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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生，男，1962年生于广东省南澳县。198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广东省省委党校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2003～200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7年进入广东省政府工作，从事政策研究。1993年以后离开政府部门投身商海，现为广东省明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第一章导言……………………………………………………………………1
美国贸易赤字引发思考……………………………………………………1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8
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14
研究方法……………………………………………………………………17
主要的创新性观点及不足…………………………………………………17
第二章开放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稳定性和增长…………………………19
第一节经济开放的基本逻辑与开放经济的分析范式…………………19
第二节开放与宏观经济稳定性…………………………………………25
第三节开放与经济增长…………………………………………………30
第四节美国贸易赤字的流行分析视角的缺陷…………………………36
第三章美国贸易赤字的宏观经济影响分析…………………………………43
第一节7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贸易的总体状况………………………43
第二节贸易逆差与美国的经济增长……………………………………50
第三节贸易逆差与美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55
第四节开放条件下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短期稳定性………………60
第四章美国贸易逆差的内部原因分析………………………………………64
第一节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64
第二节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其与产出结构的差异…………………7l
第三节内部结构差异与美国的贸易逆差………………………………75
第五章美国贸易逆差的外部原因分析………………………………………82
第一节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变迁…………………………………82
第二节美国对外贸易的地理结构和产品结构…………………………91
第三节全球经济增长联系和美国的贸易逆差…………………………98
第六章世界经济失衡与美国贸易逆差……………………………………106
第一节概述……………………………………………………………106
第二节历史视野下的世界经济失衡与美国的贸易收支……………108
第三节 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状况及其原因分析……………………125
第四节历史视野中全球不平衡的调整………………………………133
第五节对历史上世界经济失衡及其调节手段的评介………………141
第七章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分析………………………………144
第一节经常项目、资本流动与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144
第二节财政赤字与美国贸易赤字的可持续性………………………155
第三节债务负担与美国贸易赤字的可持续性………………………159
第八章结束语………………………………………………………………166
第一节世界经济失衡背景下的中美贸易失衡………………………166
第二节需要补充说明的一些问题……………………………………175
第三节结论……………………………………………………………18l
参考文献………………………………………………………………………186
后记…………………………………………………………………………197
第三节开放与经济增长
分析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上就是从实物层面探讨开放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宏观经济稳定性分析相对应，这实际上是分析开放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影响。分析开放的长期经济影响主要是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结论出发，对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这方面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和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一、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
在传统理论中，贸易被看成是增长的发动机。但是进一步的研究中，对于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机制却存在很大的争议。国际贸易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的?在古典理论中，国际贸易通过克服一国国内市场对分工范围的制约，推动分工的深化和发展，进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而此后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更多的是强调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静态福利效应，这与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关系。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特别是新增长理论的出现，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创新、制度变迁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被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多的体现在对这些因素的影响上。基于这种理论逻辑，关于贸易开放一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开始注重从实证层面分析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机制，即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相关的经济增长因素会受到什么影响。Kruger and Bhagwati(1978)发现了贸易政策开放度和贸易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但是并没有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即贸易量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不明显。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Balassa(1982)对这种间接作用进行了研究。国际贸易的间接作用更多地体现在贸易政策的作用中。所以随后的研究一般都是集中研究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关系。
Kruger and Bhagwati(1978)、Edwards(1993)对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跨国实证研究，基本结论是：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将导致更高的出口增长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90年代以后，在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贸易开放度的指标构建成为争执的焦点。Dollar(1992)利用实际汇率的扭曲程度和波动性来反映一国贸易的开放度，发现开放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Sachs and Warner?(1995，1997)通过构建更加全面的贸易开放度指标①，对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更加全面的研究，同样证实了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Edwards(1998)在Sachs和Wamer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世行以及其他机构和学者的开放度指标，并考虑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条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教育水平等宏观经济和制度变量，利用新的计量检验方法对贸易的经济增长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构也证实了贸易开放的积极作用。Frankel and Rome(1999)等人研究了地理因素(国家规模、与其他国家的距离、沿海国家或内陆国家、热带或寒带国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理因素主要是通过影响国际贸易量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这就是说，国际贸易量本身的作用是间接的，是通过其他途径发挥作用的；而且，国际贸易量本身也是其他各种宏观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Rodriguez and Rodrik(1999)对整个90年代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认为此前的研究在开放度指标、宏观经济和制度变量的选择、数据样本或计量方法等方面存在问题，因此贸易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Meier and Rauch(21000)区分了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出口的不同影响，认为制成品具有更大的正外部性和“干中学”效应，因此制成品的出口有利于经济增长。Rodriguez和Rodrik(2001)、Irwin和Tervi0(2002)、Easterly和Ievine(2003)在回归方程中引入地理性虚拟变量④，重新对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引入这些地理性变量以后，贸易对人均收入的影响显著降低，相关性变得不显著。Hall和Jones(1999)、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Subramanian和Trebbi(2002)在回归方程中引入反映制度变迁特征的虚拟变量，结果表明在引入制度变迁作为解释变量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变得不再显著。：Dollar and Kraay(2003)考察了开放变量和制度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及这两个变量的工具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发现这种相关性会降低贸易开放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Wacziarg and Welch(2002)利用Schs和Warner的研究方法对90年代的样本进行研究，并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反映初始收入水平、制度条件、教育水平等控制变量，发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正相关性。
事实上，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因为不存在市场缺陷和其他扭曲，贸易限制确实会降低以世界价格衡量的实际GDP7K平；技术变化是外生的，可再生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贸易政策对长期的均衡产出增长率没有影响，只能影响经济向长期均衡路径的调整过程和速度。但是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由于存在外部性和内生的技术变化，边际收益是非递减的。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政策不仅会影响实际GDP水平，也会影响长期的均衡产出增长率②。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依赖于各国的初始要素禀赋和技术发展水平⑧，还依赖于各国进口竞争部门和出口部门的生产特征以及贸易政策的结构。如果进口竞争行业存在较大的正外部性，限制进口的贸易政策就可以提高长期的均衡产出增长率。也就是说，贸易开放度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在这种变化的作用下资源流动方向的变化。如果能够推动资源流向那些具有正外部性的生产活动中，这将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从这样的逻辑出发，贸易开放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是不确定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随着实证方法的改进以及各种工具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引入，人们发现，关于“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这样的问题，不存在简单的、无条件的答案，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是有条件的①。
上述关于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一般都是针对国际间的跨国样本展开的，并不是专门针对美国的研究②，但是研究结论和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美国。在相关研究中，常用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包括进口／GDP、出口／GDP和进出口贸易总额／GDP，研究结论表明贸易规模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在这当中并不包括贸易收支余额水平。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不能根据传统观点简单地给出“贸易逆差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这样的结论，而是应该结合美国宏观经济的内部平衡状况和结构特征，重新分析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影响。
二、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
从早期的金融深化理论开始，金融领域的开放一直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面临储蓄和外汇缺口，金融从封闭走向开放可以使其突破国内储蓄对资本形成的约束。这是通过金融开放后国际资本流入不断增加而实现的。一般认为，国际资本流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包括：1)提高储蓄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提高③；2)导致更多的具有正外部性的投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和实物投资；3)增加东道国产业的竞争性，迫使本地企业采用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加大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投资④；4)通过外资参股本地企业，改变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增强东道国产业的竞争力和外向性；5)外资的进入可以增加对劳动力的培训，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对本地企业产生积极影响；6)带动技术转让，促进先进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⑤；7)推动国内金融机构的发展，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效率，降低储蓄一投资转化过程的交易成本，增强国内金融机构的信息功能、风险分担功能、监督功能，提高国内的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筛选生产性投资项目的能力。①
金融开放和金融一体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关键就在于金融开放对外资流入规模的影响，以及外资的流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就是金融开放程度的度量。早期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各国对资本账户的法律和政策管制措施的多少来衡量金融开放程度090年代中后期开始使用双重指标：以资本账户的管制程度衡量的名义开放度和以外资实际流动情况衡量的实际开放度。资本流入规模的度量也从FDI逐步扩展到包括FDI、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在内的所有私人资本流动。主流观点认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以及投资者对发展中国家更高的投资收益的追逐，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一旦开放金融领域，融入国际金融一体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资本流入的增加。随着拉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动荡的出现，很多学者指出，流向新兴市场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是过分乐观情绪和错误激励的结果。McKinnon and：Pill(1997)指出，国际投资者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可能过分乐观，这导致发展中国家过渡借债，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Dooley(1994)认为，90年代初期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有一些只是政府提供担保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追逐发展中国家的有利的投资机会。根据Powell(1998)的研究，政府对外资的担保形式有很多种，可以是固定汇率或“准固定汇率”，或者是对国内金融机构的显性或隐性担保，或者是国际社会在该国经济困难时提供的金融支持。这就是说，金融开放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这只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众多因素中的一种。
关于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90年代中期以前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FDI问题，没有考虑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如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②。实证研究一般都能够在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可以发现正相关性③，但是只有那些人力资本存量较高④、制度和政策较稳定、宏观经济平衡状况较好、金融体系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才能得到较显著的正相关性。但如果考虑包括FDI、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在内的净私人资本流动情况，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缺乏足够的实证证据。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大多数集中于短期问题，如资本流动的短期影响因素以及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的关系②；大部分实证研究没有对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国别因素进行调整③。Rodrik(1998)利用较为宽泛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指标，对100多个国家在90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和资本账户自由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Rodrik在实证研究中发现，资本账户自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的相关性。这意味着资本自由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不利的。这似乎与传统的理论逻辑相矛盾。但是如果考虑到各国特殊的国别因素，特别是市场或政策扭曲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那么，金融开放的负面效应就不是很难理解的现象。政策扭曲会导致资本大量流入，助长投机活动。金融机构得不到有效监管，其债务受到政府的隐性担保，这使金融机构有动机承担过多的风险性贷款，并利用外部借款为其投机活动融资，只要外国债权人认为政府会救助国内金融机构，就会有大量资金流入国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并进一步流向低收益的投资项目④。
Bailliu(2000)利用内生增长模型，同时考察私人资本流动、资本外逃规模、国内投资率、人力资本存量、政府支出水平、国内金融深度、贸易部门相对规模、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对经济增长的跨国差异进行回归分析。在Bailliu的实证研究中，资本流动具有较高的解释能力，可以解释经济增长跨国差异的1／3。在跨国比较中，只要那些银行发展指标达到0．58以上的国家，净私人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才是正的。如果国内银行体系的发展水平较低，净私人资本流动的效应就会变成负的。因为金融体系的扭曲会导致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的损失，并对私人决策产生负面干扰。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是负的。这实际上就是说，只有国内金融部门得到充分发展以后，金融开放才能推动经济增长。Bailliu在研究中还发现，资本流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超过对投资率的影响。也就是说，资本流入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国内投资率上，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影响机制和渠道。但是，这个结论只对那些国内银行部门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成立。所以，金融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能否真正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关键就看国内金融部门的发展水平。
Fratzscher and Bussiere(2004-)区分了金融开放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在短期中金融开放导致国内投资高涨、国际证券资金和银行贷款流入，这能够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在长期中，国内制度的完善程度、FDI的规模、外贸结构、自由化的次序等因素决定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Fratzschex?和Bussiere最重要的结论是：资本流动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即适度的资本流动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资本流动大规模增加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开放的短期效应不同于长期效应，短期中一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长期中却没有明显的增长效应。
从金融层面展开的研究同样也证实了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资金流动规模、流动方向的变化如何影响特定国家的经济增长?答案取决于该国的具体条件，特别是制度、技术、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宏观经济平衡状况、经济结构等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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