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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铎 字天木,河北保定人。一九一零年生。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后在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一九四九年以后,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兼任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长;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科技考古论丛》等。
序说………………………………………………3
玉器…………………………………………………5
从石器到玉器………………………………5
什么是玉器…………………………………8
良渚文化中的玉器…………………………12
绚丽多采的殷商玉雕
——妇好墓中的玉器………………………16
汉代的葬玉:金缕玉衣……………………18
明清的玉制工艺品…………………………20
铜器与铁器………………………………………24
中国青铜器的起源…………………………24
青铜器的分类研究,青铜器的意义……25
青铜器的铸造与“六齐”规律……………27
泽厚雄奇的司母戊大鼎……………………29
形象逼真的四羊方尊…………………………29
大盂鼎与毛公鼎……………………………33
春秋铜禁与战国曾侯乙尊、盘 …………37
西汉车饰和东汉牛灯………………………40
唐代的金银器………………………………43
铁器的起源和早期铁器………-…………44
竖炉炼铁和鼓风装置……………………46
卅炼大刀与百炼钢………………………50
大型铸件:沧州铁狮与当阳铁塔………52
綦母怀文的宿铁法和双液淬火.…………55
陶瓷………………………………………………b8
陶器与瓷器…………………………………58
仰韶文化中的彩陶…………………………61
黑陶与白陶…………………………………63
原始瓷器与青瓷…………………………65
唐代的白瓷与三彩………………………--67
宋代的五大名窑………………………69
深受人们喜爱的青花瓷…………………71
明清:中‘国瓷器全盛时期………………72
中国制瓷技术的传播………………………75
漆器……………………………………………78
漆器,中国人民的重要发明……………78
汉代的漆器…………………………………80
金银平脱、剔红和犀皮…………………83
填漆、螺钿与百宝嵌………………………85
《髹饰录》——我国仅存的漆工专著……87
漆艺的东传——日本漆器…………………90
一代名匠卢葵生……………………………92
清代造办处的漆器制作…………………94
丝织……………………………………………96
丝织——中国古代劳动人民
对世界的杰出贡献…………………96
新石器时代的纺织…………………………97
殷商的丝织品………………………………99
汉唐——丝织业的鼎盛时期;
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形成……………100
薄如蝉翼轻如烟
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纱罗………101
日本正仓院中的唐代衣物………………103
画入织物的缂丝………………………105
中国三大名锦:蜀锦、云锦和仿古宋锦 106
丝织品的染色:蜡缬、夹缬和绞缬………109
丰富多彩的刺绣………………………110
中国古代的织机…………………………112
古建筑…………………………………………117
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演变………………117
木结构的建筑技术………………………121
中国古典建筑的审美情趣………………124
万里长城——中国的象征………………125
古代的宫殿………………………………127
寺塔建筑…………………………………129
丰富多彩的民居住宅……………………132
石建筑与赵州桥…………………………135
如诗如画的园林艺术……………………138
李诫与《营造法式》……………………140
水利………………………………………143
都江堰…………………………………146
郑国渠……………………………………150
灵渠………………………………151
大运河…………………………………153
治理黄河…………………………………156
水力机械……………………………………159
天文仪器……………………………………164
天文观测与天文仪器……………………i64
圭表……………………………………167
托克托日晷………………………………169
单漏和复漏………………………………171
浑仪……………………………………172
浑象-……………………………………1 74
水运仪象台 ………………………………176
假天仪…………………………………182
筒仪………………………………………1 84
车船………………………………………188
中国早期的车……………………………188
轮轴机械与杠杆机械……………………1 91
鹿车……………………………………192
马车与牛车………………………………193
秦始皇陵的铜车马……………………195
独本舟和木船的起源…………………197
水密舱壁………………………………198
中国的沙船………………………………200
郑和宝船的尺寸…………………………201
双层板底船………………………………204
指南针用于航海…………………………205
奇器……………………………………………208
奇技与淫巧………………………………208
古代的欹器………………………………210
连发弩机…………………………………213
西汉透光镜………………………………215
《抱朴子》中的飞车………………………217
指南车与记里鼓车………………………220
巧人耿询…………………………………224
发明家黄履庄……………………………226
郑复光与《镜镜 痴》……………………227
中国早期的望远镜………………………229
结束语…………………………………………231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231
中国科学技术自身的缺陷·……………234
文化背景:中央集权制与伦理治国……237
中国的士与匠…………………………239
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241
序说
据说在战前,有一位日本青年到美国求学,看到物理教科书上的各种定律均为清一色欧洲人所垄断,常常感到十分茫然:作为一个东方人,其智力程度是否能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困惑之余,他回到自己宿舍,重新细读《庄子》一书.读毕,他顿开茅塞,痛感东方人的睿智可以同欧洲人匹敌,于是他逐步克服了自己心理上的某些障碍,树立起坚定的信心。后来他终于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这虽然是一段故事,但至今仍对我们有启发意义。
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人们的视野逐步放宽,使我们看到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飞跃,这种情况,常使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感到万事不如人,因而也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心理障碍。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读一些历史教科书,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纵观我们中华文化,立即会感到它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达四千余年,有文物可考的历史可达七千余年,甚至可以推到更为久远的年代。其文化成就灿烂辉煌,可与日月同辉。我们试图通过展示中国古代能工巧匠制造的玉器、铜器、陶瓷、漆器、丝织、古建等,说明我国先民在物质文化史方面的成就,以证明我们民族的智巧和中国传统工艺的精美绝伦,使我们能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保持一种正确的心态。更希望青少年朋友带着批判精神,努力发现我们传统文化的缺陷和弱点及其成因,以便在科学与理性的基础上,再造中华文化。
书稿中列举的每一部分,在科学史上都是一门专门的学科,作者把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撮其精要,编缀成篇,供青少年朋友飨读。并借此向有关学者表示衷心的谢意。
鉴于作者患有心脏病,文字部分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李强同志撰写。
玉器
从石器到玉器
中国的青铜器、玉器、铁器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生活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我们在介绍这些成果之前,先谈谈石器,因为人类使用石器的时代悠久而又漫长,它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玉器和其他金属器具。
石器,即以石头为原料制作的人类最初使用的工具。石器的使用,在人类历史上支配了很长时间,从开始到结束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人们把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称为石器时代。为了研究方便起见,人们又把这一历史时期划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石器的制法,可以分为打制和磨制两大类,这两种制法支配了整个石器时代。
从考古的发掘资料来看,制作石器的原料大抵有两种,一种是硬度较大的矿物,如火石、浅燧石、石类、玛瑙、黑曜石和玉石,另一种是硬度较大的火成岩,如玄武岩、辉长岩、流纹岩和绿辉岩,还有质地稍软的水成岩,如页岩、沙岩等等。这些石料,有的来自山谷、河床和海岸,也有是地下开采的。一些很珍贵的石料,如软玉、绿松石、石曜石,有可能是通过贸易方式从远地交换而来。
由于石器时代漫长,石器的类别和器形也比较复杂。即使同一个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石器,也不尽相同;概括而言,石器的类别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砾石石器,也称石核石器,即从砾石或石材打下石片,以剩下的石核作为石斧来使用;二是石片石器,系用石片或石叶加工而成,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等;三是细石器,即一种细小的打制石器,如尖状器、钻等;四是磨制石器,这类器物更为复杂,砍伐工具有斧、锛、凿,用于木材的加工;农耕工具有铲、刀、镰、磨盘;兵器有镞、钺、戈、剑、矛头、锤斧和弹丸;装饰品有珠、管、坠、环、璜、 等佩饰;还有璇玑、琮、璧等精致的玉器,这是商周礼器的前身。人们在使用石器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反复实践,终于使石器的器形相对稳定下来,当人们发现了铜、铁等金属材料后,依旧根据传统器形来铸造金属工具。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石器中的斧、锛、铲、镰、镞、矛头等重要器物啦是同类的青铜器和铁器的祖型。
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到被称作“青铜时代”的前期之间,还有一段似乎常常被人们遗忘了的时期,那就是玉器时期。中国古代能工巧匠的历史,可以从玉器时代说起。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农业、畜牧业已经有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制陶、纺织等家庭手工业也已经初步形成,社会渐渐出现了权势人物和权势集团。他们可能是氏族领袖人物,领导和组织着经济生活和军事生活,并拥有对神的解释权力。在他们死后,往往以精美的玉制品,放在自己躯体旁边。这是社会出现阶级的萌芽状态。要知道,我国虽然幅员辽阔,山川纵横,但是玉矿并不丰富;在金属工具出现之前,把玉矿加工成精美的玉制品,实在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由此可以得知,拥有玉器,便是拥有财富、权力的一种象征。很古以前,玉被人们赋予了美德,玉器本身也就被神圣化了。
另一方面,石器已经伴随了人类达二三百万年。这个庞大的天文数字,代表着整整一个地质年代的历史变迁人类全部的文明史与之相比,不过是一瞬间而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世世代代同石料和石器打交道,很自然同石器发生了极为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即使在铜器,铁器出现以后,仍然缠绵不断,人们依旧眷恋着它们。当人们活着的时候,特别珍爱自己的工具,死后也要放在自己身边,这也算合情合理的事。玉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用它来琢磨成器物,放在死者身边,应被认作世间最崇高的事情。也许正是这种心态,我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里,除了发现大批石器外,还常常看到一些玉制工具;这些工具做工精细,质地优良,并且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可见是死者生前的心爱之物。
什么是玉器
什么是玉?你也许会说,玉就是好看的石头吧!这种回答当然不算错,但并非科学;和古人的回答差不多。古人将一切温润而又有光泽的美石都称作玉。汉代大学问家许慎在给玉字下定义说:“玉,石之美者。”他又列举玉的五种德性:“润泽以温,仁之方也; 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絮之方也。”这就是说,玉具有仁、义、智、勇、廉的优良品质,这当然是把玉人格化了的说法。从今天的矿物学角度来看,玉是软玉与硬玉的总称。软玉属于角闪石类,主要成分是硅酸钙锰,硬度为莫氏计6—6.5度,比重在2.55—2.65之间。以出产地在中国境内新疆和阗的最有名,是中国古代玉材的重要来源。硬玉属于辉石类,主要成分是硅酸钠铝,硬度在6.75—7度之间,比重在3.2—3.3之间。主要产地在与缅甸毗连的云南西部地区,由于它的颜色很像翡翠鸟的羽毛,近代人也把硬玉称为翡翠。玉的各种颜色分别是由矿物所含的铁、镍、铬的不同的化合物形成的。除了软玉、硬玉之外,古人还用碧玉、水晶、玉髓、玛瑙、绿松石、蛇纹石、孔雀石制成器具,所以古代玉器所包涵的内容很广泛。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产玉,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附近,新西兰,澳洲,中美,北美和南美,非洲的津巴布韦,欧洲的波兰和意大利都出产玉;这些地区也都有玉制品的发现,但以中国的玉器出现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并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时代风格,代表着世界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在新石器时代,金属工具出现之前,人们是用什么方法把玉矿从石料堆中开采出来?开采出来的玉料,又是用什么方法把它们锯开,劈成有用之材?从出土的玉器图案中,我们看到这些美丽的纹饰有阴线,有阳线,有浮雕,还有平凸和隐线,组成极其复杂的几何图形和动物图案,这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完成的?这些问题,恐怕只有考古学家才能正确地加以解答。我们的祖先,同石料打了几百万年的交道,在打制和磨制石器的过程中,对不同石料有不同的硬度,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们知道石英是最坚硬的石头,用它可以开采玉料;如果需要锯截,琢磨,穿孔,雕刻,抛光,要用石英砂和水作介质,不断穿凿琢磨;切割时要有轮锯,古称圆砣,协以固定装置,如同传统治玉所用的水作凳一类的琢玉机。《诗经》上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大致就是描述治玉的过程。如果需要打孔,还要借助于细石器,钻孔时加水加砂,反复揉搓。《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总之,琢玉离不开石英;石英砂又称“解玉砂”,硬度在莫氏计七度。
结束语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
我们扼要地介绍了玉器、铜器、漆器,陶瓷、丝纺、古建、水利、天文仪器、车船和历代奇器,这些发现、发明一方面属于科学技术,另一方,则又有其鲜明的文化属性和文化特征。从科学技术史角度来看,中国有许多重大发现及发明,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物质文化史角度来看,古代的中国人,以自己独特的仁智和奇思异想,创造了一种与西方文明大相径庭的东方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全人类的物质文明史。
从近300年的历史来看,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无不受惠于西方,而西方早年受惠于古代中国方面,国人往往不知。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运用毕生精力,撰写了30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翔实的证据,雄辩地论证了古代中国人民对全世界的贡献。有人利用李约瑟博士多年研究成果,写了一部《中国,发现和发明的摇篮》这本书。书中依年代顺序,列举了100项科技研究和应用成果,均为世界首创。为了说明问题,简录如下:
(1)十进位制;(2)大漆;(3)米酒;(4)锄与耙;(5)铁犁;(6)大调音钟;(7)植被勘测;(8)风筝;(9)发现太阳黑子;(10)喷水鱼洗;(儿)球墨铸铁;(12)活塞式风箱;(13)石油与天然气的使用;(14)零位数;(15)司南;(16)第一运动定律;(17)驾风筝飞行技术;(18)化学战、毒气、烟幕、催泪;(19)弩机;(20)马的挽具;(21)第一幅浮雕地图;(22)第一条循等高线挖掘的运河;(23)扇车;(24)多管条播机;(25)计量制地图法;(26)转动曲柄;(27)万向节;(28)制钢术;(29)造纸术;(30)血液循环记载;(31)人体生物钟;(32)内分泌学;(33)负数;(34)雪花六角形结构;(35)降落伞;(36)小型热气球;(37)调音鼓;(38)深井天然气;(39)手推车背带;(40)水力的利用;(41)独轮车;(42)高根开方和高数方程求解;(43)滑动测径器;(44)十进制分数;(45)内丹术;(46)链式水车;(47)悬索桥;(48)舵;(49)灯影戏;(50)地震仪;(51)自燃现象;(52)先进的地质学;(53)桅与帆;(54)水密舱;(55)指南车;(56)钓鱼杆转轮;(57)马镫;(58)制瓷术;(59)生物性虫害的控制,(60)营养缺乏症;(61)圆周率精确度;(62)在几何学中应用代数;(63)罗盘;(64)音色理论;(65)制伞;(66)直升机水平旋翼和推进器雏形;(67)蒸汽机雏形;(68)透光铜镜;(69)炼钢术;(70)轮桨船;(71)太阳风;(72)火柴;(73)象棋;(74)旱地船帆;(75)拱桥;(76)烧酒;(77)糖尿病;(78)甲状腺素应用;(79)火箭及多级火箭;(80)机械钟;(81)纸牌;(82)纸币;(83)长明灯;(84)印刷术;(85)地球磁偏角;(86)火药;(87)天文星图;(88)链式运动;(89)免疫学开端;(90)荧光画;(91)运河船闸;(92)喷火装置;(93)照明弹、烟火、炸弹、地雷、水雷;(94)水下救捞技术;(95)纺车;(96)“帕斯卡”三角形;(97)残磁感应;(98)浑天仪;(99)枪、炮、迫击炮、连发炮;(100)音乐的平均律。
据李约瑟博士潜心研究,中国的许多发现及发明,经波斯、阿拉伯人的介绍,于公元1世纪至18世纪之间,陆续传到欧洲和其他各地。有迹象表明,欧洲近代科学的形成,是吸收了部分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成分而形成的,特别是对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样的重大技术,弗兰西斯·培根给予了充分估计,指出这三种东西,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第一种在文学方面,第二种在战争上面,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这样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中国科学技术自身的缺陷
尽管中国古代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中国并没有出现近代科学。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之后,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割地、赔款,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丧权辱国之事接踵而来。这种局面迫使国人进行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哪些缺陷。首先,人们发现军事上的失利,来自军械方面的落后,军械上的落后,又来自制造业与科学上的愚钝。于是创立江南制造局,制造新式装备;设立同文馆,吸取外国科学知识。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后来人们发现,如果中国不像俄国、日本那样,在政治制度上进行变革,中国不可能走向富强的道路,于是出现了变法维新。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过时的帝制,人们思想上的紧箍咒被解除了。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出现了思想大解放的局面。领导这次运动的领袖们,有许多是留学生,或在外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依据自己切身体会,感到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清算。他们回国之后,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把孔孟老庄、禅宗道观,宋明理学、乾嘉学派,连同一切典章制度、伦理名教、祖传秘方付之一炬,甚至中国的方块字,也发誓使之拉丁化。洋务运动戌变法和五四运动,都直接引发了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检讨和反思。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把中国近代科学为何落后这一问题重新提出来。他们看到了受惠于中国文化的日本,在战后短短40年内,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强国。在亚洲的汉字文化圈里,又出现了南朝鲜、新加坡、香港、台湾“四小龙”,其高科技产品竟打入了欧美市场。不少学者把传统文化中的敬老、简朴、秩序礼节、自勉互勉等传统美德,看作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再度对近代史中反传统主义的思潮进行反思和评估。
这一问题也引起许多国外学者的关注。李约瑟博士在40年代就发现,来自科学落后的中国的留英学生,凡欧洲人能做的事,中国学生几乎都干得很漂亮,这使他下决心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发现,无论是从近300年历史来看,还是用全部中国历史的大尺度来衡量,中国科学技术在实际生活中从来没有退步,并且一直稳缓地演进。而西方在近千年的历史中没有太多建树,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却迎来了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的诞生。于是问题就巧妙地转变为:“为什么这种科学的大振兴或大革命,不在中国或印度发生,而是在西方发生?”
从直观上看,中国的科学技术只停留在经验的形态上,缺少欧洲近代科学的严密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得出普遍的科学规律和定规来。这说明它自身有着明显的缺陷,大体有如下几方面的弊病:一、满足于实际上的应用,没有形成理论上探讨和深思的风气。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入微,是中国学者的一大特长。比如,人人都看到过下雪现象,而中国古代的学者却能首先发现雪花的结晶体是六角形的几何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但是,每一个角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却从不深究,更未从几何学的角度去作探讨。这和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形成鲜明对照。二、中国古代学者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中包含一些人与自然协调的正确思想,但是也会妨碍对自然的研究,更无益于对人事的研究。中国有对太阳黑子、彗星、陨石雨、日晕、月晕、新星、超新星的最早观察和记录,然而长期以来,却把它们与人事联系在一起,纠缠不清。例如流星,本是自然现象,但《晋书·天文志》却把它与人间诸事联系在一起考察:“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日流,自下而升日飞,大者日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声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迟者期迟。大而无兴者,众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贵人之事;大而光者,其人贵且众也。乍明乍灭者,贼成贼败也。前大后小者,恐忧也;前小后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奸事也。”这种世界观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学者们的思路,使他们很难进一步去揭示大自然中的奥秘。三、科学实验是建立近代科学的基础。不进行实验,便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实验是受控的,只要掌握受控条件,任何人都可以得出同样的预期结果。中国古代的学者缺少这方面的传统训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王阳明“格竹子”。王阳明是影响几代人的大学问家,他的朋友坐在亭子里观察竹子生长的机理,一连坐了3昼夜,终于病倒;他继而静观7天,仍无所获,他便得出道理,认为“其格物之功只能在身心上做”。这些大思想家认为,“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研究自然事物变成了心性之学。
以上说的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自身的弱点和缺陷。影响它前进的外部因素,是中国的文化背景。外部因素的阻力,要比内部大得多。
文化背景:中央集权制与伦理治国
中国的文明发轫于大河文化。在史前文化中,就出现了一系列神话式的巨人,如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伏羲氏、轩辕氏等等,但功绩最著、影响深远的,要算是尧、舜、禹这样的史诗般的英雄人物。他们带领着族人疏通河道,平整沟洫,“身执耒锸,以为民先”,以奋不顾身的精神,同民众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在远古时,从事如此庞大的、公共的水利工程,势必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领导者必然是一个权威人物,并且掌握着一套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权威人物逐渐异化为帝王,管理机构变成各级封建官僚,运行的机制便是中央集权制。帝王与官僚阶层既是剥削者,又是社会的管理者。中央集权制既是统治、镇压机器,又兼有保护农民免受外敌入侵、赈济自然灾害和修建、维护公共工程的职责。在皇权的庇护下,分散的农民按地域组成村社,过着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这种社会框架,任凭政治风云如何变化,却丝毫改变不了它的基础。这种村社不断地以同一方式制造出来,一旦偶然遭到破坏,就会以同一方式、同一地点再度出现。这种文明方式有一个天然的地理屏障保护着它,使
它与西方文明相隔绝;周边文化又略低中原文化一筹,就使得中原文化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都被它所同化。就像牛顿第一定律所说的那样,物体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按匀速直线运动。如果不是西方用大炮和商品轰开中国大门,中国还是照例按自己的运行轨道发展下去。这种生产方式集停滞性与牢固性于一体。
然而中央集权制并非是一帖医治百病的膏药,维系一个社会的存在,还需要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来和它相配套。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相当活跃,私学盛行,学派林立。然而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与道家相互对立和补充,形成了统治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这种现象,与其说是个别统治者对某种思想的好恶,倒不如说是时代和历史对文化的取向和选择。儒家主张“大一统”,强调统一。因为只有统一才能得到最终稳定。儒家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尊卑秩序。社会有了秩序,人民才能得到安宁。儒家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仁政”,因为只有实现了仁政,人民才能有一个宽容、宽松的社会环境。儒家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为了修身,修身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以修身为本。儒学适应历史的需要,历史最终选择了儒学。在儒家统治两千年的历史格局中,便形成了伦理治国的趋势。
从欧洲的历史经验来看,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地发展,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和推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也有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还没等它继续萌发,中央集权制便以强本抑末的方式将其剪除。孔子不讲乱力鬼神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特别强调要格物致知。在中国历史上,儒学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也没有出过欧洲的那种用极刑处死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情况。但是随着历史的选择,儒学愈来愈远离格物致知的方向发展,而偏向于人文方面去了。由于采取了科举制度,科举又以儒学为内容,所以科学家和发明家就被摈弃于仕途之外。这种情况也就抑制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儒家还容纳了道家的有机自然观,把天、地、人看作浑然一体,这也使得儒生们无法对自然界的客观事物做深入的具体分析。
中国的士与匠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是由科学家、技师和工匠们共同创造的,他们在封建社会里处在什么地位呢?《周礼·考工记》记述了上古社会的社会分工:“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谋虑治国政令者,是天子诸侯的工作;作而行之,担任行政长官,执行政令的是士大夫阶层;审察五材(指金、木、皮、玉、土)曲直,制造利民器具的是所谓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从中取利者称为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者,称之为农夫;以丝麻为业的人多半是农家妇女。中国历代君主,没有一位在科学技术上有所建树,中国的商人也不借助于科技的力量来谋取商业利润;中国的农民,由于缺少必要的资金,很难走上科技兴农的轨道,因此中国的农具自秦汉以来,没有太多的改进。中国的地主阶级则把土地看作“恒产”,他们把多余的钱,不是投入到农具更新上,而是努力扩大自己的土地面积。从历史上看,对科学有贡献的,是士大夫阶层里的一部分人;而技术上有所发明和发现者,大都是所谓百工之人。妇女则在纺织业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在封建官僚社会里,科学家、技师、工匠不像在古希腊或近代欧洲那样,有着独立的社会地位,一般来讲,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服从于封建国家。大型的水利工程和土木工程自不必说,几乎任何一种新式的复杂机械,如早期的水车和历代水力趋动的天文仪器,不是在皇家宫廷里制作,便是在地方豪门的家庭作坊里产生。这些科学家、技师有的本身就是官吏,有的是依附于官吏的食客。张衡、杜诗、蔡伦、宇文恺、李诫、苏颂、沈括、燕肃、郭守敬都是做过官的人,马钧、耿询、丁谖则是依附于豪门贵族的门人。因此,科学家们的成就,就往往取决于封建国家的盛衰。大体说来,封建国家国势强盛时,诸如天文学、都邑营造、车服器械等方面,就会有所发展,反之,就无所建树。
百工的地位,要比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科学家低的多。《礼记·王制》中讲到:“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仕于家者出乡不与士齿。”由于从事技艺的人与道德之事无关,而沦为“贱业”,所以落得”不与士齿”的下场。由于这种行业受到鄙视,许多人不安心于此,于是官府就强迫他们“不贰事”,“不移官”,不得改行,在这些行业中实行世代传承的政策。《考工记》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父子世以相教,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烧窑的窑户,从丝业的机户,都是如此,医学家、天文学家也是如此。百工的技艺,通过血族延嗣一代一代留传下来,不免具有浓厚的狭隘性和保守性,一旦家族绝嗣,世代辛勤积累的宝贵技艺就会频于失传。这种恪守祖传的技术模式妨碍技术的交流,并与科学的精神背道而驰。
翻开中国史书,乱世远远多于治世。这就迫使更多的士大夫去修身、齐家、治国,没有多少人去钻研科学技术;中国的学术愈来愈内倾于人文领域,而远离于外部的客观世界。中国士大夫的太平盛世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却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连绵不断地沿续下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
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
历史选择了儒家作为历代统治者的主导思想,而儒家又以天下为己任,全面地、慎密地向人伦方向演变。然而历代统治者,很少有儒生出身的,他们不过借着儒家门面,维护自己的特权而已,久而久之,儒学竟沦为道统的地步。这是事情的一面。另一面,在儒家的队伍里,一直保持着一种独立思考、自由探讨、认真而冷静地吸取知识的优良传统。儒家创始人孔子本身就是这种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本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好古敏以求之”。他有一句名占,叫作“学而不思则匿;思而不学则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反映了他渴求真理的精神。汉代的王充、宋代的程颢、程颐、朱熹都继承了这种传统。朱熹首先提出《尚书》中的25篇古文是后人假造的,《易经》原本是用作卜筮。没有一种科学的精神,很难做出这种判断。
明末清初之际,正是近代科学在欧洲成熟的时代。伽利略(1564一1642)在此时完成了《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奠定了经典力学的第一、第二定律的基础。牛顿(1642—1727)则总结了天体力学和地面上力学的成就,提出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从而完成了经典力学的理论体系。维萨里(1514—1564)写了《人体的构造》,哈维(1578—1657)写了《心血运动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和血液循环理论。波义耳(1627—1691)与马略特(1620—1684)完成了气体膨胀的定律。与此同时,顾炎武(1613—1682)写了《音学五书》,阎若璩(1636—1704)写了《尚书考证》,颜元(1635—1704)写了《四书正误》,戴震(1723—1777)写了《孟子字义疏证》。这些考据大师,以经学为主,旁及地理金石、天算乐历,以科学的怀疑精神,通过文字音韵、名物训诂的方法,来达到解经治史的目的。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同一时代欧洲和中国学术界领袖们的研究特征时,不难发现,他们研究的对象和方向很不相同;一个是面向客观世界,一个是面向经典巨著,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文化环境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在探索事物的真象方面,在工作方法和科学精神上,却有着非常显著的相似之处,这些考据家用归纳与演绎方法确定古字古韵的通则,从而厘清了流传十几个世纪的经典的真伪。这是在没有计算机和拼音字母的帮助下,完全凭借着非凡的记忆力和持之以恒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来完成的。中国的学术领袖们本来是要将研究对象推广到宇宙间的万物万事,但是必须首先要将影响全民族的道德、宗教、哲学绝顶重要的大书搞清楚,申明这些经典的原意。这是那个时代学者的神圣职责。以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王念孙为代表的考据家影响了数代人,后来称之为乾嘉学派。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乾嘉学派,应具有世界性的成就。考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在思辨上给人们增添了新的智慧。在现代条件下,中国的知识分子
可以迅速走向科学的前沿阵地,这与传统文化的智慧训练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