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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大道当风
《史记》——始记于庶民百姓的企盼
本篇涉及的是《史记》前四卷的内容。这段历史囊括五帝和夏商周若干年代,太遥远也太古老了,古老得有语言没有文字,有文字没有纸张,古老得这段历史只能从父亲、从爷爷、从祖祖辈辈的嘴里流传。但看得出来,司马迁不仅是凭史料,更是凭灵感写了这段历史。他循着上帝的心思,表达庶民百姓的企盼。百姓拥戴贤德君王,他便用刀笔对其礼赞;百姓痛恨荒淫暴君,他便用刀笔对其鞭挞;百姓赞誉忠良大臣,他便用刀笔对其褒扬。一句话,是司马先生挥洒刀笔,书写着庶民百姓心理王国的理念追求。
“显贵”——通往皇宫的必由之路
司马迁用刀笔刻下的《史记》告诉后人:皇帝,尤其是在位时间长的皇帝,都具有与常人不同的“显贵”之怪异,且这种怪异多表现在他娘怀胎时或怀胎后的娘肚子里。司马迁似乎要说明这样的道理,皇帝并非凡人凡胎,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因而他从天上降落到人间的时候,要闹点动静,以告诉天下子民:我来了。这到底是皇帝本身真有的怪异,抑或是庶民百姓嘴里传出来的怪异?我们不妨循着历史发展的轨迹,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开始,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刀笔刻下的线索.去探个究竟。
神算——司马迁的刀笔神话
谋略家通常以“事尚未发,律已在握”而显示其惊人骇世的神算本事。领袖人物则通过对神算的实际运作,而显示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本事。司马迁在《史记》中大量记述了帝王将相、谋士高人及庶民百姓对一些尚未发生,或已经发生而扑朔迷离难以预见结果的事件,进行精确预测的神算本领。如果单就神算看神算,看出来的就不是神算,而是神话。但如果将《史记》认认真真读下来,就不难看出,所谓神算,其实就是司马迁的一种高明写作艺术。
相术——认知规律的另类诠释
相术,是一个古老的怪胎。它伴随着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美女艳妓的沉浮而显示其存在的价值,成了古老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成了古代造神运动的得力帮凶。久而久之,它像庄稼地里长出的野草一样,占有一席之地。时至今日,它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角角落落,扭曲地表明着它的存在,不时地在一定的地域范围,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散落在《史记》中的相术,星星落落像幽灵一样时隐时现,不时登台作祟。但史学巨匠司马迁的刀笔,对它做了认知规律的另类诠释。
迷信——皇帝的梦幻追求
主宰天下苍生的皇帝,其尊严,其权势,其威风,其享受,天下第一。因而追求长生不死,以永葆其至尊地位,便成了他们至高无上的梦幻追求。为了这种虚无缥缈的追求,有的皇帝像被铁链拴住脖子的猴一样被人耍弄。牵着这铁链的,通常是一帮巫婆、神汉、方士。他们用极其低劣的胡说八道耍弄皇帝,用皇帝傻乎乎的上当受骗牟取私利。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巫婆、神汉、方士的行骗与皇帝的被骗。就在这种骗与被骗的描述中,史学巨匠司马迁对唯物论这个哲学的基石,做了极其深刻而又生动的解释。
皇后——朝廷的政治羁绊
有皇帝,就有皇后。在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塞进皇帝三宫六院的成群美女中,谁能最终登上皇后的位置,则不完全取决于皇帝对哪个美女的宠幸程度,而主要取决于谁先替皇帝生出儿子。仅此还不够,虽然按照我国古代的传统惯性,后宫嫔妃中第一个生出儿子的立为皇后,长子立为太子,但能否最终站在皇后或太子的位置上,则取决于后宫嫔妃在宫廷斗争中使用的手腕。延续皇帝生命和皇权的核心是儿子,生出儿子并被确立为太子的女人,无疑是皇帝的生命和皇权欲望得以延续的功臣,也就无疑将成为朝廷的政治羁绊。
后官——溅血的政治旋涡
后宫,是皇帝用来安置皇后、嫔妃的宫殿。后宫美女成群,普天之下的年轻女子,只要漂亮,都有可能被选进后宫。后宫所有的女人全属于皇帝一人。皇帝的儿子,全是后宫美女所生。接替皇位的太子产生于后宫美女所生的成群皇子之中,于是,卖弄姿色和使用媚术争取皇帝的宠幸,生出儿子并想方设法将儿子推到太子的位置,聚焦着成群的后宫美女母仪天下的政治欲望。于是,后宫这个由美女的欲望所搅起的政治旋涡,飞溅出来的不是浪花,而是鲜血!
皇亲国戚——附着在皇权上的毒瘤
在司马迁的刀笔之下,皇亲国戚是一个阶层,一个从皇权上生长出来的毒瘤。因为一个“皇”字,而使得这个阶层没有享受不到的特权,没有不敢做的事情;还是因为一个“皇”字,而使得朝廷的朝纲对这个阶层少有约束甚至没有约束。天下苍生仰视这个阶层,习惯这个阶层,甚至容忍这个阶层,是因为一个“皇”字;天下苍生鄙视这个阶层,痛恨这个阶层,进而奋起推翻这个阶层,还是因为一个“皇”字。
战将一政局变换的祭品
《史记》所记述的那段历史,除刘邦建立汉朝后得到一段时间的喘息外,其余的几乎就是战乱史。春秋战国时期,多战而无义战,战火几乎烤炙着春秋战国的年年月月。秦王朝在秦始皇两腿一蹬后,顿时战火纷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广阔的中国大地几乎没有不被战火席卷的土地。就是在西汉稍稍喘息的时期,也不时在《史记》的字里行间看到刀光剑影。战争是一所大学,愈是残酷的战争,愈能培养出彪炳史册的战将。但因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因而一批批战将几乎都成了政坛变换的祭品。腐儒——糟蹋儒学的罪魁
儒学,是战国时期百花争艳中最绚丽的一朵。创立这一学说的孔丘,其君臣、父子、夫妻的一套秩序理论,至今仍闪烁着道德的光芒;其不偏不倚的中庸学说,至今仍昭示着辩证法的真谛;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劝导,至今仍像长者对后生的循循善诱。孔丘所创立的儒学,是鲜活的。孔丘的儿子死后,是他动员儿媳再找个婆家。虽然儒学是一种趋于保守的学说,但不失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落在司马迁刀笔之下的儒者,倒是闪烁着耀眼的光彩,而落在司马迁刀笔之下的腐儒,却不时散发着霉变的腐味。司马迁这样告诉我们:是腐儒们糟践了儒学。
文人——古老风流的始作者
历史,不能没有文学艺术。即便是春秋战国那样战火纷飞的年代,文学艺术仍根植于战火,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文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历史的讴歌者。人们喜欢真实的历史,也喜欢生动的历史。文人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无法在更广阔的范围、更重要的岗位创造更大的历史真实,但他们有能力把真实的历史变得更生动、更鲜活。真实而枯燥的历史,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变成了无韵之《离骚》,在他的刀笔之下,文学艺术的生动烘托着历史的生动,用文学艺术反映历史的文人,谱写了古老的风流篇章。
侠客——笑傲江湖的正版解读
侠客,在历史的殿堂里,是一种形象,一种讲义气而不顾身家性命的形象,一种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履行承诺的形象,一种武功高强、不苟言笑、劫富济贫的形象。官府排斥侠客,是因为侠客常常构成对官府管理社会能力的蔑视,而无论多么无能的官府,都容不得一个侠客对一个庞大官僚机构的蔑视。庶民百姓赞美侠客,是因为侠客行侠仗义,能为弱小群体鸣不平,小小百姓想办而办不到的事情,常常能从侠客身上找到寄托,甚至实现愿望。司马迁的《史记》告诉我们,侠客是一种社会产物。社会稳定,侠客就销声匿迹,社会不稳定,侠客就应运而生。在司马迁的刀笔之下,侠客的品位虽有不同,但他们的行为方式表明,只有他们才能做出笑傲江湖的正版解读。
法治——社会进步的艰难反弹
法治,是社会文明进化的标志,也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途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法治常常以社会进化的艰难反弹而偶有表现,人治则始终处于牢固的主宰地位。皇帝金口玉言,说什么就是什么,无须经过讨论、经过检验、经过论证,省去了许多复杂的环节,来得直接,来得痛快,也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意志和权威。可社会文明进化的步伐,就被耽搁在金口玉言之下,搁浅在一个人的意志和权威之上。司马迁的《史记》告诉我们,再开明的君主,也无法超越自己知识的局限、情感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法律在专制的封建社会,只能是皇帝的婢女,永远都得不到自己的主导地位。
无为而治——战乱喘息的呼唤
治理国家采取不作为的方式是不可想象的。偌大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诸多事务,哪一项都等闲不得,若放手不管,国家非乱不可,人民必将陷于灾祸之中。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连年战乱平息之后,人民群众在连年颠沛流离结束以后,统治者在进行利益分配的同时,采取无为而治的治国方法,不失为一着好棋。因为国家需要喘息,人民需要喘息,经济的复苏、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就植根于国家和人民的喘息之中。司马迁的《史记》这样告诉我们:对于统治者来说,无为而治的本质是不扰民,而只要不扰民,无为即有为。
陷阱——古人别样的智谋
谋略、运筹,属于大人物。因为大人物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同是大人物,为了各自国家或集团的利益,研究谋划出的战略图谋,乃至战役陷阱,没有孰是孰非之分,也没有光明正大和阴暗狠毒之分,而只有高明与低下之分。但人与人之间,因为官位和利益之争,就另当别论了。司马迁的《史记》记叙了我国战国时期一些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高深莫测的战略谋划和花样翻新的陷阱设计,把古人的智慧推向极致。但司马迁的刀笔,对人与人之间因权势之争、名利之争而展开的智谋之争,还是用高明的写作技巧,把褒或贬诉诸字里行间。
纳忠言——帝王品格的超越
听入劝,吃饱饭,这是凡人的处世哲学。平民百姓之间的你来我往,不能我行我素,需要在人们的劝说中做出妥协,做出让步,做出融通。帝王不同,天下唯其独尊,他们可以天马行空,任我独行。但怎么说帝王也是血肉之躯,也有七情六欲,也食人间烟火。既是凡人凡胎,其智商,就不可能高不可比,其智慧,就不可能涵盖苍穹。因而,听取臣僚的意见,甚至从庶民百姓中汲取治国安邦的政治营养,是不可或缺的。司马迁刀笔下的《史记》,对帝王是否接受劝谏的不同情况做了大量描写,他告诉我们,一位杰出而有作为的皇帝,必以其从谏如流而超越其自身的品格。
说实话——公心支撑的正气
说实话,是做人的一大美德。但说实话很难,难就难在实话难听,君王不爱听,听了不高兴,甚至听了发怒,要砍人的脑袋。君王不爱听实话可以理解,因为实话说不出赞誉,说不出“拍马屁”,而只能说出存在的问题、可怕的现状、潜在的隐患和危险。臣僚不敢说实话也可以理解,因为说实话惹得君王不高兴,要丢官,要毁家,甚至要掉脑袋。而不说实话和不听实话更可怕,轻则误事,重则误国,最现实的危害则是败坏社会风气。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用史实对说实话与否进行了赞颂和鞭挞。他告诉我们,说实话,必须用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支撑起做人的浩然正气。
肃贪——皇帝一个人的保卫战
贪污贪占、腐败腐化,是皇亲国戚和各级官吏的专利。皇帝用不着贪腐,整个天下都是他的,他想怎么腐化便能怎么腐化,想如何奢侈便能如何奢侈。皇亲国戚已经分得了本属于皇帝的利益,再用贪腐来捞取不行,皇帝要呵斥他们;各级官吏已经享受了朝廷的俸禄,想利用手中的权柄去捞取更不行,皇帝要惩治他们。司马迁的刀笔告诉我们,肃贪,是皇帝一个人的保卫战,不用依据法律,也不用建立机制,更不用庶民百姓参与,他手握至高无上的权柄,想什么时候开战就什么时候开战,想怎么战斗就怎么战斗。
少数民族——共创远古文明的炎黄祖先
盘古开天地以后,发源于黄河流域的炎黄祖先,从黄河出发,走向广阔且荒蛮的华夏各地,开垦放牧,繁衍生息,养育后代,从最原始的起点,推动着华夏的发展,创造了远古文明。在大自然年复一年的造化下,走向各地的炎黄祖先,形成了各自的生活习性,形成了各自的语言和文字,也圈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司马迁的《史记》告诉我们,共创远古文明的华夏祖先,因为山重水阔而间疏了沟通和交流,因为生活习性的不同而产生了鸿沟甚至歧视,因为各自利益而发生过争斗甚至战争。但毕竟是源于黄河并出发于黄河的,一家人走到哪里都是一家人,永不更改的是同血同脉,同祖同根。
厚德——《史记》高举的一面旗帜
德,是做人的根本。德行,决定着做人的质量。中国人尊崇优良品行,其实质,是对美好社会、美好人生、美好生活的追求。君王主国之大事,其品行优良与否,通常在是否勤政爱民的治国安邦上得到体现。臣僚和各级官吏受地位、职权的限制,其品德可以在是否恪尽职守上得以体现,但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政治斗争的权衡、选择上。司马迁刀笔之下的《史记》,以推崇厚德为己任,从真实的史实记叙入手,以厚德与缺德作为评判标准,甄别臣僚的言行,高高举起了尊崇优良品德的旗帜。无论是正面赞誉、反面鞭挞,还是侧面评点,司马迁都把厚德聚集在《史记》的灵魂处,读来使人连贯酣畅,浩气陡增。
司马迁——智慧人格的刀笔塑造
人民用生存创造历史,司马迁用刀笔创造历史。无论是用生存还是用刀笔创造历史,都得付出智慧,付出艰辛,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所不同的是,用生存创造历史的是人民,不是单个人,用刀笔创造历史的是单个人,而不是人民。并非什么人都可以用刀笔创造历史。纷繁复杂的浩瀚历史中,有倒转乾坤的海啸、暗流、旋涡,也有把太阳高高托起的浪花。如何从历史的海洋中抓住最本质、最精华的东西,如何用最精确的文字把最真实的历史记载下来,这不仅需要渊博的学识,更需要超人的智慧和高尚的品格。《史记》证明:司马迁用刀笔刻写历史,用刀笔托起了高尚的、智慧的人格。
大道当风
刘小放
剑仁的厚厚两大卷样稿送来,嘱我看看,因患过眼疾,读大部头确有点发憷,只想溜溜是了。谁想,读了开头,就不想放下,竟一气读完。读之诵之,其文若行云流水,时而潺潺像湲湲,时而激流湍急,起伏跌宕,醒人耳目,不仅给了我少有的阅读愉悦,更给了我深深的启迪和震撼。
好一个傅剑仁,不愧为潇湘之子!他以湘人之灵慧,之疏狂,之辛辣,之浩然,以独到的目光,重新诠释、剖析了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令我鲜活、灵动地领略到这部伟大经典的深邃的魅力。
大道当风!大音希声!这是一部视点新颖、宏识高标的史文化大散文。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剑仁就对《史记》情有独钟,并对这部洋洋五十二万言的伟大经典通读、透读,下过苦功,并相继写作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剑仁为什么盯住《史记》欲罢不能?这是因为《史记》太深厚了,那个时代太混茫了,对于政治、军事、文化有着异常禀赋的剑仁来说,他不深入其中并探个究竟才怪呢。
历代称扬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兼伟大的文学家,因为他用毕生的精力写作了一部不朽的《史记》。《史记》既是史书,又是文学作品。作为史书,杨雄和班固肯定它的“实录”精神;作为文学作品和文史两兼的作品,章学诚推誉它与(《离骚》为“千古之致也”。鲁迅赞美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剑仁长期沉浸、徜徉于其中,去感悟太史公的理念和追求,在历史的深海中去采掘民族精神的珠贝。
司马迁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发愤而作”。在古代阶级社会,总有进步落后之争,进步文人往往受排挤,遭陷害,这就使他们一方面不能施展自己的怀抱与才华报效国家,另一方面在一定深度上认识到社会的不平和人民的苦难,从而使他们以描述自己的真实见闻来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震撼人心的优秀之作,大
多是“发愤之所为作”。李白说“哀怨起骚人”,韩愈云“不平则鸣”,欧阳修曰“穷者而后工”,都是对司马迁“发愤而作”理念的弘扬和拓展。司马迁及其《史记》所辐射的这种高迈气韵,更使傅剑仁意绪难平,并驱使他在《史记》的矿脉里,开掘、熔炼历史潜层里的贵金属。
是的,剑仁以现实的目光和敏锐的洞察力,把一条沉寂的历史古河激活了。他用理性的梳子,从《史记》这部大书里,梳理出二十一条“线索”;打破时空的界限,归纳不同的专题,继而展开独到的解读,瞻望遥领,喷薄而出……在那皇权统治的链条上,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善美的、邪恶的,纵横交织,组合成一面面历史的镜子。难能可贵的是,剑仁在繁复的历史皱褶里,找出了一串属于他自己的视点,比如“纳忠言”、“说实话”、“肃贪”、“法治”、“战将”、“腐儒”、“陷阱”、“厚德”等等。这些话题看似平淡无奇,然而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均为安民治国之大道,闪现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气象。
在傅剑仁身上,有着鲜明的军人气质、文人情怀。正气、正义、正直,与他的文章、文风、文气,一脉相承。时代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对国家的命运和民族前途的热切关注,使他在研读司马迁的((史记》中,找到了精神的契合点和释放点,也使他对中国古典散文做了最睿智的理解和发扬。宏观着墨炼意,微观落墨写人。用剑仁之刀笔,对皇宫内外、达官显贵、将军武夫、文人墨客、番邦异域、草民侠客、男男女女、社会百态做出了富有历史意蕴和人性光彩的刻画和解读。当他写到历史上他喜欢的军人(如李广、李陵等)、文人(如司马相如、东方朔等)时,总压抑不住笔下的激隋,文字元气饱满、鲜活灵动、畅快淋漓、一唱三叹……
至此,我要回过头说说剑仁了。谁也说不清他是如何在繁复多变的生活环境里磨砺了自己的“刀笔”。
掐指算来,我与剑仁相识已四十年矣,当时我已胡子拉碴,而剑仁还是一个不满十八岁的“湖南伢子”,其情其景恍如昨日。那还是“文革”时期,我们同在某野战部队政治部电影组里服役,政治部还设有报道组、批判组、宣传队、创作组,所以会聚来一些文化“精英”,也是当时的一些“愤青”。在这些人中剑仁是小老弟,是当然的“小傅”。
部队不仅是一座“熔炉”,也是锤炼思想风骨的基石。那群富有“文气”的战友,后来各领风骚,分别成为将军、学者、诗人、作家、画家、影视家……也算是星光闪闪,称得上这个野战部队的一个文化景观了。在这里我禁不住要开列一些战友的鼎鼎大名:陈鹤徐、杨延欣、关纪新、吴延明、周德元、姜中雄、何光耀、朱保林、刘小放、王三槐、鲁守平、赵立山、简明、刘松林、汪帆……扩而大之,还有军旅大诗人、散文家朱增泉将军,其中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有七八位之多。正是在这个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的文化气场里,剑仁之剑亦磨砺出独异的光彩。
更有幸的是,剑仁有机会赴天津师范学院读书,获得一次难得的淬砺。他毕业归来后,更加成熟,给我的印象是:小伙子清爽俊朗,如玉树临风。每每路过宣传队,总招来那些女兵们的顾盼,而小傅从来是“意”无反顾、昂首而过。正是小傅的这种昂首而过,成就了他以后的事业。
剑仁出身湖南农家,三湘大地丰厚的文脉,给了他质朴的风骨和奋发的毅力。他首先是个文化人,文化使他在仕途上始终淡定;他又是个真正的军人,军人使他在关键时刻行事果敢。正当他在部队年轻气盛,如日中天,而立之年已成为师级干部,上级要调他进京时,他却毅然放弃,后又毅然转业到地方。当然,一次次“放弃”,也是他一次次的“获得”。剑仁一直重任在身,是纯粹的业余写作,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竟然创作出版了二百多万言的文学作品,并先后获得全国、省部级的多种文学奖项,实乃奇绩。这就是说,傅剑仁不似某些官员所谓“官阁”体的著书立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有精神高度的作家。我认为,他在当代文坛的“围棋”盘上,算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九段高手。这部大作,应是他从政生涯的“收官”之作吧。
剑仁者,剑胆仁心,潇湘之骄子也!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