你两件事情都没有做到，所以一遇到孩子的事情你的反动本质就暴露无遗了。”王耀武接着说：“我补充一点，共产党赦免了我们的罪行，给了我们第二条生命，因此我们都把共产党比喻成母亲。可是沈醉你呢？你把孩子交给了党，交给了母亲，却表现出很不放心很不情愿的样子，这不是口是心非又是什么呢？”宋希濂最后发言，如同在功德林时一样，他的发言通常带有总结的性质：“我们看待任何事情，都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沈醉今天讲的是子女问题，实际上讲的是社会制度。大陆的社会主义看来沈醉是不满意的，他认为那是座独木桥。香港的资本主义看来沈醉是很欣赏的，他认为那是条阳光道。所以呀，阶级立场如果不发生改变，世界观的改造就是竹篮打水，全国政协特意为我们文史专员安排的学习座谈也就是形同虚设……”“我说两句，我说两句！”沈醉打断宋希濂的发言，气喘吁吁地说：“啥子罪名我都可以承受，唯独破坏学习座谈的后果我担当不起。这样好不好，针对我刚才的发言，我现在作出公开检讨：孩子离开身边固然是痛苦的，但自己不能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共产党待我恩重如山，我怎么能为孩子的事这样反感抵触呢？特别不应该的是，我想把孩子送到香港那样的地方，这说明我过去一再表示的要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是不坚定的。那么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讲到这里，沈醉用求救的目光，看了一眼杜聿明。
试读二：
抢救还在进行。杜聿明苏醒过来的时候，模模糊糊看见了坐在病榻旁的曹秀清。他侧过头，唤着妻子的乳名：“月富，你陪了我几十年，可我陪不了你了。我走以后，你哪里都不要去，不要去香港，不要去台湾，也不要去美国。共产党对我不薄，你要是出去，容易被人当作话柄，制造谣言的……”杜聿明再次苏醒的时候，看见了站在病榻旁的杜建时和沈醉。他艰难地向他们招招手，表示想对他们说点什么。他们分站在病榻两边，同时弯下身腰，脸颊几乎贴着杜聿明的脸颊。杜聿明蠕动着嘴唇，声音越发微弱了：“过去战乱连年，祸及无辜万千，延续到现在，国家还是长期分裂，骨肉同胞不能团聚，连写一封信都不允许……”曹秀清流着眼泪，声音哽咽地对沈醉说：“你拿笔把他的话记下来，恐怕这是他最后的话了！”沈醉扭头对曹秀清说：“大嫂放心，我记得住的，我不用笔记，我用心记！”
隔了十多分钟，其间医生、护士还进出了几次，杜聿明才接过刚才的话说：“这种后果，我们是要负责任的。有人问过我，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说负不起，但是我会努力……现在，我努力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我想拜托二位，要是你们有机会的话，一定带句话，给台湾的老长官、老同学、老朋友们，就说国家统一大业，希望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完成，不能留到下一代人去解决。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他们的责任啊……”
杜聿明是凌晨去世的。上午10点，曹秀清就给台湾当局负责人蒋经国发了一封加急电报，电文说：“我以悲痛之情，奉告我夫杜聿明于5月7日凌晨在北京病逝。请转知我的二女杜致义、女婿徐炳森，二儿杜致勇、儿媳王贵华，三儿杜致严，三女杜致廉、女婿邓天才等七人，于本月21日前，来北京参加追悼会，骨肉团聚，亲视含殓，以尽孝思。一俟葬仪告毕，即行归返。恳请予以便利，至深哀盼。”同一天，黄维、侯镜如等人也给台北黄埔同学会会长黄杰发去加急电报，电报云：“特此电闻并望兄等转请蒋经国先生准其儿女赶回以尽孝道，丧事结束即可返台。”
电报发出十余天，竟杳无音信。台湾当局不讲情理，不近人情，使曹秀清悲愤不已，伤心欲绝。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担任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居然亲自来到崇文门寓所，向她和她前来奔丧的大女儿杜致礼表示慰问。曹秀清拉着邓颖超的手，泪流满面地说：“我真的想不通，蒋经国本人是个孝子，谁都知道，日本飞机炸死他母亲后，他连夜从赣州奔丧回家，一见母亲的尸体，立即昏死过去，然后跪拜号啕，数日之内，饮食不进。既然皆为人子，又为何不让别人也尽人子之道呢？”曹秀清从大女儿那里知道，她在台湾的儿女们闻讯后，立即赶到台北二女儿家。二女儿是个医生，可是她悲哀过度，成为病人。为了哀悼父亲，二女儿带着弟弟妹妹专门去拜望黄杰，请求准许儿女们为父亲举行追悼仪式。黄杰与杜聿明系黄埔同期同分队同学，在昔日的国民党官场中，称兄道弟，交谊非浅。可是他却拒杜致义一行于门外不见，整整四个小时之后，身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议主席、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的黄杰，方才派人回话说，可以举行，但不可以发布讣告。
与台湾的做法相反，杜聿明去世的第二天，附有他生前那张最喜欢的照片的讣告，便发布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面。由于要等杨振宁回京，所以讣告里面说，杜聿明的追悼会将在半月后举行。在这期间，文史专员们不写史料了，他们或写纪念文章，或写悼念诗词，以表达对这位老大哥的哀思。沈醉的文章写得最长，用了将近两万字，概括了杜聿明的后半生。而他站在病榻前，亲耳听见的杜聿明临终时的那些话，就是他的点睛之笔。沈醉把他的这两万字，通过中国新闻社发往港澳与海外。于是，大陆之外，先后有十几家报纸连载了这篇文章。香港一家台湾办的报纸没有刊登这篇文章，却为沈醉的文章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很短，但措辞尖刻：“中共统战走卒沈醉，大概把歌功颂德的文章写完了，现在又拿杜聿明之死说事。如果他把名字改为沈不醉，那么文章的宣传作用可能更大一点儿。”这篇评论是沈醉在香港的亲友寄来的，拜读之后，他给亲友写了一封信：“本想写篇针尖对麦芒的评论，用来回敬对方的挑衅。但是，想来想去，此事暂时打住为宜。因为杜大哥已经安睡，我不忍心把他吵醒……”
树欲静而风不止。杜聿明去世的第六天，李以劻接到一个电话，是他早年的副官打来的。副官在电话里说，解放前夕，他去了香港，现在在澳门经营珠宝生意，此番回大陆探亲，很想顺道拜见老上司。李以劻接到电话，倒还多少摆出了过去的架子，说：“那，你到我办公室来吧。”副先到一步，李以劻走进文史专员办公室的时候，副官起身立正，虽没有举手行礼，也没有口称长官，但那伸颈缩脖、毕恭毕敬的神态，已经让李以劻心满意足。“请坐、请坐！”李以劻招呼道。副官欠欠身，慢慢坐回那张缀有补丁的长沙发上。不知为什么，数十年不见老上司的这个副官，叙旧之时，竟找了一个奇怪的话题。“李先生，听说你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学过裁缝，拿过针线。”副官指着沙发上的补丁，眯眼笑道，“这块小羊皮，是你老人家给缝上去的吧？”李以劻不解其意，随口回答说：“我的针线活没有这样好，那是杜聿明先生缝的！”“杜先生？杜先生亲手缝的！”副官惊讶得大张其口，一巴掌拍打在沙发扶手上，趁势站起身来，“想不到，实在想不到！一代名将和一块补丁能够连在一起，这张沙发太有价值啦！来、来、来，李先生，请你给我拍张照片，让我带回澳门，永世珍藏！”李以劻接过相机，已经明白了副官的用意，看见对方在沙发上搔首弄姿的样子，不觉勃然大怒：“你不是在卖珠宝吗？这张照片拿去卖给报馆，价钱恐怕比珠宝还贵吧！你现在站起来，给我滚出去，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副官走了，红着脸走的。李以劻坐了下来，白着脸坐下来的。他点燃香烟，大口大口地吸，然后大口大口地吐，当情绪缓和下来以后，他又顿觉寂寞与孤独。今天不是学习日，文史专员们无人上班，望着空空如也的办公室，他竟有了“人去楼空”的感觉。不过，现在好了，门外传来脚步声。根据声音，他能够判断来者是谁。嗯，此时的来者不会是中将，不会是少将，而是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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