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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男,一九三五年生,河北石家庄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侧重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史与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著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先秦政治思想史》、《士人与社会》(先秦卷)。主编并与他人合著有《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中国古代史》(上、下)、《竞争.改革.进步-战国历史反思》。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序说
远古的祖先和氏族………………………………9
——劳动创造人
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14
——科技推动历史
三代与汤武革命………………………………19
——顺乎天,应乎人
春秋战国的战争与变法…………………………27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34
——中国古代思想范式的形成
六合为一的秦帝国………………………………42
——百代行秦政
焚书坑儒…………………………………………50
——失士者失天下
大泽龙蛇…………………………………………56
——草莽英雄做皇帝
独尊儒术…………………………………………64
——官学模式的形成
东汉的士族……………………………………70
——士人·官僚·地主循环圈
长城内外…………………………………………75
——农牧文化的冲突与交流
赤壁之战与三国鼎立……………………………83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淝水之战与两晋南北朝的民族关系…………90
——落后的征服者被文明的被征服者同化
隋统一与大运河…………………………………96
——为害一时,造福百代
贞观之治…………………………………………l 02
——“人治"的喜与悲
科举制……………………………………………1l l
——天下英雄尽入彀中
丝绸之路…………………………………………118
——中外交流与互补
唐末农民起义与五代十国……………………124
——多种力量交错下的历史运动
黄袍加身与杯酒释兵权……………………130
皇权的高度集中
熙宁变法…………………………………………136
—祖宗不足法,现实难变革
元帝国…………………………………………136
——铁骑踏遍亚、欧
厂卫与宦官………………………………………151
——高度专制下的畸形几
东林党…………………………………………157
——事事关心
明末义军………………………………………165
——“均田免粮”的理想与空想
清帝国……………………………………………172
——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普天之下莫非王臣…………………………179
——人身支配与社会风云
耕者无田…………………………………………184
一一土地问题与社会风云
无休止地挤奶……………………………………190
—徭役赋税与社会风云
鸦片战争………………………………………196
——被拖进近代
太平天国的兴衰………………………………202
——近代的人与古代的理想
洋务运动…………………………………………208
——欲补天反戳破天
西方文化的传播………………………………214
——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挑战
“无冕之王”的诞生……………………………220
——议论倾动天下
戊戌变法………………………………………227
——一出三重悲剧
近代政党…………………………………………235
——新型政治格局的开辟
辛亥革命………………………………………240
——民主与专制之争
序说
中国的历史,像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长江,历经九曲十八弯;冲决一切障碍,奔向世界性的浩瀚大海。
中华民族的历程同黄河、长江相比,似乎形成某种反差。 黄河、长江上、中游历尽艰难险阻,注入大海却显得格外顺畅自如,带着中国大地的丰富营养,贡献给了世界。 中华民族从它诞生到近代(指世界性的)以前,可以说一直处於世界各民族竞走的前列。在某些时期,甚至遥遥领先,成为竞走伙伴们追逐的目标。如果我们到乾陵一一武则天墓前,看看那数十尊奇装异服的外国朋友的石像,不难想象,中国,在当时,具有何等的吸引力!“万邦来朝”。显然不乏浓厚的霸气,对此另当别论;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不强大,不先进,不雍容,能成为群雄辐凑,四方来学的圣地吗?在很长时期,中国,除了表示强大之外,还意味着文明和智慧。直到公元1827年,德国伟大诗人兼思想家歌德在同爱克曼谈话时,还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感情和道德。他认为,西方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歌德把目光集中于中国的过去,是不错的,但他忽视了正在发生的事实。在他说这番话的13年后,便发生了使整个中华大地倾斜的”大地震”-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这个神圣而又神秘的庞然大物,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戳破了。自大的中国人一时被打懵了,当稍稍冷静下来,蓦然回首,终于发现,中国已经落后了几个世纪。中国在枪炮的驱赶下,被拖进了世界性的大海。这与黄河,长江入海的从容自如相比,不仅被动,苦痛,烦躁,屈辱,而且一时间也无所适从。但是中国并没有沉沦,一批又一批的先知先觉者起来呐喊,呼号,奋斗,抛头颅,洒热血。于是有反抗,有斗争,有自救,有改良,有革命。他们所作所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变被动为主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求平等和发展。
黄河、长江波涛滚滚。浪击长空,怒水与悬崖相激,龙腾虎啸,令人发奋或震惊。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场面比这要更雄伟、壮观和惊心动魄。风云际会.狂飚四起:创造与毁灭;英雄与懦夫;前进与倒退;智慧与愚昧;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道德与下作;大智与狡诈……统统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墨迹或斑痕。正像黄河、长江冲决一切天堑奔流直下一样,中国的历史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她克服了千万重障碍,实现了进化、进步和发展。它虽然满身伤疤,但那不过是勇士在成长过程中身经磨练留下的痕迹。
我们有过光辉的过去,但我们更关注未来的发展。唯有发展才能进步,才能发扬历史的光辉。面对历史,如果只是一味地赞扬、歌颂、膜拜,最多只能充当一尊守护神。守护神无疑是需要的,甚至是可敬的,不过它只能教人守成,难以使人进取。所以我对守护神大抵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人们常说历史能使人聪明,我则要补充另一句:历史也会教人愚昧。如果像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的“古久先生”那样,死守住陈年流水帐,不是愚昧又是什么?历史是一部有血有肉的百科全书,我们要从中获取知识,寻求智慧,但应该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样,既依托历史,又要向前迈进;如果让自已只依偎在历史的脚下,在活生生的发展的历史中,即使不是多余的,也实在说不上是创造者。固守历史,回到历史,或让历史规范现实与未来,对此不管讲得多么娓娓动听,我也绝对怀疑这就是聪明!
这里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历史是什么和历史对“我”是什么?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是什么?简单的说法,就是发生过的事实。对此我们要做的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换一句话讲,就是“求真”。“求真”似乎不应该有什么困难,其实不然。历史事实不是自然过程,它是以人为主角的。人的社会关系和行迹相对说来是显现的,也比较容易描述,但人的心计却千变万化,很难为人确知和把握。不了解心计,就像知人知面不知心那样,局
限于表层认识。我们了解历史,除实物之外,主要靠文字记载。而历史记载又有所见、所闻、所传闻等等差别。同为一事,由于所见者视角不同,会有不同记录和描述,更何况所闻、所传闻的误差了。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求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需要史学家们费尽心血去考证。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求真之难。明末农民起义的主帅之一李自成,有一位军师和谋主名叫李岩。从清初开始,许多书都绘声绘色陈述其人其事,《清史稿》中也有记载,在以往的教科书中,也都被视为李自成的智囊给以表彰。且不说一般读者,就连大多数治史的人,包括专门研究明清史的许多专家,也都深信不疑。然而,有洞见者指出,他们对明末清初的史料进行了过细的考证,提出并无李岩其人,更从何谈其事!李岩是清初小说家虚构出来的一个文学形象,史学家多情地把子虚乌有的文艺形象转化为“真实”,闹出了一场笑话。当然,李岩究竟有无其人,这桩公案至今也还未了。但洞见者之论,凿凿有据,不能不重新检核这段历史。由此我想到,有人每每批评史学家搞繁琐考证云云,他们实在太不理解史学家的苦衷了。何谓繁琐?界说在哪里?难道旁征博引就叫繁琐?就实而论,繁琐尚且弄不清,不繁琐又如何求真?
历史对“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更为复杂。这里的“我”,可以指个人,也可以指一个时代的一群人。一有“我”插入,就有价值判断、功能、意义等一系列问题。比如,同是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在维护封建秩序的人眼中,一直是“大逆不道”,是“盗贼”、是“抢掠”,是“暴乱”、是“破坏”、是“暴民”等等;在力主社会进步、发展、人道的人的眼中,则是“正义”、“起义”、“抗暴”、“革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壮举。又如,同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我”便有着种种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意义。有的说:是残暴,是对文化的浩劫,是文化专制,是千古大罪;有的则说:焚的好,坑的痛快,是镇压复古派,维护了秦朝的统一和安定。以上两例足以说明,历史对“我”是什么,其间的差距何其大!这种差别是无可奈何的事实,永远无法归于一,永远会有不同的见解和说法。就我个人而言,我赞成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主张,历史学应该关心民族和人类发展的命运,为历史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中华文化集萃》这套丛书中,本册名为《风云篇》。何谓风云?出版家和我都难以界定。大抵其他册不讲的而又应作为本丛书历史背景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民族、中外交往等问题,便统统归入了本书。在有限的字数内,涉及这么多问题,只有那些贯通古今的大手笔,才能驾驭。对我这样咬文嚼字的教书匠,实在难以胜任。然而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于是就写成了这个样了。书中的36个题,是否都属历史上的“风云”?这种写法是否肢解了历史?都顾不及了。
写作之始,曾提出力求事、理、情、文四者兼备。也就是说:叙一事,寓一理,有情节,富文采。完稿之后,才知自己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根本爬不上的高台。我虽没有达到事、理、情、文并茂,似乎也并不妨碍提出这种要求和设想。我殷切希望同仁朋友们能改变众多的历史著作引人入困的窘况,写出引人入胜之作,扭转史学界的“古板,’形象。
焚书坑儒
——失士者失天下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章碣:《焚书坑》。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秦朝廷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始皇47岁寿辰。大臣们纷纷致颂辞。仆射周青臣进颂道:“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圣明,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听罢喜形于色。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博士淳于越发出石破天惊之论。他向秦始皇讲了三点意见:一,应分封子弟与功臣,防止大臣篡权;二,凡事应师古,“事不师古而能久者,未之闻也”;三,周青臣阿谀奉承,把陛下之过当作功绩歌颂,不是忠臣。淳于越的进言涉及秦朝国策和秦始皇的功过大事。秦始皇屏住心中怒火,让群臣讨论。丞相李斯当即驳斥了淳于越,随后上书,提出了殃及千古的“焚书”议。李斯说:“战国时期诸侯竞争,诸子异学,各选所用,符合当时情况”。“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应当“法令出一”,不需要士人再去说三道四。士人应该做的事是学习法律禁令。儒生们历来不知时变,颂古而非今,道古以害今,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对朝廷的统治十分不利。接着提出如下几条建议:一,除秦国的史书外,其他的史书一律烧掉;二,除博士官所藏及有关医药、种树之书外,私人所藏《诗》、《书》及百家著作限期一律交官府烧掉,逾期不交者罚为“城旦”(四年苦役);三,今后敢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株连家属);四,禁绝“师古”,一律“师今”,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秦始皇在李斯的建议书上批了一个“可”字,于是一场焚书的劫火烧遍中华大地。
“坑儒”发生在“焚书”一年之后。严格地说,“坑儒”不是焚书的直接继续。事情是这样的:秦始皇迷信方术,希求长生不死。起初他梦想把江山传之万世,但传之万世总不如自己坐万世更惬意。于是起用方士,让他们为自己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方士们投皇帝所好,谋一己之利。他们三分真诚,七分胡弄地各展神通,费时十年,耗资巨万而未获成果。按秦法规定,说到做不到即犯死罪。为始皇谋求仙药的方士侯生、卢生,眼看大难临头,就转守为攻;放言道:秦始皇刚戾自用,蔑视一切,自以为功过五帝,专用狱吏,滥刑施威,凡事一人专断。“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漫欺以取容。”仙药不是求不到,但不能给这样贪于权势的人。讲完这番话后,他们便逃之天天。
秦始皇闻知大怒,下令追捕。在追捕方术之士时,也株连了一批对秦政不满的文学之士,即儒生。方术之士与文学之士不同而又有交叉。方术之士指从事占星、求仙、修炼、研求养生之术的士人。这类人中的佼佼者有广博的知识和独到之见,颇通“文学”。文学在先秦指文献,即《诗》、《书》、《易》等。儒生以《诗》、《书》、《易》等古典为业,所以又被称为文学之士。有些儒生也颇通方术。“方术之士”、“文学之士”被统称为“诸生”。被逮捕的诸生共460多人。秦始皇下令坑杀于咸阳,并通告天下。
“焚书”、“坑儒”使知识界,也使整个社会陷入一派悲凄恐怖之中。公子扶苏深为忧虑,对他的父皇进言:现在帝业初基,偏远地区尚未安定,对这些人施以重刑,“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秦始皇非但不察,反而勃然大怒,立即令扶苏前往北郡作大将蒙恬的监军,实际是流放,取消了扶苏的继承资格。秦始皇把事情推到了极端。
平心而论,秦始皇起初对士人的待遇很优厚。统一之前,他曾下“逐客令”,要把非秦士人统统撵出秦国。人微位卑的李斯上谏书,力陈逐客之害,他立即收回成命,并重用李斯。齐人茅焦劝他勿以缪寡(假宦官,秦始皇母亲的情夫)谋反事株连母亲,以示宽容于天下,他也欣然应允,与母亲复好如初。他想见名士弱顿,弱顿提出必须免去君臣之礼,为求高见,他也答应了。尉缭曾骂他“少恩而虎狼心”,他不以为意,反而更加器重尉缭,与之同吃同住,最后采用尉缭之计,将山东六国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开国之初,他广置博士,招纳诸生,欲以兴太平。但就其性格而言,他确实不能容忍士人的放任。尉缭曾指出他个性中最重要的两点:“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战国之时,战争变幻莫测,秦国前途未卜,正是他“居约”之时,当时他尚能克制自己,从谏如流。统一之后,是他“得志”之时了,他个性中被压抑的一面便高扬起来。正如尉缭所言:“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
战国以来,士人形成了一种追求理想和道德的传统,并以传承文化为己任。有人问孟子:“士何事?”答日:“尚志。”苟子说,有了正身之士,“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墨子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吕氏春秋·知士》有:“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特别是有修养的儒生,“重道义而轻王公”,在权和理发生矛盾时,“从道不从君”。他们以理想和道德为旗帜,具有很强的批判意识。秦始皇自命为开天辟地以来第一帝王,岂能容忍士人的批评?他自以为超越了古代的圣王,对以往的历史不屑一顾。而诸儒却偏偏要他“师古”,在他看来,这无疑是对他的权威和功德的蔑视。“焚书”与“坑儒”便是权与理的第一次大冲突。一时间,权压倒了理。朝堂上不准论理,不容文化,理和文化就会转向民间秘密传播。有的士人冒着杀头的危险,把书藏起来;也有如伏生这样的老夫子把整部整部的文献默记于心中。
士是民意之喉舌,士的舆论不仅反映着民心的向背,而且还能对民意因势利导。秦始皇晚年既不知民心之可用,又不知民心之可惧,自以为从刀光剑影中杀出来的天下,也能用刀剑治理。对帝王来说,刀剑当然是最重要的工具,但仅仅依靠刀剑,却难以保持长治久安。且不说禁绝百家、以吏为师,从根本上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堵塞了对事物进行探索的道路,扼杀了文化的发展。就是从自己的统治考虑,也应当博采众议,积极纳谏。但焚书坑儒的结果却完全堵塞了言路,导致下情不能上达,上意只能趋迎,政治必然就会出现故障。“沙丘之变”二世矫诏窃柄,庙堂之上赵高指鹿为马,这些虽不能说是必然的,也是难以避免的。当陈胜、吴广点燃起义的烈火时,二世召见群臣,臣下都噤若寒蝉,不敢如实上报。深谙二世心理的叔孙通奏言:“此特群盗鼠窃狗盗,何足置之齿牙间!”二世大悦。作为社会喉舌的士人或不合作,或缄口不语,或信口撒谎,秦不亡何待?
“焚书坑儒”是一次文化厄运,也是秦王朝为自己提前举行的一次殉葬礼。它留下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启示:失士者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