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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满的”,还要“满满的”(序)
体制和政策与需求和供给/资本市场与企业发展/我国国际战略思想及其最新发展/创造性思维与企业运作/合约理论构架阐析/自生能力、经济学和经济转型/跨国公司竞争力战略/中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在“计划”中管理成长/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与发展/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历史前进的动力/
“中外名家系列讲座”百期讲座目录
不仅是“满的”,还要“满满的”(序)
以《星星点点》为名出版了“中外名家系列讲座”集粹之一后,不少朋友说他们特别喜欢其中的点评与问答。很显然,那“特别喜欢”言之恳切,说不上是对别的一概贬斥,但因其“特别”,便有惟一性或排他性,总不可能对此对彼都一样“特别”,否则也就无所谓“特别”了。而在本书中,作为支柱、主体,甚至根本性的,乃是名家们主讲内容,要说“特别喜欢”,本当言此才是。那么,何以不然?莫非还是“看热闹”乎?!
名家是一种稀缺资源,能那么源源不断地为“中外名家系列讲座”所配置,实在幸甚矣哉!名家,亦可称之为一种广度,旷达、阔远,那灵性那智识那满腹经纶……使之目光四射、触类旁通,不仅辐射广,而且覆盖广,总能让近之者少一些目迷心盲。比如那晚请任继愈老先生亲临讲授,他是拄着拐杖来的。而联系人告诉说,前几个月第一次见他时,哪有拄拐杖这事?声音依然清朗,思辨依然广大。他说“只关心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得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还说“所谓历史的前进就是通过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使之出现一个新的结果”……你听得出其中的底蕴、其中的积累、其中的风骨,然而终究已是八九十岁的高龄了,谁能说这讲座不是其至尊气度的投影?甚至还多了一层驻留或铭记的意义呢?这样的名家、这样的主讲内容收放自如,心驰浮华之外,总能划亮尘世,给人以鼓舞,难道我们还不该怀有特别的谢忱或热忱吗?
正如常人与常人之间有千差万别一样,名家们也各有不同的份量、不同的社会公认度。因此,在普遍应予的尊敬之外,倘有个别的追星般的迷恋亦无妨。比如,张五常教授,纵然可以千般品评、万般论说,而一旦在现场直接面对,其气度、其敏锐、其功底、其透彻……形成一种近乎无敌的征服力,一般人大多得暗自掂量掂量自已姓甚名谁的。然而,例外总有,却由一位号称“跟踪”张教授由来已久、被其文字“整整激动了15年”的普通青年给出。在挤满听者的钓鱼台大酒店多功能厅里,他迫不及待地在问答时间第一位“发难”,而且直率得可爱。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张教授“卸责”,“否则,经济学不会是今天这个面貌。”他进而分析了两个很有道理的原因,言他人之未言,一针见血;更有甚者,最后竟毫不遮掩地直言说从最近连载的《经济解释》看,已透出您有衰竭之相“。虽然友善,但真够狠的,哪有一点客气?然而,且看张教授答问也依然敏锐、透彻没有一丝尴尬或不悦反倒以率真对率真,说了不少动情话,成了那晚最有戏剧性的一幕,也成了系列讲座开办至今最动人的神来之笔。假如这是一种“热闹”,谁不爱看?甚至“特别喜欢”又何妨?
名家,一般问不倒;倘能问倒,一定精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彭教授没有被问倒,尽管他夫人风趣地提示现场的听众“千万不要害羞,要非常放松,用非常随意的方式向他提问题。大家一定要在今晚让他度过‘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开讲第一人的刘吉教授没有被问倒,儒雅博学的熊光楷副总长没有被问倒,立论高远的许嘉璐副委员长没有被问倒,谨言慎语的史美伦副主席没有被问倒,才思超迈的姜昆、樊纲、林毅夫等名家都未曾被问倒。然而,这也一样精彩,能够被问或被答,即使均在“看热闹”的视野内,一来一去,多所涉猎,又落墨不多,读之快捷,时而如湖波荡漾,时而如火花撞射,未尝不可“特别喜欢”!更何况,“风过有声皆竹韵,月明无处不花香”,所有问答都基于名家们的长篇主讲,是由此延伸出来的。因此,赞赏或肯定前者,自然也在相当程度上赞赏或肯定了后者,只不过前者在用时简省、形式活泼等方面更具有争夺“眼球”,争夺注意力的比较优势罢了。
尽管如此,作为本书即“中外名家系列讲座”集粹之二的序言结尾,我还是特别期待有更多的读者去“特别喜欢”名家们主讲的内容——那里浓缩着名家们经年历久、有的甚至是倾其终生的专门思考,展示着更为系统的独到探索功独创思想之美,成就着更大规模的人格形式,实乃世风浇漓之今日为神思煌跃或向往神思煌跃者们独自寄情的最佳处所——诚如每次讲座现场的听众不仅是“满的”,还要“满满的”一样。
力图彻底摆脱愚昧、征战贫困的中华民族,从未像今天这样更需要思想与思想者!
写于2002年月日2月25日圣诞夜
“崩溃论”与中国经济(片断)
一作为转型经济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中国经济其实面临两大系列问题,其一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就是发展问题,比如“三农”、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法制不健全,腐败问题等等;其二是所有转型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即体制改革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计划控制、政府审批、政府体制、法律结构问题等等。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银行坏帐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通病,东欧一些国家的银行坏帐与我们几乎一模一样。再比如在俄罗斯注册一家私有企业,仅公章就要盖800到1000个。俄罗斯搞了多年自由经济至今仍未发展起来,原因可见一斑。而最近的一个报道说我国青海省的一个地方办同样的事,需要盖公章115个,从这一点说,我们已经先进了十倍。
两大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再加上13亿人口和宽广的地域,使得中国许多问题堪称世界之最。银行坏帐是世界之最,失业、就业人口也是世界之最。迄今为止,我们已有25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下岗。如此大的规模不出事才叫怪事,没出大事就是伟大成就。
这么大的问题,决定了中国的问题不可能短期解决。我们的改革已经过去了20多年,今后还需20年、30年甚至50年。我曾说过,中国若能用70年时间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比起欧美国家用三四百年才建立起市场经济仍是伟大的成就。这些问题要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渐得到解决。
有了长期的观念,我们就可以冷静对待和分析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中国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实行改革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也恰恰因为这两类问题交织在一起。俄罗斯、东欧等其它转型国家则不同,在改革之初它们已实现高度工业化、高度国有化,90%以上人口是国有企业职工,几乎100%的人口享受社会福利。而中国改革之初还基本属于农业社会,80%为农业人口,人均GTP只有100美元左右,享受社会福利的人不超过20%,这反而使我们的改革相对容易些。其原因就在于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就像分割一块蛋糕,前苏联、东欧是在蛋糕不再增长的情况下重新划分比例,这就构成尖锐的利益冲突;而中国是在蛋糕增长的过程中实行改革,每一块蛋糕都在增长,没有绝对缩小,因此利益冲突相对缓和一些。中国经济能实现渐进式平衡增长,恰恰因为中国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会有很多问题,但是有希望在增长中得以解决。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体制改革,这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本身体制的成长, 也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其二是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贫困落后问题,实现经济的发展。两者交织在一起肯定会出现许多难题,这也就成为“崩溃论”者的依据。这些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怎样找寻到正确的策略、方法来解决呢?很值得我们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