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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艺术想象的权力完全建立在观察与体验的基础之上，通过塑造层次分明生动可感的人物群像把文学与历史组织在一起并最终使文学超越历史走向自己的形态和本质，使《红日》的创作顺利地避开了两难的境地，为中国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及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可资借鉴的范本。《红日》的成功是可能而又必然的，它的最真实可贵的创作冲动完全来自客观生活的激发，来自同样真实自然的心灵的渴望。这使《红日》的创作动机完全排除了主题先行的可能而达到了纯粹的文学性质。作为军人，作者吴强曾亲历了历史及小说中的涟水撤退的孟良崮战役，伟大的战争奇迹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使他在陶醉于战役胜利喜悦中的同时，便产生了把这一历史的进程与奇迹表达出来的欲望，这一欲望永久地埋在了他的心底，不管是以后的行军打仗还是和平生活，都未使这一欲望中断（对此，吴强在总结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曾有过明确的表白）。而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生活阅历，则又不断地强化这一欲望，因而，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及准备，《红日》的创作，遂成为一种现实而可能的事情。如果说，纯粹的创作动机使《红日》获取了成功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体验来塑造一个人物形象群，则显示了作者通于艺术规律的非凡才能。要表现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表现出人民军队的气魄与力量，表现一个必然性的巨大的历史结构，单单靠几个人物形象和几个开阔的场景是难以奏效的。作者史无前例地以一个军作为基本表现的形象单位，以军长的形象为核心展开一个庞大的人物群像体系，正对应了历史的结构和气势，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匠心。而作为形象塑造本身，《红日》也显示出了独创性的贡献。首先，《红日》开了塑造我军高级指挥员形象的先例，并使这一先例完全暴露在日常性生活阳光中，不带任何英雄式的神秘气息。比如军长沈振新和副军长梁波就是两个各具气质的指挥员形象。沈振新英武、坚毅、果断，对部下既爱护又严格，对敌人则极其仇视与轻蔑，在威严庄重的外表下，又有着一个重感情、讲信义的内心世界。副军长梁波与沈振新的威严稳健相反，他开朗活泼，粗声大气，富有幽默感但又不失政治家与军事家的风度。这种对形象的处理，无疑使人物富有生活气息，亲切感人，这就拉近了读者阅读与作者经验的距离，增强了作品的表现与感染力。其次，《红日》大胆地塑造了反面人物形象，并使之性格化，显示了艺术开创的又一成就。在作品里，作者一反当时把反面人物类型化、脸谱化的文学时尚，深入地挖掘了反面人物的灵魂，把艺术之笔探入这些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给他们在作品结构中以独立自律的形象地位。比如张灵甫，在作品中，他既有骄横狂妄的一面，又有一定的军事指挥素质与才能的一面；既有色厉内荏的本质，又有尽忠尽节的所谓“忠诚”的行迹；既有凶残专断的性格，义有爱面子讲感情的品质。这样的反面人物形象，于当代革命军事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此外，《红日》也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叙事才能。《红日》有意使用了高度浓缩的散文化语言，追求节奏的跳荡，以空白和省略的手法接续人物语言，使得文体呈现出轻快简便、干净利索的风格，从而保证了读者阅读免于负累于语言的要求，使阅读本身变成了一件真正愉悦的工作。显然，没有高度的文学感知与接受素养，是很难有此成就的。凡此种种，《红日》在各方面都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及创作提供了切实的可供思考的信息，对于她的深入领会与研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无疑，那将是愉悦的富有意味的工作。
1946年深秋，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开始向我解放区疯狂进攻，华东解放军沈振新所部一个军奋起抗击，经过苦战，我军被迫撤退，北上山东，实施战略转移。作战的失利，撤离熟悉的家园，使部队的思想一时处于一种压抑茫然的状态。军长沈振新的心情和战士们一样沉重，他坐卧不安，暴怒无常，对敌人的愤恨以及对失利的懊恼，使这位一贯勇敢善战的将领一时竟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与生活状态。他渴望有朝一日能与七十四师再度交手，一决雌雄。部队进入山东北部休整待命，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增强战斗力。整训后，军情激奋，部队战斗情绪处于十分饱满高昂的状态。同时，蒋介石也下了最后的决心，向华东解放区全面进攻，步步进逼，妄图以优势兵力，把华东三十万解放军压迫在山东狭长的沂蒙山区，以最后决战。而我华东解放军司令部经过精密部署，决心分批吃掉敌人，打开敌包围的缺口，让敌人计划彻底破产。战略反攻的目标首先确立在对以莱芜为中心及附近吐丝口地区敌李仙洲部的包围上。沈振新的部队遂由南向北参战。经过急行军，部队准时按预定时间接近了吐丝口，与友邻部队一起完成了对李仙洲部五万余人的包围。莱芜大战打响了，在三十里长的战线上，我军向敌人发动了势不可挡的进攻。沈振新军迅速攻占了吐丝口敌外围阵地，但敌凭借坚固的地堡工事及精良装备，负隅顽抗，与我军纠缠，双方一时处于僵持状态。这时，华东解放军司令员陈毅直接指示沈振新，要求快速解决吐丝口战斗。关键时刻，沈振新把作为预备队的刘胜、陈坚的“老虎团”调往前沿，组成一支突击力量，冲破敌火力网，插入吐丝口心腹地区，消灭敌指挥所。在我炮火的支援下，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向前突进，很快突破了敌几道防线，直接攻到了敌师指挥所前。敌师长何莽见大势已去，仓惶化装逃走，被神枪手王茂生发现，生擒活捉。吐丝口失守，迫使李仙洲下决心突围，但在进入我军的伏击圈后，敌人溃不成军，很快丧失了战斗力，李仙洲也被活捉。莱芜大战，不到三天时间，歼敌五万六千余人，瓦解了敌对我的压迫围攻。蒋介石非常震怒，飞抵济南，亲自督战，妄图再次拿出王牌军七十四师，以之作为核心和中坚，再次向山东的战略要点沂蒙山区进行新的进攻，诱逼我与之决战。敌人的行动很快被我军钳住，经过研究，决定对单兵冒进的七十四师进行包围，坚决消灭之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敌师长张灵甫是蒋介石亲自栽培的忠实部下，他骄横专断，以为自己装备精良，又有和蒋介石的亲密关系，因而并未意识到眼下的危机，他信心百倍地以孟良崮一带为据守中心，妄图以“中间开花”的形式，配合敌其他部队歼灭我华东主力部队。与此同时，沈振新部接到了命令，从鲁南星夜兼程赶往沂蒙山区，参加会战。整个部队从上至下，斗志昂扬，和七十四师一比高下以报涟水之仇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刘胜、陈坚团率先赶到了垛庄，消灭了同期到达垛庄的一个敌辎重部队后，又抢占了垛庄和孟良崮之间的一个重要高地，对敌形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包围七十四师的口袋进一步收缩，战斗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沈振新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刘胜陈坚的部队首先攻上了山腰，与敌展开了肉搏争夺战。战斗异常残酷激烈，凶恶的敌人顽固效忠张灵甫，拒不投降，以期抓取任何一线获胜得救的希望。沈振新的部队发扬了高度的牺牲精神，拚命向前，决不后退半步。在挽救危机的关头，团长刘胜壮烈牺牲。刘胜的牺牲进一步激怒了战士们的情绪，终于攻占了孟良崮敌最主要的阵地玉皇顶。沈振新决定以陈坚的团固守玉皇顶，以有利地形对敌实施打击，同时又派出精干小部队，从绝壁悬崖上踏出一条路来，直捣敌人的指挥机关。小分队在杨军等的带领下，机智勇敢地接近了张灵甫的巢穴，与洞外及洞里的敌人展开了血肉拚杀，在激烈交战中，张灵甫被乱弹击毙。失去了指挥的敌人，见败局已定，纷纷弃枪投降。骄横一世的七十四师至此终于全军覆没，孟良崮的主峰上飘扬起了我军胜利的旗帜。
吴强，当代著名小说家。曾用笔名吴蔷、叶如桐。1910年2月生于江苏涟水县一贫苦家庭。在极其艰苦条件下由小学、中学而读至大学，此间曾几度辍学，做过酒店学徒和小学教师。青年时期爱好文学，学生时代曾在报刊上发表散文、特写及短篇小说。1933年春，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在皖南参加新四军，在部队文化宣传部门工作，先后担任过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干事、科长及纵队、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建国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52年转业至地方，先后任华东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1990年4月10日，病逝于上海。吴强三四十年代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激流下》、《三战三捷》（与宋洁合作）；散文《夜行》、《老黑马》、《英雄的业绩》（后改名《淮海前线记事》）；独幕话剧《一条战线》、《激变》及三幕话剧《繁昌之战》和《丁赞亭》（后改名《逮捕》）。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大型战役，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生活素材。从1946年起开始酝酿《红日》的创作，1952年秋写好了《红日》的故事梗概和人物表，1953和1954年，作为《红日》的创作准备，先后写了中篇小说《他高高举起雪亮的小马枪》及《养马的人》。1957年创作出版了代表作《红日》。70年代末，创作了优秀短篇小说《灵魂的搏斗》及长篇小说《堡垒》。此外，尚有60年代出版的文艺评论集《文化生活》和小说散文合集《心潮集》等。
修订本序言
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在我们住村口头，我看到从山上抬来的张灵甫的尸体，躺在一块门板上。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从去年秋末冬初，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进攻涟水城，我军在经过苦战以后，撤出了阵地，北上山东，经过二月莱芜大捷，到七十四师的被消灭和张灵甫死于孟良崮，正好是一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后来，我有过把这个故事编织起来写成文章的想头。差不多日里、夜里、风里、雨里，都要行军打仗，就是战后休整，也很少空闲。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不打仗的时候，常常比打仗的时候还要忙，哪里还有工夫和心情写什么文章。大概是两个月以后，在夜渡朐河的时候，连写好的几十页笔记和收集来的一点资料，如几张七十四师的《士兵报》也丢掉了。
不知是什么缘故，笔下写不成，心里却老是想写，有时候，竟打起腹稿来，仿佛着了迷似的。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里，部队住在厦门岛上，战事基本结束了。可能是看到了大海的波澜，我便理起了已往的断断续续的思绪，打算真的动起笔来。可是，种种顾虑，挡住我的去路。到三年以后的春天，才硬着头皮写好了故事梗概和人物详表。由于缺乏那么一股干劲，使得我在创作道路上步子走得很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不但从脚步慢到停脚不前，而且下决心不干这件自不量力的重活了。在别人，可能早就写了出来，而我呢，直到又一个三年以后的春天，才以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开步走。虽说酝酿、思考的时间比较长，又有那么现成的很富有文学意味和戏剧性的故事骨骼，作为进一步进行艺术结构的依托，自己又是在这个战斗历程里生活过来的，心里自也有了一点数，自认还不是轻率从事，但把那么一个战斗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总还觉得是在干着一件冒险的事情。
我曾经多次反复地考虑过，并且具体地设想过：不管战争史实，完全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自编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免得受到史实的限制。也许是我的艺术魄力太小，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都是战争艺术中的精品、杰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这两个艺术品上焕发着耀目的光华色泽。就是我军受了挫折的涟水战役，到后来，也起了成功之母的积极作用。我珍爱它们，我觉得文学有义务表现它们。我又认为，透过这些血火斗争的史迹，描写、雕塑人物，既可以有
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写了光彩的战斗历程，又写了人物。看来，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战史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作品的许多具体内容、情节、人物活动，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
这样写法，历次战役的基本情势和过程，不能不是有根有据的真情实事，而故事里的种种细节，则可以由作者自由设计、虚构。因而写到我军的野战军领导、指挥人员如陈毅司令、粟裕副司令，敌人的高级将领如李仙洲、张灵甫等，便用了真姓名。敌我两方的大多数人员和人民群众，就由作者给他们起了名字。如我军方面的沈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陈坚、杨军、华静、阿菊、葛成富，敌人方面的何莽、张小甫，等等。在写作过程里，我感觉文学赋予我的创作上的自由权利，我是充分享受和使用了的。史实不但没有限制和束缚我，反而支持和方便了我，使我能够沿着一条轨道，比较顺利地走完了这一段写作路程。
的确，我感到吃力、紧张。有时候，心跳得厉害，有时候，夜不成眠。睡到深夜，忽然梦中醒来，想起了一个什么情节，或者对已经写好的字句，觉得需要进行补充、修改，便从床上披衣而起，扭亮了灯，又临时写了一点，是有过好多次的。自然也跟大家一样，我更多的感觉是欢乐和幸福，特别是在这本书终于脱稿以后。毛病总是有的，我自己深深知道，以我自身的条件，写这样的作品是不相称的，以这样的宝贵历史题材，作为我写作的实验的对象，我感到简直是一种罪过。直到现在，书已出版了两年，我的心情，还常常觉得沉重、不安。但是，我也快乐，我觉得历史、生活，今天的时代、社会，给了我极其优厚的待遇，哺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能够享受到写成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的幸福。
我感激我们的党，领导了胜利的革命战争，又给了我通过文学形式再现战争生活的机会和条件，并且在我写作过程中，殷切地母亲般地关心我，经常地给我既原则又具体的种种指点。我感激打败了强敌的那些革命的人民、人民战士和勇敢的、高尚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像沈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石东根、杨军、秦守本、张华峰、王茂生、安兆丰、张德来……华静、黎青、姚月琴、钱阿菊、葛老大娘、张老大娘、阿菊的干娘余老大娘，等等。他们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创造了辉煌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在生活里感动过我，以他们的卓越的行为、品德影响过我，而又被我当作了书里的主人公和写作对象。对于他们，我又十分惭愧，因为我在雕塑他们的形象的工作上，有时候，显得手不应心，有时候，连心也显得愚钝，因而使我的工作成效，远未能达到我所想象的和许多人所期望的那种地步。我写了敌人，其中着重地写了一个张灵甫。张灵甫这个匪徒，是反动头子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健将，有丰富的反革命战争的经验、才智。他猖狂已极，反动透顶。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他率领他的七十四师直下淮南、淮北，两次进攻涟水城，在莱芜战役里，李仙洲当了俘虏和李仙洲的五万多人马被歼灭的悲惨教训，他竟傲然拒绝接受，胆敢深入沂蒙山区的我军腹地。在孟良崮被歼就戮，自然是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应得的结果。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我在他的身上，特意地多费了一些笔墨。有人说，写敌人应当写得狠一点，以显得我们的英雄人物的本领更高。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其实，我们的敌人本就是又狠又毒，并且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我们只须按照真实的面貌去再现他们，也就够了。譬如对张灵甫和吐丝口战斗里逃走了的那个何莽，能说我在描绘他们的形象上，作了多大的夸张?是我有意把他们写得狠了一点?多年的战争历史教育了我们：对于我们的敌人，应当蔑视却又必须重视。我想，在我们的作品里，一旦要他们出现，就要对他们着意地真实地描写，把他们当作活人，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绝不能将他们轻轻放过。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有人这样说。我写了爱情，但我不是把爱情作为主题的。在客观生活里，爱情有份，战争的时候也不例外。生活里有爱情，就可以写爱情，当然是对的。生活里有爱情，忽略它，不写它，那也未为不可。写，不写，听作者自由抉择，这在我动笔以前，就理解到的。我在这两者中间徘徊过。大概是由于听到有些人说过写军队、写战争就不能写爱情，有些人说过紧张、艰苦的斗争里，哪有人谈爱情之类的话，想证明一下事实不是那样，把战争时期的生活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表示写战争生活的同时，也不妨
写点爱情生活，我便描画了沈振新与黎青、梁波与华静、杨军与钱阿菊他们之间的一些生活中的微波细浪。既然写了，也就只得写了。“经一事，长一智”，事后检视一下，在这个方面的破绽，也许比别的方面要明显一些。我觉得，我确是没有写得恰到好处。有多写了几笔之处，有写得不大合乎人物当时所处的情况之处，也有，可以这样写，而我那样写了。就全书全文来说，涉及爱情生活的分量，虽不算多，但还可以再少一些。为了回答好些同志的关注，便补救了一下，在前次和这次的版本里，对这一部分，都作了一些改动。
在作品的其他方面，也还有我所难以避免的和可以避免的败笔，不一一细说了。
这本书出版前后，关心我的同志们，曾给我许多帮助，提供有关资料，提过很多宝贵的意见，对我这本书的写成和进行修改、加工、今后的创作活动上，都有莫大益处。
一九四九年是难忘的奠定革命基业的一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觉十年了。
十年来，风展红旗，激流滚滚，六亿五千万勤劳勇敢的人民迈步直前。哪个方面都在经过火热的斗争之后，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就像十年以前的莱芜、孟良崮、辽沈、平津、延安、淮海等等伟大的胜利的战斗那样。
我们的心情舒畅，我们的生活多彩而幸福。
看到美好的今天，嘹望更美好的明天，我不禁想起了在风里、雨里、炮火纷飞里苦战恶斗的昨天，更不禁想起了那些勇敢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战士。
记住昨天的战斗生活，对于我，是永远的，只要还在活着的时候，都是必要的。因为它已经给了我、今后还将给我以前进的力量。
为的表白一下心情，更为了纪念伟大的建国十年，说了上面一些话，并作为这次修订本的序言。
吴强
一九五九年五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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